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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

范玉刚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08-7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作者:

范玉刚  

页数:

370  

Tag标签:

无  

内容概要

本书对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新中产阶层的形成与诉求和欲望想像,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观念的变迁、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的产业化,甚至与多元文化竞争格局中引发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作了剖析,并结合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文化格局重组的大背景,对当前重要的世界文化思潮和文化价值论以及当前执政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等诸多问题有所论及。 事实上,大众文化的流行已表明它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它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已经渗透到大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如若无视它的事实存在,就会使主流话语在大众层面陷入孤立、僵化以至空白,甚至处于“失语”进而失效的自说自话状态,最终使大众再也听不懂或不再理会主流话语的声音。 “文化研究”实践表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重心既不在美学策略,也不在简单的人文价值评判,而落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上,这种倾向已显现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尽管我们选择以中产阶层为消费主体的大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不表明我们对其趣味的认同,更不是担当辩护人,而是坚持一种批判立场和清醒的理性意识。既要看到它为形成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积累资料和本土文化经验的理论价值;亦要看到它在面对强势文化侵蚀和挑战,大力发展民族特色大众文化,使其在文化相互激荡竞争、文化贸易逆差严峻的境遇下,提升文化竞争力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更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建构刚健清新勇于担当大国责任的“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

范玉刚,1969年生,山东省临邑人,200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山东大学文学院教育部文艺美学中心博士后,中央党校文史部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文化研究。曾出版专著《睿思与歧误》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文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央党校学报》、《人文杂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摘。

