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秩序的阅读
2009-6
东方出版社
陈潭
274
毫无疑问，文章是文字的排列组合。然而，文章更是叙事的媒介和思维的载体！多年以来，思想的杂感和思维的跃动一直伴随着纸质文本和电子叙述，记述着过去了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和生命的成长，个人的生存生态、实践逻辑和生命张力在不断拓展的时空中呈现、绵延。一种被激发了的学术热情和写作躁动似乎总是占有着整个渐衰的肌体，让自己无法摆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的诠释。其实，个人化的生活故事恰恰可能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元叙事。当我们历数自己走过的岁月时，你会发现个人的成长始终与时代发展、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学术即生活的思想操练。当官员用权力、商人用货币主宰世俗的时候，学者则试图用思想去影响社会。学术需要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犹如身躯缺失灵魂，也就没有了创造。学术的年轮昭示着科学知识的历史沉淀。
学术即生活的思想操练。当官员用权力、商人用货币主宰世俗的时候，学者则试图用思想去影响社会。学术需要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犹如身躯缺失灵魂，也就没有了创造。学术的年轮昭示着科学知识的历史沉淀，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公共生活提供了现实注解。
陈潭，湖南常宁人，1969年生，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研究员，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湖南省“百人工程”学者，湖南省新农村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沙市人民政府法制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天君集团管理顾问。主要著述有《单位身份的松动——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研究》。
变革时代的思想张望（代序）第一观点走向共享式改革“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辩迷乱都市化的症候与隐忧传统人事档案制度走向终结制度的宽容与社会的文明子女成长论与中部崛起的政策构造民工荒、知识失业与教育结构调整寻找教育的阶段性逻辑新农村建设中的五大关系反腐“扩大化”批判见义有为及其制度安排政治博客的“江湖效应”及其他冷静看待政治博客现象时代热言规避风险的分散化治理药价管制的市场逻辑与政策调适婚检危机：后强制时代的政策非适应性“瘟神”重现：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困境从“入世”到“入市”：身份的艰难置换“热投资冷消费”与宏观调控消费函数的外生变量廉政承诺的逆向评价逻辑一把手监督缺失与腐败链的生成问题奶粉与身体政治氯气泄漏与公共安全都市狗患与限养管理卷烟低焦与社会责任文凭批发与信用赤字村官招考：转轨政治？另类民主？代管家长制与留守儿童教育蛮横拆迁：公权越位的政治陷阱农民的精神需求与公共供给的缺位警惕“仇富”与“仇官”两种心态的流行外语：职称评定的必要条件？农村贫困女孩的教育供给也许更有意义公民表达知识供给与学术职责公地悲剧、卫生死角与公共治理价格听证的去表演化人才壁垒与人才绿卡集体选择与权力的公共化行政不作为与权力的公共性危机大学的逻辑与去行政化知识人的公共责任新闻岂能容许捏造？“民工荒”到底说明了什么？取消学历文凭考试：民办教育何去何从？教师节何以神圣？贫困学生的政策扶助市井论语从汶川地震到北京奥运“政策缝隙”冒出了“行政困局”教育市场的供方与需方家庭年收入6万就“中产”了吗？沉重的“变形”闲话“过年”娱乐狂欢与超级女声的再生产政治学的尊严大学教师=教员+学者阅“球”无“数”触摸学术老翁少妻的多学科分析制度守望防腐、反腐与廉政制度建设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础后动员时代的计划生育关键词制度演进的中国样本及其经验寻求中国改革的政治动力学中国改革与转轨实践的若干反思人事档案：体制“阑尾”如何下刀好政策为何不被领情？用公平理念重构农村卫生体系寒门学子期待政策关怀弱者生存的政策逻辑职称改革与弹性化职称制度孝亲敬老：孝道伦理的政策延续湖南干部新政观察思想操练和谐社会语境中的统筹兼顾——答新华社《嘹望周刊》陈泽伟先生新改革时代的统筹兼顾——再答新华社《嘹望周刊》陈泽伟先生公共政策是和谐社会的调节器——答《湖南经济报》文翊先生官场生态治理及其边界-——答《小康》杂志白红义先生聚焦地方政绩考核维新——答《决策》杂志徐浩程先生对话《档案袋里的秘密》——答SMG东方卫视燕晓英女士人事档案：命运之符的命运——答《嘹望新闻周刊》汤耀国先生人事档案管理到该改的时候了——答《中国劳动保障报》李职宇先生人事档案管理改革应走向“四化”——答《中国人事报》记者刘祖华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答《湖南经济报》王发财先生改造我们的学习——与硕士研究生对话“学习的革命”大学精神的时代追问——与大学新生对话“我的大学”
走向共享式改革 ●在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 ●在这面向多元化的时代，改革已从局部试点、单项突破转为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 ●“科学发展观”并非一种智力蓝图或公式化语言，而是一种实实在在需要付诸实践行动的改革哲学。 当下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000美元，已经充分表明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也达到0.465直奔0.6的警戒线，这又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约束与资源配置机制扭曲的存在导致了某些社会领域出现了“改革烂尾楼”工程，“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以及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所导致的马太效应不可避免地显现，腐败现象、农民负担过重、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难以改善、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的和谐机理。于是，“私人领域改革的持续推进与公共领域改革的严重滞后”已经不得不提上“反思改革”的日程，要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由“扭曲式”走向“共享式”的改革方式与政策调整势所必然。 