一直在奔跑
2003-10
中国文联出版社
熊育群
无
熊育群，1962年端午生于湖南汩罗，1983年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工程师。现为羊城晚报主任编辑。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获冰心文学奖、中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等多种文学奖。作品散见于全国各报刊及选集。出版有诗集《三只眼睛》散文集《随花而起》长篇作品《西藏的感动》、《灵地西藏》、《走不完的西藏》彩色摄影集《探险西藏》等8部作品。曾与作品两次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序目录栖居乡村，追寻生活的陌生化 ——作宋帏少功对话一个知识分子的旅行与写作 ——作家张承志对话莫言的两个下午 ——作家莫言特写文学：走过先锋之后 ——作家余华对话写作：从一个词到一部小说 ——作家叶兆言对话让人疼痛的抒写 ——作家阎连科对话文坛黑马湘军风流 ——作家王跃文、何顿、何立伟、 彭见明。阎真、龙长吟对话中国作家：谁能跨过世纪门槛 ——与《齐人物论》、《改写记忆》作者对话带着痛楚穿行都市的言说者 ——与评论家葛红兵谈女性打工族小说指挥席上的谭盾 ——音乐家谭盾特写我一直在奔跑 ——音乐家谭盾对话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 ——画家黄永玉对话光与形创造的东方意境 ——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画家朱德群对话溪山积彩 辉映东西 ——旅德画家萧瀚对话是鬼亦似仙 一怒桃花水 ——画家宋雨桂对话后记
书摘 熊育群：你从海口跑到八景来，按你的逻辑是顺乎自然的，但你的行为本身在别人看来却是过激的。 韩少功：如果把一个人的迁移，从海口搬到这里来，为此大惊小怪，恰恰证明了现代人的文明观出了问题。美国人乡里都有房子，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 熊育群：美国那种是度假式的，据我了解，你是以村民自居，是与村民打成一片的生活状态，这是不一样的。 韩少功：我们认为现代化就是都市化，就是宾馆化，我们认为改革的英雄都出现在五星级宾馆里，这是正常的，如果这个人出现在穷乡僻壤就是不正常的，这正好说明我们对现代文明一个非常片面的看法。 熊育群：不是你有问题，而是别人有问题。 韩少功：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幸福生活，最简单地讲，什么叫幸福生活呢?我想，作为一个物质的人来讲，首先，阳光、空气、水，这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生命体，一棵草，一条狗，一个人来讲，对它最重要的是阳光、空气、水。工资是一千元钱还是一万元钱也是重要的，但它不是第一重要的。阳光、空气、水构成一个生命最重要的条件，而现在我这个地方的阳光、空气、水是最优指标，为什么追求这样的幸福就变得不可理解呢?为什么现代人都要放弃非常美好的东西而去忍受污水、废气，这就是现代化吗?在这里，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绿色食品。前几天来了一个美国教授，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他讲，你的生活太奢侈了。他说，在美国，天天吃这种绿色食品，没有公害污染的食品，一般中产阶级是做不到的。那种专卖绿色食品的是非常贵族化的商店，中产阶级很难进去。你用矿泉水冲厕所，这是非常奢侈的。现代化应该包含这样的内容，虽然不是财富的内容，但不是把空气、阳光、水和绿色食品都排除在我们幸福生活之外来考虑。第二个，什么叫现代化?还有人的精神的愉快，要自由、自住，要与周围关系和谐。人作为一个生活的主体来讲，不能成为一个生活的主人，只是一台受人控制的工作机器，这对人的精神状态是有害的，它给人更多的不自由，更多的不放松。 熊育群：你现在的生活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生活有区别吗? 韩少功：首先是陶当时来讲，他躲进深山，是个失意的官僚，失意的文人，带有某种被迫放逐、自我放逐，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状态，根本没有任何人迫害我，我不存在一个官场失意的情况。 熊育群：从你的内心世界来说，对于现实世界的回避，是否也有它同样消极思想情感的一面? 韩少功：我对某些城市文明社会上的某些东西采取屏蔽态度，如果这也叫消极，也可以讲是。 熊育群：是不是你现在过这种生活，但你的思想还是积极人世的? 韩少功：对!我觉得我非常关心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没有陶渊明式的怨天尤人，我在这里很快活，我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适当的平衡，因为人本身有这样的功能，不能切断它的某个功能，让它符合我们现代中的某一个模式，这是反人性的。 熊育群：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与生命体悟有关吗? 韩少功：应该有关系，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一直有。大概在1985年出的《诱惑》一书中，在后记里我就表达过这种愿望：十几年后，我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现在我不讲。