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记忆
2010-9
学苑出版社
王炜,袁碧荣
278
无
韩朴本书的作者，是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者。他们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将北京的地方文献整理和开发出来，让学者们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是更希望把地方文献中蕴含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进而达到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标识——共同的族源、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民族英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以及共同的习惯与风俗。通过世代传承，这种民族文化植根于族人心中，并透过悠远的历史长河，积累成为丰厚的文化遗产。族人会为此而感到自豪，并在这一基础上取得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若是有人不能取得这种认同，便会被族人视为非我族类。这种独特的文化标识，正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根。随着民族间的交往，民族的文化会通过多种渠道向族群以外传播，而各民族也会根据本民族发展的需要，主动而适度地汲取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进而融入并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对于所有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而言，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主动与适度两个元素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自主生存的权利，若文化的交流或交融是在违背民族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文化交流或交融的结果达到了喧宾夺主的局面，那就成为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行为了。作为上层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形态的制约，各族文化在族内的传承效果和对外的传播影响能力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强势与弱势之分。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本已使得很多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危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某些强势国家更凭借着经济与军事实力，以商品和技术开路，并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使其文化向世界各国倾泻。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很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在内，都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安全出现了隐患，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一样，都是最大的国家利益之所在，而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前提与条件。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有特点的文化之一，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惟一未曾中断而传承至今的文明体系，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与现实中自身选择的结果。捍卫、传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安全措施，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国文化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以历史文献的完整和系统著称于世。在浩瀚的中华文献中，地方文献历来是传承民族文化的绝好材料。它从特定地域的角度出发，对区域内的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全面、客观的记录和研究，反映了一个区域内的特有文化及其产生的背景，因而是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重要文献基础。对于特定区域、国家和民族说来，其文献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一个国家各地地方文献的总合，构成了国家文献的基础。从更广大的背景上来看，国家文献也是一种地方文献。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的开创者杜定友先生说“良以地方文献，非特为掌故史料之宝藏，抑且读之发人深省，使祖述先贤，爱护乡邦之念，油然而生。其影响于一国之文化，至深且巨也”。三皇五帝、汉唐明清、五岳四渎、翰墨雅乐固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针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华夏子孙而言，故乡的沿革变化、乡贤故老、坊巷村镇、俚曲民谣，由于近在身边，耳濡目染，也就更加直观，更加深切地引发人们对于乡土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自豪之情。溯我国数千年以来的文明史，地方文献的撰写、整理和积累从未中断过。在20世纪中叶以前，地方文献的流通主要在私人之间进行，史料的整理、积累也大都由学者们分散进行。近代图书馆的出现，使文献史料的流通以及积累与整理的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专门针对地方史料的系统积累和整理仍不多见。自20世纪40年代起，杜定友先生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首创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大力收集、整理和传播广东地方文献，开我国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之先河。40年代中期，刘国钧先生掌国立西北图书馆时，建立了西北地方文献专藏。1958年，首都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北京地方文献机构和北京地方文献专藏。时至今日，国内几乎所有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众多的地市级、区县级图书馆，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学图书馆、科研图书馆，都建立了有关本地的地方文献专藏，并围绕地方与民族文化，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文化推广工作。作为方国或国家的都城，古城北京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往今来的北京人培育出了灿烂而深邃的北京文化，成为华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大部分文化信息已经转化成为文献的形式。自首都图书馆创立了专业的北京地方文献机构，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组建起相对完整、系统的北京地方文献专藏。文献类型包含了古今中外图书、报刊、学术论文、舆图、会议录、文件汇编、统计图表、谱录、文契、戏剧说明书、乐谱、音视频资料、金石拓片、历史图片以及北京地方文献的专用工具书等。