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2004-0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鸣
无
相传，世界上有一眼神奇的生命泉，它清澈甘甜，能去病强身，让人永葆青春，它从地底涌出，在地表的某处不急不徐地流淌，人闪发现生命泉后，纷纷赶去分享，领受它的恩泽，后来，所在地的权贵在生命泉的周围树起的栅栏，并在门上安了锁，他们严格管那些前去求水的人并索取酬谢，这种做法违背了生命泉的本性，泉水逐渐失去了生命活力并慢慢地枯竭，生命泉开努在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涌流，但是那些占有者并浊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他们仍垄断着那个泉源，靠想象中的神奇之水牟利。终于有一些人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开始四处寻找新的泉源。
人类的历史不断重复着上述的故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做个教书匠。在教书之余喜欢写点东西，发表论文、学术随笔百余篇。另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等小说，有朋友将部分发表在读书上的随笔结集，名为《直截了当的独白》。
写在前面的话读史况弹 财富，模糊的边界 “省官不如省事” ——教议王妥石变法的历史教训 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 关于辫于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旧医，还是中医？ ——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也谈“黄宗定律”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由“新政”谈起 映在一个普通人历史里的肘代 ——一份50年前的入党志愿书的解读 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绸人”的膈膜与历艾的迷雾 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乡下人的革命性 “行政分权”话古今随感涂鸦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 ——平江庙会、路公纽织的走马观花 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冶”其实浪漫不起来 ——答姚洋先生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红色“桃花源”的解渎 ——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 衙门了+大学公司化=洋务企业 ——高等教育丈跃进语境下行大学改车 读者书与教老书 ——平江私塾私访杂记 乡村冶理与摆平和摆平术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 ——刑讯逼供的西个传统今日谈 另一种的信用危机旅人文踪补白的补白祭坛的残垣 ……
书摘 旧医，还是中医? ——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千“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决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日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有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人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而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而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来自农业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除了出现全国性的灾荒)，但增长速度却慢，而且即使增长，由于政府税收是依靠几乎很难有多少变化的黄册和鱼鳞册来征收的，也很难反映到税收上。因此，那个时代的政府，基本上是量人为出，每个部门都有固定的款项，也有固定的开支；凡属重大的事务，也都有固定的拨款，比如漕运、河道修缮等等。国家的机动开支很少，一般只准备两项，一是备荒，二是应付战事。比较起来，应付饥荒的储备还算充足，但对付战争的准备就显得相当有限，一旦战事拖得久一点，储备就会告罄，非得挪用它款方可。这种政府财政体制，最害怕的是两种情况，一是突发事件以及额外的开支，二是旷日持久的战事，两者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拆东补西，一系列的财政紧张，一系列的拖欠，多少年都回复不了正常。如果连拆东补西都应付不了，那么只好增加税收，一般是在正税之外再加摊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古代号称君主专制，但皇帝大修宫苑的时候总是会遭来大批的谏章。户部，不，整个官僚体系都紧张得了不得，皇帝意志要想贯彻下去，总是大费周章，当然紧张归紧张，这种开支有时还是非添不可，结果最后还是在摊派上打主意了账。 其实，引起摊派增加的因素还有一个，而且相当重要，这就是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自身的腐败。我这么说，有人是会有异议的，因为总的来说传统时代，特别是明清，国家机构是比较固定的，多少年机构不动，额员不增，引得那时候来中国的传教士们羡慕得紧，回国就夸个没完，害得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华帝国居然是哲人们鼓吹效法的榜样。直到现在，某些外国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古代用最少的行政官员，管理了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有着非常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实际上明清的政府机关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精简，那样的有效率。政府机构虽然正常的额员增加起来较难，新机构的设置更是不多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就不膨胀，人员就不扩张。膨胀的途径一是添设临时机构和人员，像晚清那样，没完没了地设“局”，“委”员(这里的“委”是动词，不过委员一词的确也是从这里来的)。其途径之二，更常见的膨胀情形则是政府属吏的增加。 现在我们有些学者一谈到眼下的政府机构臃肿问题，往往会拿传统时代作比较，说是那时候一个县只有两三个政府官员，而县以下连一个都没有。