那时就到八景来过，当时我的朋友就住在乡政府。 熊育群：我带了一本《生命的热情何在》，是高更写的大溪地的生活。他是印象派后期的画家，他去大溪地是因为对生活对生命彻底迷失了，他要摆脱那样的文明，他认为是腐朽的，他要以土著原始朴实的文明洗空自己脑中的一切，重获一种宁静。正是这样，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度。他去之前，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艺术去大溪地。你的行为虽与他不一样，但有某些可比之处。先就社会而言，物欲横流，精神沦丧，文学处于边缘化，文人大都感到了痛苦和迷惘。你说没有高更的那种迷失，但是不是有他一样的艺术创作上的想法? 韩少功：没有，我没有那么伟大。我觉得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明显或不明显都会对创作产生影响。 在历史人物遗迹处来读他的事迹感觉特别不一样。譬如最近去了徐锡麟故居，就非常感动。那里有大时代的豪气、有对民族对世界那种匹夫有责的气概，它是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 在家里坐着读是一种滋味，到了现场读又大大不一样。在当地，有时还能读懂一些在书斋读不懂的地方。譬如白居易的《琶琵行》。弹琵琶的女子的船，在九江外的长江边停泊，白居易诗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从小就读这首诗，并不在意“浮梁”二字。到了这里才明白浮梁的著名。原来有一条从赣东北的茶山发源，穿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河，叫昌河。浮梁是昌河边上著名的集镇。琵琶女的丈夫，把他妻子放在长江边的船上等着，他自己从湖口进鄱阳湖，然后进昌河口，逆水到达浮梁。这是商人走的路线，更是历史脚步的路线。 至今浮梁是一个茶叶集散地，昌河也至今是瓷器、茶叶、高岭土运进鄱阳湖再行远销的主要通道。一句诗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东西，譬如茶叶贩卖、流通，它的季节性，买茶的时间，最好是茶叶季节中不那么贵的几天。诗中讲到“枫叶荻花秋瑟瑟”，那是一个秋日。正是商人们追逐的，低价和新茶兼顾的季节。所以有做人重利轻情的，有动情下笔如神的。 这个季节你到浮梁去，街上任何一个小铺子里，你说我要茶，几乎所有看铺子的女孩第一句话都说：“新茶还没有上来!”那时读后感才算确立。站在浮梁街头，心中不由得对自居易敬服之极。 前年专程去了广东与江西交界的梅岭，归来我写了散文《水路越梅关》。这也是一次简单的发现，但发现的只是一句话：从广州南海到北京之间，居然全部交通都是水路，只有梅岭上下八十里，是山路。 这么简单的结论，我没有读过。这条南北大动脉的命名，应该叫梅关道。它从广东南雄码头下船，爬梅岭八十里到江西的大庾，也是过去的东浦。 文天祥被捕后，也是从这里押上船，顺赣江，进鄱阳湖，出湖口，顺长江，直到南京进入运河，到扬州，一直到了北京。几年前，我走过好几段北方的运河，又从南京的镇江、扬州到台儿庄，我想把运河的道理看清楚。但文化和地理太辽阔了，没有发现时人很苦恼。但只要坚持下去，早晚会有收获，会有看通了的感觉。中国的梅岭道延长了运河动脉，其实与京广线是一回事。这样长距离的道路，应该有天险艰难，但它只有八十里梅关。 梅关并不险峻。它用黑卵石修的路，至今能看出南宋、元初的遗风。大体没有被破坏。在梅关的那天遇上大雨，湿透的我，心中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觉。但是，这感觉不是从地理书里读出来的，而是从文天祥的诗里读出来的。伟大的诗人不仅以命殉国，而且在诗中留下了一篇“水路解”一一条水路的解释。我感到双重的震动，一方面是诗，一方面是地理。揭破的学问让人更感觉诗的可信。那是一种感情的可信，一种深深的说不清的文化的可信。文天祥的诗可信，不仅由于他的忠诚，诗的背后，藏着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理解。这种感觉不走出书斋是永远得不到的。 这些还是我不太熟悉的南方的例子，若在中国西北，例子就更多了。所以旅行不是旅游，一种真正的人生长旅，对一个知识分子是极其重要的。不是说某种类型的作家知识分子可以这样，另种类型的作家知识分子可以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不能缺少一方。还没有谈到与当地的民众的感情交流，说到那些话更多了。 他在说着从前的自己——上个世纪中叶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村小孩。我抓着尼康相机，想定格他某个瞬间的影像。我的脑子里却是红高梁地里那个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男人，那个在高梁地里狂奔，踩倒一片高梁，把一个走过高梁地的女子压在身子下面的男人。十几年前银幕上的那些形象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还记得去那家军区礼堂看《红高梁》的情形。张艺谋因这部电影一炮而红。原著者莫言也是这个时候引起社会关注的。这种豪气干云的人物，与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正说着的那个显得多少有点野的孩子与这个坐得很端正的人，是同一个人吗?