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作为他者
2007年10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王铭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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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是一次“历史中的观念旅行”，它以神话与历史合一的西王母世界为出发点，进入秦汉帝国的“西域”与“东方”；再从东汉之后的印度佛国，进入高僧的理想世界；最后，从唐以后的“南海”及元以后的“西洋”，进入近代化的历史。通过这段“旅行”，作者所要呈现的，是一幅壮丽的文化图景——古代中国的世界视野。 作者将已被分割为各自孤立的学术园地的“历史片段”融汇为一体，将一些“旧说”重新排列组合，使之在相互的映照中交错重叠，“推陈出新”。本书针对种种虚伪地“尊重他者”的“方法”而写，也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展开了严厉批判。 借助于历史，本书指出，在“华夏世界”，有过“帝国之眼”，更有过“他者为上”的世界观，经慎重的选择，中国知识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造就一种真正有益于社会科学知识互惠的平台。
王铭铭，1962年生，1985至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1992年6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1987年10月－1992年6月教委分派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1992年6月－1994年10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聘任博士后，1993至1994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聘任博士后，1995年7月－1995年10月访问学者(台湾)，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著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逝去的繁荣》（1999）、《人类学是什么？》（2002）、《草根卡里斯玛》（2002，合著）、《走在乡土上》（2003）、《漂泊的洞察》（2003）等著作。
再思西方穆天子与他的世界幻想地理与真实地理西方的东方化，袄方的西方化乱世与西天之间西域、印度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与异域专的发达岛屿、中间地带与欧化进程非西方与他者认识
1.他者即others是人类学中一个概念。萌生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艺术与哲学他者的观念最终形成于势力空前膨胀的近代欧洲人类学中。他者是西方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观念工具。一直以来似乎总是西方扮演着发现者、探索者、征服者的角色在观察、研究非西方他者意指非西方。在《西方作为他者》一书中王铭铭指出非西方并是被动等着西方知识人拿显微镜来观察的“地带”。以古中国为例长期被人冠以“封闭”、“褊狭”、“开明的”古代中国人也在其域外的旅行与世界的想象中缔造出其自身的他者观念。非西方他者观念的历史存在挑战了那种将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分定义为世界性的认识者与地方性的被认识者的“社会科学”。对于这一历史的“再发现”自身提出了一种“社会科学认识论反思”的要求。——《科学时报》2.这是一本考据书运用的也是正宗的历史学方法而更接近于观念史、文化史、人类学等范围的论著。过跳出历史看历史总会有另一番景象。——《南方都市报》"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非中国”，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若要成其社会，成其文化，则都必定有其超越自我且内在于自我的他者存在。本书是一篇扩大式论文，虽带有人文色彩但系属社会科学反思之作，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世界活动与他者观念，触古及今，去非考证或史学之作。本书又可谓某种学术史，但又致力于呈现中国古代“西方学”的演变阶段。
无
王铭铭先生作为人类学研究大家，他的书我一直喜欢。
在这本作者自命为“思想观念的旅行”的书里面，作者试图梳理历史，向我们展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关“西方”的观念是如何发展的。
这是和他的一贯思路相吻合的，作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批判人类学的“东方学”基础，因为这个基础已经深入到这门学科的每一条最细小的血管中，为这门学科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这尤其表现在，现代人类学把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对立起来。这门学科就成为了权力的代言人。即便是有当地人来研究当地人，问题依然存在。国族主义的出现只是让每个国家内部“学科共同体”的视野缩小到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已，也并不是解决之道。
记得去年听他的课的时候，他究竟常感叹中国人类学的视野实在是太狭窄了，一点都没有古人“心系天下”的胸怀。自然问题并不仅仅在中国。不过或许就是出于上述问题意识，他终于写出了这本书。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的“西方观”是个大问题，背景倒是来自别的地方，主要可能是王明珂先生那本解构味十浓的书的影响吧。何谓东，何谓西；何谓中心，何谓边缘；何谓我族，何谓他者，这些确实都是大问题。单就东西来说，东与西的界定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大概谈到了三个内容，一是《穆天子传》；二是汉代以降佛教所带来的方位观；三就是随着“航海时代”（我编的词，大概指唐代以后，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更多依靠了海路）的开始方位观的变化。
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不尽人意；二是作者似乎一直试图在构建出一个“整体中国”的概念。不过或许问题可以是一个，历史是存在语境的，作者似乎没有很好的把握历史的语境。想象中的方向和现实中的方向确实是不即不离的，不过在同一个时代，人们可能会同时接收几种方向观，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他们对于方向的感知势必会受到他们的生活经验的严重制约，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方向可能只是一种次级的知识建构，因为生活在南方的有些人是无需这种方向感的，或许方向只是存在于他们的理念中，而这理念也是受到口头文化的影响的（比如说）。
我不知道读这本书和《甜蜜的悲哀》有这么大的差别到底是因为我了解中国比较多还是我了解西方太少了。不过我总是相信，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深入到两种文化传统中，这两种传统的差别应当是无限小的。“西方学”和“东方学”存在着众多的相似：他者都是自身的镜子，在自我观念大的时候他者便小；自我观念小的时候他者便大。这可能就是关于世界认知的最基本的结构，如果这个结构确实存在的话。
确实很同意书里面的诸多架设与问题：比如说方向感这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当代人在想象历史的时候总是会把中国历史想象成是南北分立的，不过至少在某些时候，东西的关系更为重要。确实如此，在宏观上。不过另外的问题就是，作为生活在古代的一个普通人，他的认知范围有多远？真是的范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他的想象范围？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用来自远方的东西和我们了解远方是两回事。虽说西方学作为东方学的对应物，势必属于某一个特定阶层，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普通人的认知，一个阶层就只是一个阶层而已。
写得好乱，这基本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印象了。
与其说作者是在构建“整体中国”，不如说也许他是在提醒：我们在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从科学主义出发的西方理论指导我们条分缕析地研究，往往割裂整体个各个部分，大家分头研究宗教、艺术、节庆、民俗etc。由此在学术上划分出一个个话语特区，在地域上形成一个个权力范围，表面上看跨学科研究热闹哄哄，实际上却在划地而治，缺乏对文化图景整体观的想象力与认识力。
中国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