书籍目录

序导论 文化研究的全球视野与问题意识 一、缘起与问题意识 二、文化研究:概念与辐辏 三、“文化研究”的内在理路与重新语境化 四、研究范式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错位”第一章 文化的凸显与世界文化思潮 一、全球化作为当下的一种境遇 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三、文化价值论:可能的和可行的第二章 多维文化视野中的大众文化生成 一、大众文化生成的语境 二、当下语境中的“大众”与“大众文化”辨析 三、大众传媒与新型文化媒介人 四、大众文化:现代性的后果第三章 众相斑斓——中国大众文化秀 一、娱乐奇观:从“超女”到“好男儿” 二、色彩斑斓:从“红色”到“杂色”纷呈 三、文化“乱象”:从“大话”到“恶搞” 四、缝合与整容:“韩流”的温情与梦幻 五、快乐地消费:休闲的文化身份 六、下坠与守护:市场化中的文学底线 七、视像与快感:“新美学”的流行与美学何为第四章 大众文化的运作机制与多元竞争格局 一、大众文化的运作逻辑与程式配方 二、命名:大众文化时代 三、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多元互动 四、“先进文化”理念辩证第五章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领导权的重构 一、“霸权”概念的历史性出场 二、大众文化的僭越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 三、文化力量的博弈与文化领导权重构 四、以文化的方式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第六章 中国大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大众文化发展战略 二、大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文化认同与“软实力”的提升 四、中国形象:定位于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结语 “文化研究”的局限与期望参考书目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的凸显与世界文化思潮  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越来越受瞩目,文化的作用不仅被提到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高度,还被普遍界定为人类发展的关键词。以文化为中心的各种思潮如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论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构成了文化研究全球旅行的语境。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人世界”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现实。文化的相互激荡在此语境下愈加剧烈,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可能受到世界文化思潮的影响,如何保有一种全球视野自然成为文化研究挥之不去的底色。  一、全球化作为当下的一种境遇  不管是欢呼还是诅咒全球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全球化就在人们身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网络电子和消费社会显现得尤为突出。就思维而言,全球化已成为当下时代的知识语境,可以不无夸张地说,不仅全球化是当下生存的语境,甚至反全球化也已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虽然全球化最早可溯及15世纪,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球化这一概念才得以广泛应用。在中国,它真正为人们理解可能还要晚些。从文化视角看,全球化话语打破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划分方式,使世界以空间的方式显现,从而更清晰地揭示了欧洲中心主义内部的矛盾,以及现代性的复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甚至多元文化主义也以与此相一致的方式遏制了文化上的差异。”这正是令人担忧、恐惧和批判的,“当我们谈论全球化不断扩展的权力和影响时,我们实际上想到的是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当我们谈到民族、国家的削弱时,我们实际上想的是其他民族、国家的削弱,很可能他们的削弱是因为美国的权力,或者因赞成——合作或有意服从——而削弱,或者因各种残酷的力量和压力而削弱。”面临危险的不仅是民族尊严和民族自豪感,还有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一切其他东西。”美国凭借强势文化正在全球开展文化渗透,试图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由于美国控制着文化输出权和世界文化市场的制高点,它把自身的文化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外输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被迫接受的份。随着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美国凭借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的垄断,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蚀,美国文化以更强的渗透性逐渐蚕食着当地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进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詹姆逊认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是一种商业性的“消费文化”,它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是社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它会侵蚀既定的社会群体,“正是在全球化对特殊意义上的文化的否定和破坏的后果当中——如民族文学被国际或美国的畅销书取代,民族电影工业及其典型的风格被好莱坞摧毁等——人们才能首先明显地看到更深层的、更难以捉摸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日常生活”难以再现和保护。美国的大众文化已构成全球战略(全球经济、政治权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使尽浑身解数胁迫别国减少对本国传媒产品的补贴,降低传媒产品的进口关税。无论是对内松绑还是对外保驾护航,美国政府都旨在确保霸主地位,确保其跨国公司赢得全球市场的主动权。美国传媒通过传播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幸福主义基调的大众文化或自由市场社会模式,裹挟着全球化思潮在“日常生活”领域建构了强大的文化霸权——这一过程也受到文化输入国的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迎合,甚至营造出相互借势的语境,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消费至上的观念。全球化凸显并加剧了全球性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危机,使文化越来越不可避免地呈现杂交性特征,各种文化的激荡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成为世界文化的底色。自然,任何一种纯粹、本真、绝对、静止的民族文化认同或族性诉求都不可能。“想像一种‘恒定’的‘我们的文化’实际上模糊了文化的变化的本质,抗拒外来文化的实质不过是抗拒变迁而已。”主流文化要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就不能刻舟求剑而要与时俱进,切合时代语境的变化,创新文化发展理念和表现形态。一味地强调全球化的同质化方面必然忽视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所谓全球化语境,一方面是说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加强;一方面是地方化(本土化)异质性趋向在崛起抗争,甚至后一层面在全球化语境中越发重要,以致它本身就成为全球化的潜在规约。  全球化作为当前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会通过某方面如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等显现出来,严格意义上讲,全球化是一个复数概念。全球化充满了不确定性,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机遇和风险也不一样。关键是人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它。多元文化的交流、渗透和互动,构成了全球文化交流的网络,网络化文化现实使得所谓“全球文化”成为复数。其实“全球文化”这种提法本身值得商榷,说“文化的全球化/全球性”尚可言之有物,我们很难说存在一个独立于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某种“全球文化”。只是说随着全球交往的频繁,一些关于人类共同利益的普世价值,如人道主义、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愈来愈为全世界人民所接受和认同,这是文化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纯粹单一的同质性的全球文化。事实上,存在的是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多种视角、观点而已。因而,尽管全球化时代存在文化同质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统一、同质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是否存在?依据民族国家大量书面记载的文化特征,回答是否定的”。