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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奔跑

熊育群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3-10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

熊育群  

Tag标签:

无  

作者简介

熊育群,1962年端午生于湖南汩罗,1983年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工程师。现为羊城晚报主任编辑。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获冰心文学奖、中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等多种文学奖。作品散见于全国各报刊及选集。出版有诗集《三只眼睛》散文集《随花而起》长篇作品《西藏的感动》、《灵地西藏》、《走不完的西藏》彩色摄影集《探险西藏》等8部作品。曾与作品两次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书籍目录

序目录栖居乡村,追寻生活的陌生化 ——作宋帏少功对话一个知识分子的旅行与写作 ——作家张承志对话莫言的两个下午 ——作家莫言特写文学:走过先锋之后 ——作家余华对话写作:从一个词到一部小说 ——作家叶兆言对话让人疼痛的抒写 ——作家阎连科对话文坛黑马湘军风流 ——作家王跃文、何顿、何立伟、 彭见明。阎真、龙长吟对话中国作家:谁能跨过世纪门槛 ——与《齐人物论》、《改写记忆》作者对话带着痛楚穿行都市的言说者 ——与评论家葛红兵谈女性打工族小说指挥席上的谭盾 ——音乐家谭盾特写我一直在奔跑 ——音乐家谭盾对话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 ——画家黄永玉对话光与形创造的东方意境 ——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画家朱德群对话溪山积彩 辉映东西 ——旅德画家萧瀚对话是鬼亦似仙 一怒桃花水 ——画家宋雨桂对话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熊育群:你从海口跑到八景来,按你的逻辑是顺乎自然的,但你的行为本身在别人看来却是过激的。 韩少功:如果把一个人的迁移,从海口搬到这里来,为此大惊小怪,恰恰证明了现代人的文明观出了问题。美国人乡里都有房子,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 熊育群:美国那种是度假式的,据我了解,你是以村民自居,是与村民打成一片的生活状态,这是不一样的。 韩少功:我们认为现代化就是都市化,就是宾馆化,我们认为改革的英雄都出现在五星级宾馆里,这是正常的,如果这个人出现在穷乡僻壤就是不正常的,这正好说明我们对现代文明一个非常片面的看法。 熊育群:不是你有问题,而是别人有问题。 韩少功: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幸福生活,最简单地讲,什么叫幸福生活呢?我想,作为一个物质的人来讲,首先,阳光、空气、水,这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生命体,一棵草,一条狗,一个人来讲,对它最重要的是阳光、空气、水。工资是一千元钱还是一万元钱也是重要的,但它不是第一重要的。阳光、空气、水构成一个生命最重要的条件,而现在我这个地方的阳光、空气、水是最优指标,为什么追求这样的幸福就变得不可理解呢?为什么现代人都要放弃非常美好的东西而去忍受污水、废气,这就是现代化吗?在这里,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绿色食品。前几天来了一个美国教授,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他讲,你的生活太奢侈了。他说,在美国,天天吃这种绿色食品,没有公害污染的食品,一般中产阶级是做不到的。那种专卖绿色食品的是非常贵族化的商店,中产阶级很难进去。你用矿泉水冲厕所,这是非常奢侈的。现代化应该包含这样的内容,虽然不是财富的内容,但不是把空气、阳光、水和绿色食品都排除在我们幸福生活之外来考虑。第二个,什么叫现代化?还有人的精神的愉快,要自由、自住,要与周围关系和谐。人作为一个生活的主体来讲,不能成为一个生活的主人,只是一台受人控制的工作机器,这对人的精神状态是有害的,它给人更多的不自由,更多的不放松。 熊育群:你现在的生活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生活有区别吗? 韩少功:首先是陶当时来讲,他躲进深山,是个失意的官僚,失意的文人,带有某种被迫放逐、自我放逐,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状态,根本没有任何人迫害我,我不存在一个官场失意的情况。 熊育群:从你的内心世界来说,对于现实世界的回避,是否也有它同样消极思想情感的一面? 韩少功:我对某些城市文明社会上的某些东西采取屏蔽态度,如果这也叫消极,也可以讲是。 熊育群:是不是你现在过这种生活,但你的思想还是积极人世的? 韩少功:对!我觉得我非常关心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没有陶渊明式的怨天尤人,我在这里很快活,我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适当的平衡,因为人本身有这样的功能,不能切断它的某个功能,让它符合我们现代中的某一个模式,这是反人性的。 熊育群: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与生命体悟有关吗? 