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春秋
2005-9
作家出版社
汪曾祺
291
无
《草木春秋》收录了《胡同文化》、《昆明的雨》、《观音寺》、《我的家乡》、《多年父子成兄弟》等散文。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生，1997年去世。少年时就读江阴南菁中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建国后先后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 说唱唱》、《民间文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底调至北京京剧团（院）任编剧。曾任过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曾在海内外以不同文字出版过作品集20余部，其中除《邂逅集》出版于1948年，《羊舍的夜晚》出版于1963年外，其余全部是1978年之后出版发行的。他六十岁后转入创作旺期。年过七十，犹每日伏案，文笔无衰老气，亦属罕见。代表作品有：小说《受戒》、《大洋记事》等，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滨》（主要编者之一）等。曾获得过全国优秀小说奖及其他不同奖项。
花园／1国子监／12葡萄月令／21草木春秋／28胡同文化／37看画／42星斗其文，赤子其人／47老舍先生／59金岳霖先生／65赵树理同志二三事／71遥寄爱荷华／76昆明的雨／85翠湖心影／90跑警报／97观音寺／106午门忆旧／111沽源／116天山行色／121湘行二记／143菏泽游记／153隆中游记／161泰山片石／164故乡的食物／180五味／197萝卜／202手把羊肉／208贴秋膘／211寻常茶话／215《知味集》征稿小启／222《知味集》后记／223我的家乡／228多年父子成兄弟／236随遇而安／241自得其乐／252谈风格／260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69又读《边城》／273国风文丛总序／282《旅食与文化》题记／288后记／29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 “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 “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儿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声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本书是当代散文大家汪曾祺的精品散文汇集。内收散文五十篇，记人事、写风景、说文化、述掌故，兼及饮食瓜果、草木虫鱼，无不集于笔下。闲淡中有滋味，闲适中有惊威，给读者以文学艺术的审美享受及文化修养的提高。
无
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闻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杂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包谷、炒花生、砂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藠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佐茶的茶食也都很好吃，藠头尤其好。我吃过的藠头多矣，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藠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冠。桃源人都爱喝擂茶。有的农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就是喝一顿擂茶。问起擂茶的来历，说是：诸葛亮带兵到这里，士兵得了瘟疫，遍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她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源，无可稽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我总怀疑，这种喝茶法是宋代传下来的。《都城纪胜》中“茶坊”载：“冬天兼卖擂茶”。《梦梁录》“茶肆”条载：“冬月添卖七宝擂茶”。有一本书载：“杭州人一天吃三十丈木头”。指的是每天消耗的“擂槌”的表层木质。“擂槌”大概就是桃源人所说的擂棒。“一天吃三十丈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
有一日忽然想起汪曾祺的《受戒》，在網上搜，看著了這本《草木春秋》，因著名字和封皮的配畫（不知這畫是不是汪先生自己閑來畫畫娛己的），便買來看看。
書的內容和書名不太相稱，我以為會是類似與《閒情偶寄》這樣的書，但《草木春秋》本只是其中一篇，但從全書看來，也不是離題太遠。
書中多是回憶往日生活的，自己的，與師友間的，爬山涉水，品茗品食，很多各地的飲食和風俗。給我印象最深的，卻不是汪先生細細道來的飲食之味，而是回憶幾位老先生的文章。以下摘錄我認為有趣的。
P43 他年輕時常常日以繼夜的寫。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來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時夜間寫作，竟致暈倒，伏在自己的一灘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發現。（他即是沈從文先生。）
P54 有一次要拍齊白石的畫的電影，想要他拿出幾張得意的畫來，老人說：“沒有！”後來由他的學生再三說服動員，他才從畫案的縫隙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畫案是自製的“消息”），外面裹著好幾層報紙，寫著四個大字“此是廢紙。”
P61 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金嶽霖先生）
還有一個自己撥鐘上班的圖書管理員
還有很多啦。唉，第一次寫，寫的很差。但我想，多少記錄點，也許我就不會忘的那麼快吧
