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秸垛
2009-5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王蒙 等 著
460
无
《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毫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杂色、在同一地平线上、方舟、美食家、烟壶、麦秸垛等等。本书属于《收获》50年精选系列·长篇小说卷一。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杂色在同一地平线上方舟美食家烟壶麦秸垛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作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急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一九六零年春天。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掌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空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嗳嗳嗳嗳……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挎要饭篮，嗳嗳嗳嗳……”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书。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里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一九五八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次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像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剜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着、闪烁着神秘的光，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份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钩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干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批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耍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的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二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划一个圈儿，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亲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的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划了三个像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的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他很想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辜牛吧。” 三 “花狸虎”的悲剧 “把我宰了吧，把我煮锅里吧！”在三队饲养室里，李套老汉死死抓住“花狸虎”的缰绳，愤懑地喊叫着：“谁的主意，吃牲口？干脆把我吃了算拉倒！” 队长小宽牵着牲口说：“套叔，你掂量掂量，保人、保畜，哪轻哪重？再说，这是大队的决定，俺铜钟哥拿的主张。” “是铜钟？”李套老汉怔住了，他没想到这是他那个残废儿子的主见。论家法，他是“领导”；论国法，铜钟可是上级哩。看来，“花狸虎”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了。“牛，牛，你牵走，这几槽牲口你都牵走，咱散伙，咱不过了！”李套老汉松了缰绳．不忍心再看“花狸虎”一眼，就坐在小板凳上，脸朝墙，哭起来。不多时。食堂屋后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觉得那是“花狸虎”在叫他，好像一把刀剜着他的心，他眼前一黑，晕倒在草垛上。 几个社员把李套老汉抬到了家里。大队卫生室的王先生，拄着棍，匆匆跑来，用指头掐住李套老汉的“人中穴”，差点掐出血来，老汉才睁开眼，把窝在心里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儿媳妇小声问：“爹，好些儿没？” 老公公只叹气，不吭声。 孙儿小囤儿趴在床头上：“爷，谁惹你啦？”
《麦秸垛》在世上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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