韩少功:应该有关系,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一直有。大概在1985年出的《诱惑》一书中,在后记里我就表达过这种愿望:十几年后,我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现在我不讲。那时就到八景来过,当时我的朋友就住在乡政府。 熊育群:我带了一本《生命的热情何在》,是高更写的大溪地的生活。他是印象派后期的画家,他去大溪地是因为对生活对生命彻底迷失了,他要摆脱那样的文明,他认为是腐朽的,他要以土著原始朴实的文明洗空自己脑中的一切,重获一种宁静。正是这样,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度。他去之前,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艺术去大溪地。你的行为虽与他不一样,但有某些可比之处。先就社会而言,物欲横流,精神沦丧,文学处于边缘化,文人大都感到了痛苦和迷惘。你说没有高更的那种迷失,但是不是有他一样的艺术创作上的想法? 韩少功:没有,我没有那么伟大。我觉得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明显或不明显都会对创作产生影响。 在历史人物遗迹处来读他的事迹感觉特别不一样。譬如最近去了徐锡麟故居,就非常感动。那里有大时代的豪气、有对民族对世界那种匹夫有责的气概,它是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 在家里坐着读是一种滋味,到了现场读又大大不一样。在当地,有时还能读懂一些在书斋读不懂的地方。譬如白居易的《琶琵行》。弹琵琶的女子的船,在九江外的长江边停泊,白居易诗中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从小就读这首诗,并不在意“浮梁”二字。到了这里才明白浮梁的著名。原来有一条从赣东北的茶山发源,穿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河,叫昌河。浮梁是昌河边上著名的集镇。琵琶女的丈夫,把他妻子放在长江边的船上等着,他自己从湖口进鄱阳湖,然后进昌河口,逆水到达浮梁。这是商人走的路线,更是历史脚步的路线。 至今浮梁是一个茶叶集散地,昌河也至今是瓷器、茶叶、高岭土运进鄱阳湖再行远销的主要通道。一句诗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东西,譬如茶叶贩卖、流通,它的季节性,买茶的时间,最好是茶叶季节中不那么贵的几天。诗中讲到“枫叶荻花秋瑟瑟”,那是一个秋日。正是商人们追逐的,低价和新茶兼顾的季节。所以有做人重利轻情的,有动情下笔如神的。 这个季节你到浮梁去,街上任何一个小铺子里,你说我要茶,几乎所有看铺子的女孩第一句话都说:“新茶还没有上来!”那时读后感才算确立。站在浮梁街头,心中不由得对自居易敬服之极。 前年专程去了广东与江西交界的梅岭,归来我写了散文《水路越梅关》。这也是一次简单的发现,但发现的只是一句话:从广州南海到北京之间,居然全部交通都是水路,只有梅岭上下八十里,是山路。 这么简单的结论,我没有读过。这条南北大动脉的命名,应该叫梅关道。它从广东南雄码头下船,爬梅岭八十里到江西的大庾,也是过去的东浦。 文天祥被捕后,也是从这里押上船,顺赣江,进鄱阳湖,出湖口,顺长江,直到南京进入运河,到扬州,一直到了北京。几年前,我走过好几段北方的运河,又从南京的镇江、扬州到台儿庄,我想把运河的道理看清楚。但文化和地理太辽阔了,没有发现时人很苦恼。但只要坚持下去,早晚会有收获,会有看通了的感觉。中国的梅岭道延长了运河动脉,其实与京广线是一回事。这样长距离的道路,应该有天险艰难,但它只有八十里梅关。 梅关并不险峻。它用黑卵石修的路,至今能看出南宋、元初的遗风。大体没有被破坏。在梅关的那天遇上大雨,湿透的我,心中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觉。但是,这感觉不是从地理书里读出来的,而是从文天祥的诗里读出来的。伟大的诗人不仅以命殉国,而且在诗中留下了一篇“水路解”一一条水路的解释。我感到双重的震动,一方面是诗,一方面是地理。揭破的学问让人更感觉诗的可信。那是一种感情的可信,一种深深的说不清的文化的可信。文天祥的诗可信,不仅由于他的忠诚,诗的背后,藏着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理解。这种感觉不走出书斋是永远得不到的。 这些还是我不太熟悉的南方的例子,若在中国西北,例子就更多了。所以旅行不是旅游,一种真正的人生长旅,对一个知识分子是极其重要的。不是说某种类型的作家知识分子可以这样,另种类型的作家知识分子可以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不能缺少一方。还没有谈到与当地的民众的感情交流,说到那些话更多了。 他在说着从前的自己——上个世纪中叶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村小孩。我抓着尼康相机,想定格他某个瞬间的影像。我的脑子里却是红高梁地里那个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男人,那个在高梁地里狂奔,踩倒一片高梁,把一个走过高梁地的女子压在身子下面的男人。十几年前银幕上的那些形象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还记得去那家军区礼堂看《红高梁》的情形。张艺谋因这部电影一炮而红。原著者莫言也是这个时候引起社会关注的。这种豪气干云的人物,与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正说着的那个显得多少有点野的孩子与这个坐得很端正的人,是同一个人吗?