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
1970-1
东方出版社
杨燕
377
无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的探索、新的认识。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库之中。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们不会忘记，近现代的“国学”概念是为了与“西学”相区别而建立起来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在列强的枪炮声中，西学伴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悄地在中华大地上播衍。1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历来以幅员广大、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败给了地域狭小的以资本主义文明武装的东邻日本。
《经学思想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作者基于文献学的脉络梳理，审视《朱子语类》中关于经典体系的构建问题，考察了《朱子语类》的经学阐释理论，着力分析了《朱子语类》的经学修养论和天命观。作者认为，《朱子语类》将经学阐释的基本路向定位为诉求“圣人本意”，通过心理阐释、语法阐释和实践阐释三个层面，超越了传统经学从文本到文本的阐释路线。作者指出，《朱子语类》不仅在朱熹思想研究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而且在整个中国经学史上也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影响。
杨燕，1972年生，河南新乡人，1995年于河南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9年于厦门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教师。曾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教思想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宗教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论文《朱熹与先天学关系考论》(合作)获福建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总序序导论一、相关重要概念及其关系辨析二、《朱子语类》版本源流及其与朱熹经学思想的关系三、《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回顾四、本书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原则、研究方法第一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文献基础第一节 对《五经》及相关文献的讨论一、关于《五经》本文二、朱熹《五经》类自著三、讨论《五经》时涉及的他人著述第二节 对《四书》及相关文献的引说一、关于《四书》文本二、朱熹《四书》类自著三、讨论《四书》时涉及的他人著述第三节 《朱子语类》所涉及的其他主要文献一、《朱子语类》所涉及的儒家类其他文献二、《朱子语类》所涉及的佛道主要著述第二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典籍重构第一节 新典籍体系的选择与重构一、推尊《四书》二、《近思录》与新典籍体系三、《小学》与新典籍体系四、经学新典籍体系对传统典籍体系的扬弃第二节 新典籍体系构建之因由一、大胆活泼的学风蕴养了新典籍体系产生的可能性二、挽救学术流弊对新典籍体系构建的影响三、朱熹道统思想对新经典体系构建的决定性作用第三节 新典籍体系构建之影响一、“四书学”概况二、对《近思录》的研究和模仿三、《小学》书的编订与女性教育第三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阐释理论第一节 《朱子语类》阐释理论的基本精神一、传统经学典籍阐释的基本精神二、《朱子语类》对“圣人本意”的追寻三、“圣人观”与本意预设第二节 《朱子语类》阐释理论的实现路由一、心理阐释二、语法阐释三、实践阐释第三节 《朱子语类》阐释理论的现实困境一、阐释基本精神的实际虚化二、穷理与穷经的两难三、阐释成果权威化的困扰第四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概念发微第一节 天理人欲一、“天理”与“理”二、“天理人欲”的内涵三、对“存天理灭人欲”说批判之剖析第二节 止一、“止”的传统内涵二、《朱子语类》对“止”的阐释三、“知止”、“得止”第三节 仁一、对“以觉说仁”思潮的批判二、对“以爱说仁”的学脉梳理三、“以爱说仁”对孔孟儒学的精神回归第五章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宗教意蕴第一节 《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的宗教背景一、儒家经学自身的宗教传统二、朱熹成长的社会宗教氛围三、朱熹个人的宗教情怀第二节 《朱子语类》经学修养论的祭祀根源一、“观”在《朱子语类》中的内涵所指二、“观”与《观》卦三、《语类》对《观》卦的哲学升华与宗教意蕴保留第三节 《朱子语类》天命观的宗教内涵一、《朱子语类》中“天命”所指二、《朱子语类》“天命观”中“理”、“气”的宗教意味三、《朱子语类》天命观宗教色彩的特殊性余论《朱子语类》经学思想对当代儒学发展的启示参考文献后记
在《朱子语类》中可见有很多关于“九图”内容的讨论，如卷六十五专列《伏羲卦画先天图》以及《河图洛书》等节，记录了朱熹与门人对伏羲先天图的大量讨论，可见朱熹对《易》图非常熟悉、接受的态度，同时对图书极有兴趣。而在卷六十七专列的《朱子本义启蒙》一节中，朱熹在回答众多门人，如吕焘、辅广、陈文蔚、李方子、汤泳、刘砺、刘砥等的请教时，其谈话内容也多处露出他采撷先天图的痕迹。如邵武门人李方子问伏羲先天圆图时，朱熹回答说：“先天图今所写者，是以一岁之运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亦只是这圈子；小而一日一时，亦只是这圈子。都从《复》上推起去。朱熹的这一段解说颇耐人寻味，其中的“今所写者”尤其值得琢磨。由于这是口述，朱熹采用倒装句式，将宾语提前，于是本来应该是“今所写者先天图”就变成“先天图今所写者”。尽管如此，其意义还是确定明白的。