我们知道，在2004-2006年间出现了基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表明“改革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的持续存在严重干扰了“改革的共识”。这种“争论”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改革的重新审视，于是，在对待改革问题上呈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坚持改革，继续向前；第二，放大改革负效应，阻挠改革；第三，无所谓，改革与我无关。究竟要不要改革呢？究竟如何改革呢？这些问题攀附于国人的案头，引发了各界的深入思考。为此，2006年3月6日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胡锦涛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不仅为“第三次争论”按下了“暂停键”，而且为中国的“下一步”指明了方向。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与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因而不同阶层、不同受益者对改革的态度、取向不尽相同，利益平衡和利益调整成为转轨实践的重大政治命题。同时，在这面向多元化的时代里，改革已从局部试点、单项突破，转为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等公共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如何在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高效运行的同时，解决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解决好收入分配、城乡二元结构和增长方式等问题，是中国改革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为此，深化改革必然需要完成新的转变：从主要重视提高效率，转为重视促进公平和推动均衡协调发展；从着重解决基本物质供给不足问题，转为着重解决公共需求与效益的平衡；从以红利为动力和以普遍受惠为基点，转为更多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第三次论争”是围绕改革反思而开展的公共政策大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公共政策的合理调整和公共管理的有效变革。 与此相适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全面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合理配置城乡公共资源、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分配机制、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均将成为共享式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并以此全面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因此，必须扭转改革中的利益失衡，由“少数人先富”走向“多数人受益”；必须改变“内部人改革”的不合理做法，由“瓜分式改革”或“掠夺式改革”走向“共享式改革”；必须改变片面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做法，由单一的经济改革走向全面的综合改革；必须降低改革的不协调成本，剔除思想和行动中的“改革疲劳”甚至“改革厌倦”。 诚然，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不同的利益主体追逐利益的行为，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应当的。但是，要达成共识和利益均衡，就必须采取对话、听证、谈判等多种民主协商形式。特别对于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必须在广泛听取相关利益方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众所周知，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高层决策者参与制造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它必须让绝大多数公众参与到改革实践当中来。那种“改革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封闭式方式只能排斥利益的共享和均衡，那种“精英联盟”、“利益共谋”、“赢家通吃”的强势群体瓜分和掠夺方式需要排除和纠正，更有必要对改革付出代价者和利益受损者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此外，改革需要法律做后盾，需要对扭曲改革的现象和行为实施反扭曲，需要对改革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监控，需要对改革滋生的腐败现象实施釜底抽薪式的政策应对，让改革在规范化和法治化的空间中成长，因为任何的“暗箱操作”和“无法无天”只能窒息既有的改革和未来的改革。因此，改革的商谈机制、参与机制、矫正机制、补偿机制、监控机制的建立是必要的，同时相关改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制度保障。 我们始终认为，“科学发展观”并非一种智力蓝图或公式化语言，而是一种实实在在需要付诸实践行动的改革哲学。 （原载于《中国改革报》2007年9月7日，原题为《“共享式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辩 ●在一个信息共享的时代里，我们反对任何机构和个人去屏蔽社会的影像与混淆公众的视听，我们支持群众对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的“声音”与公共管理的“在场”。 ●如果我们老是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为公民监督的假设前提，或者全盘寄希望于公民监督，那么我们的很多政策和法律可能只是“软约束”。 ●如果组织部门的眼睛变得比群众的眼睛更加雪亮，能先于群众发现干部任用中存在的问题，无疑说明干部任用机制的完善和称职，群众的眼睛即使闭着也会放心。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听领导报告、看报纸电视以及阅读宣传文章时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正是这句话多少年来使我们对一些权威机构和某些领导者的言行充满着极度的信任，且从来就没有戒备之心；正是这句话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充满着极度的尊敬，对公民监督始终充满着信心。同时，正是这句话使我们对官场愈来愈放松了警惕，使越来越多的官员丧失了本该有的“自律”，亦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丧失了本该有的“他律”！ 