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村男孩,突然闯进莫言的家,这个正在接受我采访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他现在正在怀念着他—那个时间深处的孩子,一个不可能再出现的孩子。 “文革”中的农村我感到了一种狂欢,有如西方的嘉年华的那种集体狂欢:锣鼓喧天,宣传车上大喇叭播放着悠美的《浏阳河》,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会儿是红卫兵团部,一会儿又是鲁迅战斗队来了。武斗像小孩子打架一样热闹。而且我们家旁边就住着生产建设兵团,每星期放一场露天电影,周围十几个村的孩子都跑来看,青岛人能看到多少电影,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就能看到多少电影……当年当兵因家庭成份不好,颇费周折,很多人嫉妒,当时就想走得越远越好,很厌烦,但过了两年,我出差北京顺便回家,一到车站就听到了一间小饭馆里正播放猫腔,顿时百感交集,眼泪都出来了,一下子听到了故乡的声音,闻到了故乡的气息。原来只想逃避,一回来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可能生活两天后又很厌烦。故乡是一个情结,如猫腔能让我如此感动,但外地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是鬼哭狼嚎…… 我边听边扫视着房子,面对我的墙壁上挂了三幅地图:北京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除此之外,白色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室内光线暖昧,木质的家具陈旧、简朴,很好地保持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氛围。两次电话打断,穿着布鞋的莫言起身去卧室接电话,几乎听不到脚步声。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第一,我喜欢这本书。 第二,为什么喜欢?因为我欣赏这本书的这种写法。 第三,虽然,我对这本书里画家、音乐家有些隔膜,但在他笔下出现的一些作家,应该说,我是都有一点或浅或深的了解。因为这其中,有的是朋友,有的不怎么熟悉,或见过两面,或素昧平生,可他们的作品,我是曾经拜读过的,就是所谓的文字之交了。因此,再次与作者一起审视这些了解的文坛中人,便多了一份相距甚近的亲切感情。 熊育群的这种写法,我欣赏。他对这些作家,作品,以及所涉及到的文学主张,很多的看法和想法,我也是很赞同的。所以,这本书我感兴趣,我想很多读者也会感到兴趣。 最初,当书中的一些篇章,在报纸上陆陆续续披露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本书,一本值得保存的读物。我与熊育群通过电话,知道他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谈得很契合。无论如何,报纸的副刊,版面有限,往往不能全文刊出,必须割爱若干章节。这对作者、读者而言,都是遗憾之事。现在,很好,出版家识货,读者也支持,于是结集出版。看来,与我抱同样心情,希望一窥全貌者,大有人在。 我认为,熊育群,作为一个记者,对于文学、对于艺术所发出来的这些声音,值得倾听。因为他既具有非职业评论家的自在之气,无拘束,很放松;也表现出非圈子中人的生猛之气,少顾忌,多率直。这和我们看惯了四平八稳的,理论权威的官式文章;面面俱到,合乎规范的评论文字,是不大相同的,有一种新鲜感。也和我们见得太多的,那些捧场的,炒作的,哄抬物价的,有偿服务的,好话连篇的,高帽子乱戴的,纯属于商业运作的当代文学评论,绝无共同之处,更多的是一种真实感。 这真,这新,只有熊育群这样站要圈子外,关注圈子里的记者,无挂无碍,无欲无求,才能做得到。其实,我与这位年青朋友相识甚晚,但一见如故。记不得是他背了一个背包,到欧洲转了一趟回来,路过北京,还是他作为副刊编辑,专程跑到北京来组稿。总之,他那孔武有力的外部形象,和他文字中精细耕耘的内心状态,对人的分寸周到,礼貌谦逊,和写文章时的慷慨陈词,直言无讳。使我想起前人将宋代的苏轼和柳永,也就是对宋词豪放与婉约两大派别的譬喻。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 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 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 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宋·俞文豹《吹剑录》) 我认为,精神上丰富多彩,写作上多面出击的熊育群,以记者的敏锐,以关注文学的热情,写出这本书来,也是自在料中之事。细节的观察,大处的把握,形象的文字,充沛的感情,便是这本书的特色。我也稍稍了解,这其中,有些被访者,是很内敛的,是不大容易使其剖露心胸的,然而,都经不住熊育群的长于采访的功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挺佩服他的本事。 其实,记者兼职文学,作家兼职记者,是太常见的事情。我记得爱伦堡说过,战争一打响以后,司令部就该需要作家上前线,作战地采访了。这就是说,每一个行当,有其长,必有其短,甚至,其强项有可能正是其弱项。记者以其职业本能,迅速抓住报道的重点,新闻性,时效性,是当记者的特长。但是,镜头感,形象感,却是作家最擅长的表现手段。所以,作家来写记者要写的事件,记者来写作家关注的题材,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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