其实，这样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无疑是实情，但县上的政府官员绝对不可能只有两三个。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制度的人都知道，明清地方基层政府除了正印官之外，还设有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这与中央政府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每房都设置若干司吏、更多的典吏和书手。科考的下等人，但在实际的政务操作中，农民见了他们依然怕得要死，都得尊称他们为“捕翁”和“班翁”。所以，不能说不拿俸禄就不是政府官员。 书吏的额员虽然按理也是有定数的，但实际上远没有“朝廷命官”那样严格，而且书吏薪俸极其微薄，收入主要依靠陋规，他们的膨胀一般不会引起上级政府财政上的问题，所以，每当一个朝代年头久了，整个政权机器开始运转不灵的时候，书吏就会像气吹的一样膨胀起来。衙役就更是如此，他们连工资都没有，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补贴，所以人员的扩张就更方便。一般在正役之外，首先加上“帮役”，然后帮役之外再加“白役”，成十上百地加上去，很快一个县的衙役就会逾千。虽然国家规定衙役法律地位低下，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要靠在土里刨食的情况下，想要不吃苦而且过得好一点，混入政府绝对是个比较好的出路。往往是越是王朝末季，吏治越腐败，赋税越重，因而流离人口也就越多，各种案件也就越多，所以也就有越多的理由添加衙役。而添加的衙役越多，却只能使社会状况更加恶化，形成了解不开的恶性循环。除了书吏和衙役之外，一个衙门里还有正印官自己出钱雇的师爷、长随等人员，虽然是官员自己出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也等于是政府开支。 明清两代，凡这种性质的政府机构膨胀，无论中央机关还是地方政府，从表面上看都不需要增加财政的压力，随便添上亡万个书吏和衙役，户部的账面上也没有什么反映。但是，这些吏和役进入政府，都是要吃饭的，而且还想着吃得比一般人更好一点，没有利益的话，是不会有人拼命地往政府里挤。书吏和衙役吃的都是陋规，人数增加了，或者将陋规增大份额，或者是增添新的陋规，否则就难以安排。这些收入最后当然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头上，直接刮地皮的当然是县里的人，然后层层孝敬，各级政府都添丁进口，皆大欢喜。 我们知道，在未能用数字管理的时代，政府的政务越是繁复，税费征收的环节、次数越是复杂，经手人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实际从数字上看农民交的钱粮是多了，但农民的负担却轻了，因为一条鞭法变繁政为简政，从而减少了官吏的中饱。显然，对于一个日益膨胀的政府内的成员来说，这种现象是不能长期容忍的。为他们的饭碗计，政务只能越来越多，手续必须日见烦琐，让皇帝和上司见了，觉得人人都在忙于公务，辛辛苦苦，劳劳碌碌，似乎只有奖赏的道理，没有责罚的理由。所以，正税之外的摊派和附加无论如何都是要加上去的，不加何以塞众官之口，何以饱属吏之欲?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最后按“黄宗羲定律”演化了下去，当然首先有对后金的战事无穷期的因素，因而引出“辽饷”(后金的女真人在辽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王朝末世的政府膨胀。个中的道理，其实不是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政府把改革已经加入的摊派给忘了，然后再行摊派，实际上是政府希望农民把这一点忘了，或者装作自己忘掉了，摊派才好理直气壮。 ……
书评写在前面的话 记得刚会看书的时候(可能是9岁左右)，我最大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做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随便而且天天地看书，因为在我小时候，我们那儿的图书管理员可以一天天地坐在那里没事干，所有的书都可供他们自由地支配。那时的我有点自闭，说活口吃，很不愿意跟人交流，所以，就是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做图书管理员的确是最合适于我的职业了。 中学毕业因为犯了当时的忌，遭到批判，图书管理员这样的活自然轮不到我，因为那是个轻松的好活，于是被发配下去放猪。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高兴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跟或者少跟人打交道了。当时不仅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做梦也想不到最终我会做教师，然而，后来的后来，我真的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教书匠，而且一千就是几十年。 在大学里做教书匠往往被人称为学者，但南郭先生其实也不少，我自己算不算学者，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又不太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职业是个能说活的职业，上课可以说，下了课也可以说，还可以变成铅字发表，让更多的人看你想说的话。一个人看了些书，想了些事情，当然难免有话要讲，活了若干年纪，经历了若干事情，当然也难免有话要讲，做教书匠的好处就是，当你有话要说的时候，有地方让你说。 我现在的职业比起小时候想做的图书管理员来，面上光了许多，人前人后，人家都尊你为教授什么的。据某些社会学家的统计，这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还排在前几位，国家和学校都在不时地往大学教师群里散点钞票，当年劳体倒挂的牢骚，不知不觉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可是，现在的教授，读书的时间却少了，至少比某些图书管理员还少，然而文章却多了很多，真不知道国家和学校花这么多钱和精力，催出这么多说不清写了什么，也没有人看的文章干什么。从小，大人就教育我，做什么都要对得起付你工资的人；这么多年，我也总是把这话转给我的学生。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一不种地，二不做工，三不参加管理，做点研究，当然要研究点真问题水平实在不高的话，至少要说点实话、真话，也好对得起自己的饭碗，对得起纳税人的钱。 下面的文字，都是近年发表在《读书》、《书城》、《随笔》等杂志上的一些随笔，属于随时有话想说就说出来的零散玩意，拢在一起，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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