在此，本文所谓的“群众”，自然相对于“精英”或者“领导”而言，指的是社会生活中普通的老百姓。那种打着“群众”的旗号呐喊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而从事“反群众”之实者是无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的。因此，反对把现实场景被垄断了的机构说成是代表群众的机构，也反对那种嘴上说是“群众”而行动却脱离群众的“非群众”者。我们所言“群众的眼睛”也是芸芸众生的普通劳动者及其群体的“眼睛”，尽管他们的眼睛来自底层甚至缺乏营养却不缺失犀利。 实际上，关于“群众的眼睛”的表述隐含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命题判断： 命题1：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 论据1：因在人民网刊出《连江县委书记致信人民网：为何防弹衣随我六年》一文，称自己因坚持反腐败触动一些人，有人要暗害他，使他六年里不得不穿着防弹衣生活和工作。于是被称为“防弹衣书记”的黄金高就成了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紧接着，央视《今日说法》又播出介绍“反腐英雄黄金高”节目，黄金高更是声名鹊起。然而，黄金高涉嫌贪污、受贿和生活作风败坏，在当地影响极坏，不久后被“双规”，并于2005年8月3日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现年53岁的黄金高在1993年至2004年担任福州市郊区副区长、晋安区副区长、福州市财委主任和连江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提拔、任用和专项资金的拨付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计人民币368.53万元、美元22.8万元、寿山石30块（价值26万多元）、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1.7万元）、金砖一块、白金项链两条，其中黄金高索贿人民币127.7万元、美元16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这很让公众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不可一世的“防弹衣书记”、“反腐英雄”却是这种货色，媒体被他欺骗了，公众被他愚弄了，我们都上当了。但是，黄金高的拙劣伎俩掩藏不住他的狐狸尾巴，当地群众早就识破了这个腐败分子的假象（资料来自于人民网2005-08-11）。 正方之辩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的。从唐太宗的“舟水”到后来的“鱼水”说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虽然伟大人物或者精英分子在历史大潮当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关键。无论黄金高伪装得多么巧妙、多么高明，结果都被群众拉下马来；无论成克杰、程维高、刘方仁等人的级别多么高，结果都无法逃避群众的审判！因此，历史的选择就是人民的选择。在反腐斗争中，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为只有“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 命题2：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 论据2：审计署2005年9月28日公布了外交部、发改委等32个部门单位200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结果。这次审计发现的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虚报多领预算资金、私设账外账和“小金库”、乱收费等问题，也是近年来屡审屡犯的主要问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财政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但是，转移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已经成为各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一些所属单位未经批准自行收费1.54亿元，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向各地主考单位归集英语四六级考试费1.4亿元、北京语言大学收取汉语水平考试费1293.93万元、北京师范大学收取人文社科项目鉴定评审费118.52万元、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收取评审费85.38万元（资料来自于中国新闻网2005-09-29）。 反方之辩认为，在这些权力机构的徇私舞弊中，如果不是审计机关的强力介入，群众的“眼睛”再“雪亮”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看清楚的。比如，购物，一般的商品老百姓是有鉴别力的，知道优与劣、好与坏，可是对于那些以假乱真“极似”的东西无疑就需要“专业眼光”了！某位官员曾经私下自嘲地说，老百姓看到官员吃吃饭、喝喝酒难道就算是腐败吗？其实，真正的腐败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假使没有李真，程维高的案子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东窗事发？假使没有李平，成克杰怎么也不会落到上刑场的悲剧？假使没有王宝森，陈希同还不照样居庙堂之高？假使……在这之中，李真、李平、王宝森这些人难道是普普通通一般的群众吗？至于那种把配偶聘为领导干部家庭廉政监督员的做法，希望夫人能够监督丈夫，那只是一种“廉政秀”、一种无奈的做法罢了，同时也是对“群众眼睛”视野有限特征的弥补。 众所周知，在上述正反两个命题中均设定了一个基本的预设——“群众是有眼睛的”，两个命题所述说的只是眼睛的状况或者光亮程度。假使只能有单一选项，我们到底是采纳命题1还是命题2呢？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选择，但冒着?反唯物史观的风险宁愿选择命题2。现实生活中，我们太多地使用“善”的假设，因此很多情况从来不考虑“万一”，结果造成巨大的损失。要知道，正是因为“恶”的存在，我们才选择“恶”的制度加以规范和惩戒，但我们的理想仍然是追求“善治”。如果我们老是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作为公民监督的假设前提，或者全盘寄希望于公民监督，那么我们的很多政策和法律可能只是“软约束”。 因此，宁愿相信“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视野是有限的、并非一览无余的，但是，你得必须相信“群众的眼睛”。 因此，在命题2的基础上产生以下三个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