汪曾祺的文笔有江南才子的细腻妥帖，小鸟身上的灰尘能被他写成小雾，似乎有一种化废为宝的美好。我一直觉得读汪老的文章有一种安宁自然之感，不激昂，却汩汩流淌，直入心间。一直到安妮•居里安女士的问题出现，我才恍然大悟，是因为汪老的作品里有水。上善若水，可厚德载物，可容纳百川，体现一种宽广，深厚的内涵。同时，却又不失俏皮和活泼。水影响了他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文字风格。可是北方人的豪爽夹杂其中，令阅读轻松和欢乐。寥寥几笔，说将起来，不打疙瘩，让人看了快意一笑。一字一句，融进心里。
沉沉浮浮，颠沛流离，却不因自身际遇改变或发生的不公而改变自己的心态，反倒是将遭遇简单定义成人生旅程中的一部分，去沉浸享受，人要活得多明白才能如此看得开。
他写“园子里时时晒米粉，晒灶饭，晒碗儿糕。”
我想起当年，江南乡下一排排黑瓦白墙的房子里，时时会有最淳朴的美味飘散开来。一个大铁锅里煮着饭，对面坐着个人在灶肚里添着柴火，这种灶头上的美味和电饭煲中的相比，更爽脆飘香。尤其锅底烤得焦味儿十足，沾上糖，就成了原生态健康美味的白糖锅巴。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儿时最期待的日子。外婆会在家里的客厅摆上一大碗酱过的鲜肉，粒粒，不，颗颗大而饱满，又在另一方面摆上一大盆粽叶，上铺一捆稻草。双手将几片粽叶排序，弯成三角锥的形状，随手抓起浸了酱油的糯米，颗颗大而光滑，再挑选一到两块大而肥美的鲜肉，最后盖上一层糯米，这时候，她会拍拍扑出来的糯米，压压紧实。妈妈常说，外婆包的粽子米饭饱满而紧致，这手上功夫真是熟能生巧得来的。随即再利索地折出一个角，外婆戏称“捏个鼻子出来”。再用小一些的粽叶把剩余几处会漏“馅儿”的部分紧紧包裹，最后用稻草将周身扎牢，这样的粽子从外观看来青翠欲滴。而蒸熟的内里，又是美味可口。
江南的美味，真是说上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
汪老这样骨灰级的吃货，真可以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相媲美。谁人会将葡萄的卷须捏下来吃，真有点儿文艺调调。年复一年，葡萄长成了，又枯萎了。再次放入窖里，来年还能再培育出新的葡萄，这真是所谓的“草木春秋”啊！
如今因交通、科技和农作物种植技术的改进，吃到千里之外的蔬菜或不合时令的水果早已司空见惯，因此没有了旧时对自然的馈赠所怀抱的一种崇敬和珍视，这种真情也体现在对万物、对菜蔬的敬重上。说现在的孩子幸福，衣食无忧，没有战争侵袭，还有用各种现代化的高科技产品。我却羡慕那时的你们，可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打闹、嬉戏、甚至是去偷摘人家庭院里的果子……
不得不感慨一句，人啊，活着真美好。
汪曾祺的书，是南方人思念南方的一味药。性子慢，心气平，手下流出来的字句，像小桥下的流水，细语潺潺，延绵不绝。近些年他的散文集畅行于世，《逝水》、《五味》、《说戏》等等。其实文章本身数量并不多，选来选去，免不了多有重复。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草木春秋》也是如此，但读者依然买账。这个集子的好处是有一条时间线，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境遇的不同文章。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他最深入人心的文章，几乎都是关于故乡的。梅雨天，咸鸭蛋，端午的粽子，粉墙下的新芽，河里的船，巷尾的庙，菖蒲，野菜，水鸭，蜻蜓，知了，蝉。他写那些平淡的早晚，篮中的瓜果蔬菜，温馨的家庭生活，乡里的风土人情，都像水墨画一样。
写昆明的文章，也是非常好的。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随学校避到昆明，读书，毕业，当教员。如果国内还要有一个像江南那样婉约的地方，昆明是唯一的一个了。湿润，舒缓，跑警报也不用着慌。昆明的雨，翠湖心影，午门忆旧，观音寺……学生除了上课，就是在茶馆里看书，教授中不少奇人，学生里也不乏神仙。西南联大以后，无论国内哪一所大学，哪一个年代的学生，都不得这样的悠闲、自由。
然后就到了北京。胡同文化，这是入选语文课本的一篇。《胡同文化》和郁达夫《故都的秋》是我最喜欢的两篇现代文课文。但和汪曾祺写江南的那些文章比起来，胡同文化远远不能成为他的代表作。为什么语文课本不选那些写咸鸭蛋的文章呢？大概咸鸭蛋没有首都传统重要。选语文课文的人总是这样，他们宁愿让你学北京的立交桥，也不让你读江南的咸鸭蛋。
读者不太熟悉的，是建国后他在文艺界担任各种职务时，随众多考察团到全国各地参观、采风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太有名。并非不好，但让一个写小桥流水的人，去写泰山、新疆、戈壁、火焰山、赛里木湖，总是很奇怪。汪曾祺的风格，是他文章里氤氲的水汽，低回的河流，是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意境，而不是西塞山前白鹭飞的苍茫。他自己也不喜欢泰山这样的大景，在《泰山石刻》里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泰山是强者至善，我不是强者，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
一个人在江南的粉墙黛瓦里诗意，容易做到；在暴风骤雨的政治空气里保持平和，就很难了。汪曾祺在《随遇而安》的开头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对于当时的许多事情，他反感，但没有怒骂，“我天生就不是有抗争精神的人”。他写了下放劳动期间果园里的风景，风雪里坐牛车的经历，用油彩给跑旱船的女工化妆的故事，以及一个人给上百种土豆画图谱、画完就把土豆烤了吃掉的趣闻。这些文章，依然是淡雅、平实、有趣的。
汪曾祺的书，是南方人思念南方的一味药。然而，其实他笔下的江南，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样，都早已消逝在时光里，今天的读者恐怕根本没有见过。即使踏遍如今的凤凰古城、周庄乌镇，也不会再见到昔日的沱江碧水、秀女船歌，这一切都只是笔墨间的标本了。所以，我们到底是在思念江南，还是在想象江南？到底是回忆故土，还是向往一个宁静的寄托？
（已供媒体）
其实文章本身数量并不多，选来选去，免不了多有重复。：）
太喜欢这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