安东尼·斯密斯讲得更加激烈,“‘全球文化’的观点实际上行不通,除非在星际空间条件下。”更有学者断言,即使太空文明时代,各民族文化仍面临在竞争中提升和引领时代发展的问题。文化全球化的动力(显示展开)可视为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殖民扩张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守护二者之间的张力,扩张/反扩张、渗透/反渗透之间的对立冲突成为文化全球化的动力源之一,这种文化现象当然不是孤立的,而是伴随全球化的其他层面展开。全球化进程推动各种文化行为体之间增长着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同时也创造着和强化着文化的差异性和个性,增强着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其实,与西方霸权国家主导世界发展趋向同时出现的是非西方国家对反文化霸权趋向的认同。正如亨廷顿洞察到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了,但并没有西方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文化主权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文化主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凸显,是发展中国家对国家主权独立性、完整性的一种自觉,是对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战略的某种应对,也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后的文化自觉。从文化视角看,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体验和消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获得不同的文化享受。但另一方面,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某强势文化的消费有可能对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产生冲击。因此,人们在强调全球意义的同时,地方/地域的概念又获得了切近的生命力。一定意义上,全球化增强了人们对现代性的认同空间,但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传统的地方性认同空间,而是凸显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地域化特征。一个值得区分的关键是: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认1司并不具有同构性,也就是它们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其次决不能把建立在多兀化基础上的全球认同混同于以美国为主的文化霸权的全球蔓延。全球认同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人民追求贸易效率和幸福指数最大化,应对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法规、惯例和共识,旨在维护和实现超越各民族自身利益而又为它们一致认可的全球利益和人类公理,这当然带有一定的理想性。民族认同是全球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所形成的价值和秩序是全球认同的必要条件。究其实质,全球认同不是以淡化甚至消灭民族国家认同为前提,相反,它是沿着民族国家认同的积极思路而又跨越其范围、层次和目标的互补性认同。它本身就暗含了各民族的动机和利益。只有全球化的某种主张与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利益追求吻合时,全球认同才出现,它建立在各民族文化之间理解、沟通、尊重和交流的基础上。当下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已成为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商业战略和新殖民主义手段,不断地解构碾压着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以商业娱乐文化弱化、矮化甚至奴化该民族的人民,使之成为不知从何而来、没有精神家园,不会讲自己民族的故事、在文化上“流离失所”的人群,甚至于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还要借助他者文化。因而,面对强势文化的侵蚀,各民族文化纷纷抗争,加大了政府对民族文化发展支持的力度,可以说伴随全球认同的增强,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并没有削弱。在一种复杂的境遇中二者都得到了强化,“由于全球认同所体现的是各个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不具有任何褊狭自私的霸权性质,因此它实质上成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合理延伸;由于优秀的民族国家文化大多数都表达着和谐、关爱、宽容甚至‘大同’的价值观,因而它内在地成为全球认同构建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前提。”  大多数学者期望:全球文化的融合并非是各民族文化走向同质化、西方化或者美国化。不同于多数学者对霸权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虚妄的,他在《全球化与文化》中强调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应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异域)转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以全球的、历史的眼光观察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这一立场因其否认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单方面强调同一性、全球性,从而忽略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制约、霸权等问题,将资本主义全球化做了普适性理解,此观点明显带有为文化帝国主义辩护和坚持西方中心论立场。而费瑟斯通基于后现代立场提出了超越性的“第三种文化”概念,一个本身异质多元的概念,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变动不居的文化概念的参考框架。他认为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分裂不仅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有可能在超越国家一社会这个经典社会学单位划分的层面上发展,如“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征兆,也是一种强大的文化概念,它摆脱了全球文化的概念化,不是依据同质化过程,而是一句流行话语和当地话语的差异、多样性、丰富性、规则、对抗和驳回体系和秩序的实践活动”,它要求摆脱一切象征性统治集团的控制,跨越民族国家的限制,强调在单个地方上包含各种差异的全球概念。这样一来全球文化随之呈现出诸如族裔、技术、金融、媒体与意识形态的多重景观,与这种全球化概念一同而来的是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的重视。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切不同文化流通的渠道,不能只被理解为民族国家之间双边关系交往的产物。“那种认为全球文化就一定意味着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的观点是误导,在某种目的论的进化论或者其他主导逻辑的推动下,这些国家必将专注于更大的单位,并最终全神贯注于一个产生文化同质和文化融合的世界状况。那种认为第三种文化体现了一种强调同质化的逻辑也是误导。”如何理解这种超越民族文化的“第三种文化”,也许“世界主义”会给我们以启示:  在全球传媒的引导和形塑下,一种“世界主义”的观念开始流行。其有效运作途径是“日常生活”,它假借文化的审美的物化的特质,打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旗帜全面渗透,伴随全球化进程把原先泾渭分明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混为一体,经由依托高科技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把世界各地的人结成联合阵线,“演员、音乐家、巴西的印第安土著、康复音乐的倡导者、环保组织、传媒产业以及购买唱片以反对破坏亚马逊雨林的运动的年轻消费者们组成了奇特的联合阵线。由于购买同样的商品,穿着同样的T恤衫,听同样的CD碟,在网上浏览同样的网页,买同一个偶像明星的录像带等等,人们更经常地把自己视为这些反抗组织的成员或支持者。”仔细洞察不难发现,所谓“世界主义”主要基于消费认同,消费起着一种操控作用,或者说是消费文化的全球流动,他并没有显示出某种更切实的统一的文化倾向。“将世界主义视为一种文化倾向,包含着由理智的思索与审美立场相结合而产生的态度,对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体验,尤其是对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体验的开放态度。”也许经过引导,这种不排斥地方性的“世界主义”可能对整个世界文化转型发生影响,而这种转型已然改变了民族国家内部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进行历史定位的语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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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大众文化的书真不少,可象这本书这样的构思和视角:还真是很少!全球化是语境,也是动力,是原因,也是结果,对大众文化特别是对中国的大众文化所产生的负责影响是深刻的,该书对此做了精彩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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