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发掘出这样的信息：朱熹为门人讲授是有读本的，这个读本当中包含着先天图，门人在看了读本之后有不明白的地方向其师朱熹请教，朱熹紧紧抓住其核心予以回答；再联系朱熹与门人讨论《周易》诸卦义的情形，可知此读本主要是《周易本义》，也就是说，当时朱熹教导学生时所用的读本上是附有《易》图的。关于这一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有一条资料亦可资佐证。该卷记录朱熹门人文蔚说：“常爱先生《易本义》云：‘伏羲不过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只是一阴一阳，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无非是验这两端消息。”’朱熹回答说：“《易》不离阴阳，千变万化，只是这两个。庄子云：‘易道阴阳。’他亦自看得。”陈文蔚与朱熹的对话以伏羲阴阳卦画为核心，这显然是围绕先天学问题进行的，而这番对话又是在陈文蔚表明自己喜爱先生《易本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足以证明朱熹早期弟子见到的《周易本义》是有先天学图形与文字相结合的内容。另《朱子语类》卷六十五《伏羲卦画先天图》一节中有汤泳之问：“《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朱熹回答：“是某挑出。”关于这条资料，在《朱文公易说》卷一也有记录，只是“某”字直接表述为“熹”。从汤泳之问可知，《先天图》本来是包含着方圆两个层次的，因为“方图”是与“圆图”相对而言的，没有“圆图”也就不必特别指出“方图”；反过来说，讲了“方图”也就意味着还有一个“圆图”存在。汤泳是对“移出方图”这件事有所不解才发问的，这表明在移出之前“方图”与“圆图”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存《周易本义》卷首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便是方圆合一的图式，但在《易学启蒙》中却只有圆图了。发生这样的变化，或许与读者对象有关。朱熹的《周易本义》订稿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此前朱熹曾经与门人讨论过《周易本义》，说明未定稿早已流传，而《易学启蒙》则作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朱熹嘱咐蔡季通共撰《易学启蒙》，这一方面是普及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进一步阐明易学大旨。书名《启蒙》者，其读者对象可想而知，因此尽可能通俗和简明成为《易学启蒙》的一项要求。就本来形式看，方圆合一的《先天图》虽然精美，但却过于复杂，这与简明的要求似乎不太符合。或许是为了让人更加容易明白，朱熹将《先天图》中的方图与圆图分开。
从没有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就在想后记怎么写了，写论文的过程中，每每写不下去的时候，也会躺在那里幻想写后记的时刻：仿佛一个演员终于可以露出本来面目示人，或者是拍摄电影之后那些花絮，会有幕后的很多故事出来，朴素的面孔，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失败和反复，删除的影带碎片等等……当然，论文写作的背后可能没有那么多有趣的事，但是却有很多感动和感谢……先说论文的选题吧。记得那是2006年春节过后，有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詹老师家闲坐，詹老师第一次跟我说起有没有兴趣做一个关于朱熹的选题，比如《朱子语类》研究方面的。当时我在读硕士二年级，对《朱子语类》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含含糊糊地就答应了。此后的时间一直忙着跑图书馆读书、查资料，大体上搞清楚将要研究的对象及大背景，在与詹老师多次沟通后，决定把题目定为《（朱子语类）经学思想研究》，并在博士一年级时作为开题报告题目提交。开题时，刘泽亮老师、盖建民老师、乐爱国老师、傅小凡老师都对我的开题报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对我的论文写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借此机会，对这几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论文写作期间，詹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论文写作，耐心倾听我那些十分幼稚的创想，反复与我商量论文主题，甚至措辞造句等等，是老师亦如父兄，简单的感谢已不足以明之！有时想起詹老师花费的心血，甚至会有一种压力，不敢不完成任务，害怕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论文虽然写完，内心仍很不安。
《经学思想研究》：“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中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指上古时期国家设立的学校。随着历史的进展，“国学”的内涵逐渐发生演变。到了近现代，“国学”成为指称我国特有学术的一个术语，其外延是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涉及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科学等诸多领域。本文库正是从广义上使用“国学”概念的，至于“新知”既意味着新的领域、新的视野，也意味着新的探索、新的认识。由于国学的范围相当广泛，这套文库当然应该有所选择，关注那些具有新发现、新观点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将“国学”与“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从文稿选择的立场看，既然是“国学”，则入选的文稿必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稿如果仅仅反映传统文化内容，还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须是两个方面的特质兼备，才能进入这套文库之中。也许组织者对文稿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但不论情况如何，“新知”乃是编纂这套文库的初衷，表达着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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