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村男孩，突然闯进莫言的家，这个正在接受我采访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他现在正在怀念着他—那个时间深处的孩子，一个不可能再出现的孩子。 “文革”中的农村我感到了一种狂欢，有如西方的嘉年华的那种集体狂欢：锣鼓喧天，宣传车上大喇叭播放着悠美的《浏阳河》，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会儿是红卫兵团部，一会儿又是鲁迅战斗队来了。武斗像小孩子打架一样热闹。而且我们家旁边就住着生产建设兵团，每星期放一场露天电影，周围十几个村的孩子都跑来看，青岛人能看到多少电影，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就能看到多少电影……当年当兵因家庭成份不好，颇费周折，很多人嫉妒，当时就想走得越远越好，很厌烦，但过了两年，我出差北京顺便回家，一到车站就听到了一间小饭馆里正播放猫腔，顿时百感交集，眼泪都出来了，一下子听到了故乡的声音，闻到了故乡的气息。原来只想逃避，一回来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可能生活两天后又很厌烦。故乡是一个情结，如猫腔能让我如此感动，但外地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是鬼哭狼嚎…… 我边听边扫视着房子，面对我的墙壁上挂了三幅地图：北京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除此之外，白色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室内光线暖昧，木质的家具陈旧、简朴，很好地保持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氛围。两次电话打断，穿着布鞋的莫言起身去卧室接电话，几乎听不到脚步声。 ……
序第一，我喜欢这本书。 第二，为什么喜欢?因为我欣赏这本书的这种写法。 第三，虽然，我对这本书里画家、音乐家有些隔膜，但在他笔下出现的一些作家，应该说，我是都有一点或浅或深的了解。因为这其中，有的是朋友，有的不怎么熟悉，或见过两面，或素昧平生，可他们的作品，我是曾经拜读过的，就是所谓的文字之交了。因此，再次与作者一起审视这些了解的文坛中人，便多了一份相距甚近的亲切感情。 熊育群的这种写法，我欣赏。他对这些作家，作品，以及所涉及到的文学主张，很多的看法和想法，我也是很赞同的。所以，这本书我感兴趣，我想很多读者也会感到兴趣。 最初，当书中的一些篇章，在报纸上陆陆续续披露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本书，一本值得保存的读物。我与熊育群通过电话，知道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谈得很契合。无论如何，报纸的副刊，版面有限，往往不能全文刊出，必须割爱若干章节。这对作者、读者而言，都是遗憾之事。现在，很好，出版家识货，读者也支持，于是结集出版。看来，与我抱同样心情，希望一窥全貌者，大有人在。 我认为，熊育群，作为一个记者，对于文学、对于艺术所发出来的这些声音，值得倾听。因为他既具有非职业评论家的自在之气，无拘束，很放松；也表现出非圈子中人的生猛之气，少顾忌，多率直。这和我们看惯了四平八稳的，理论权威的官式文章；面面俱到，合乎规范的评论文字，是不大相同的，有一种新鲜感。也和我们见得太多的，那些捧场的，炒作的，哄抬物价的，有偿服务的，好话连篇的，高帽子乱戴的，纯属于商业运作的当代文学评论，绝无共同之处，更多的是一种真实感。 这真，这新，只有熊育群这样站要圈子外，关注圈子里的记者，无挂无碍，无欲无求，才能做得到。其实，我与这位年青朋友相识甚晚，但一见如故。记不得是他背了一个背包，到欧洲转了一趟回来，路过北京，还是他作为副刊编辑，专程跑到北京来组稿。总之，他那孔武有力的外部形象，和他文字中精细耕耘的内心状态，对人的分寸周到，礼貌谦逊，和写文章时的慷慨陈词，直言无讳。使我想起前人将宋代的苏轼和柳永，也就是对宋词豪放与婉约两大派别的譬喻。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 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 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 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宋·俞文豹《吹剑录》) 我认为，精神上丰富多彩，写作上多面出击的熊育群，以记者的敏锐，以关注文学的热情，写出这本书来，也是自在料中之事。细节的观察，大处的把握，形象的文字，充沛的感情，便是这本书的特色。我也稍稍了解，这其中，有些被访者，是很内敛的，是不大容易使其剖露心胸的，然而，都经不住熊育群的长于采访的功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挺佩服他的本事。 其实，记者兼职文学，作家兼职记者，是太常见的事情。我记得爱伦堡说过，战争一打响以后，司令部就该需要作家上前线，作战地采访了。这就是说，每一个行当，有其长，必有其短，甚至，其强项有可能正是其弱项。记者以其职业本能，迅速抓住报道的重点，新闻性，时效性，是当记者的特长。但是，镜头感，形象感，却是作家最擅长的表现手段。所以，作家来写记者要写的事件，记者来写作家关注的题材，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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