同时也培育出一支热爱地方文献事业，学有专长，富于创造精神的文化工作队伍。除了创建独具特色的文献专藏，提供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借阅服务以外，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始终坚持向社会各界提供多种形式的经过信息处理而完成增值过程的信息产品。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先后编制了关于北京地方文献的联合书目、报刊资料索引和各类专题书目、索引，引导读者进入地方文化的大千世界；开展了针对信息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专题信息服务，逐步形成了“量身定做”式的服务模式，为党政机关、科研教学机构、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读者个人提供了数千万字的专题信息资料汇编，受到了学术界和专业性信息用户的充分肯定。然而此类产品所针对的服务对象大都是专业界和学术界，产品的基本形式也都是经过筛选和整理的原始文献，虽然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但就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而言，却并不适合大众的阅读需求。为了向更多的民众普及北京地方文献中丰富的文化遗产，自2001年以后，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先后创建了“乡土课堂”系列讲座、地方文化系列展览等文化服务品牌，以面向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普及为目标，采用主动选题的方式，深入挖掘北京地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由于此类产品整合、调动了首都地区丰厚的智力资源，兼顾科学性、通俗性和趣味性，并采用公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或是通过互动方式吸引广大公众的主动参与，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也有不少热心的听众和观众提出，限于讲座和展览的即时l生传播特征，一些优秀的信息产品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因而非常希望首都图书馆能够将一些深受欢迎的文化选题以传统平面媒体或是音视频的形式整理出版，使热爱北京传统文化的读者得以手持一帙，卧游历史文化长河。实际上，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在组织与创作讲座和展览产品的过程中，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为此，在首都图书馆领导的全力支持下，他们除了将上述产品中的精华部分以音视频的形式在“北京记忆”网站上及时推出以外，进而陆续整理出一系列选题，与学苑出版社共同策划、推出这一系列图书。在这些选题中，有些是基于对北京地方文献中某种载体类型的系统整理，有些则是针对某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调用多种形式文献类型的精心编排。但总而言之，都是将象牙之塔中的尘封文献梳理出来，揭掉那层神秘的面纱，推荐给公众，使更多的华夏子孙进一步了解我们的由来所自，为弘扬和推广我们的民族文化尽一份心。由图书馆的文献工作者自己动手来撰写文化与科学普及作品，这是一种新的尝试。祝愿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喜爱。
本书的作者，是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者。他们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将北京的地方文献整理和开发出来，让学者们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是更希望把地方文献中蕴含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进而达到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目的。
王炜，1975年生，河北玉田人。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中心副主任，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北京文史和地方文献研究。曾主持编写《旧京戏报》、《北京历史舆图集》等书。
序庙宇——看不破的红尘 妙法莲华之法华寺 普度众生之智化寺 十方丛林之弘慈广济寺 衣香犹带御炉烟之护国寺 道扬南北之广化寺 佛法如海之什刹海寺 何年识得空理圆之报国寺 悯忠怀古之法源寺 亦雨还晴雾色浓之大觉寺 宏仁锡福之东岳庙 民间圣地之妙峰山娘娘庙 武王显圣之关帝庙 司南利用之火神庙衙署——理不清的世事 天子监学之国子监 千古文圣之孔庙 典籍经藏之皇史宬 正视明听之都察院会馆——望不穿的秋水 前尘往事之会馆起源 星罗棋布之会馆分布和分类 有规有矩之会馆管理 有米续炊之会馆经费 水乳交融之会馆文化人物——说不尽的风情 留取丹青照汗青之文天祥 铁肩担道义之杨继盛 死去不愁无勇将之袁崇焕 沟通中西文化的泰西儒士之利玛窦 钦天监第一洋监正之汤若望
悯忠怀古之法源寺法源寺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南横街北，寺坐北朝南，院内古木参天，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之一。法源寺不仅以历史悠久而著称，而且寺内石刻碑记和藏经甚多。“高楼曲榭望峻增，赏菊西园秋兴增。佛号罢闻刚午后，又来东院看斋僧。”法源寺，又名悯忠寺，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是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远征高丽的阵亡将士而建的。唐太宗不顾长孙无忌等朝廷大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高丽。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高丽在汉朝已是中国的领土，隋朝多次出兵，均未取胜，我今天尚未年老，想借士大夫之余力攻下它，替死亡在那里的中国隋朝子弟报仇，也为被杀的高丽君父雪耻。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派水路五百船四万兵从莱州渡海攻打平壤，陆路则发兵六万从东北趋辽东，自己亲率六军到前线督战。陆路上，唐军攻下了一直顶住了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重镇——辽阳城，但唐军没有直捣平壤，而是在进攻辽阳城西南重镇——安市城时被阻，两个月未能破坡。考虑寒冬将至，太宗下令撤军，在归途中还是遭遇大风雪，死亡数千人，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为了悼念远征高丽而死去的将士们，安抚民心，唐太宗建立了悯忠寺。后来唐高宗李治又下诏修建，直到武则天通天元年(696)，才告竣工，并赐名“悯忠寺”。这正是“白骨累累古战场，忠魂耀耀日含芒。巍然一塔天人悯，时有缁流布道场。”悯忠寺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后期，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悯忠寺东南角建造了一座十丈高的塔。安禄山的皇帝美梦没做多久，两年之后，刚攻陷长安的他就死在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至德二年(757)，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在悯忠寺的西南角建造“天垢净光宝塔”，据说史思明建塔的目的是向安禄山祈福献媚的，不料安禄山突然被杀，他只好降唐，并赶紧把刻好的碑文磨平重刻，声称此塔是为唐肃宗李亨继位而建造的。不久，史思明降而复叛，后也被儿子史朝义杀死，落了一个和安禄山同样的下场。如今二塔皆毁，只剩《无垢净光宝塔颂》残碑，是目前寺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石刻遗存。清人王鸿绪有诗日：“悯忠古刹读唐碑，将士征辽实可悲。纵有番据《春明梦余录》记载：“唐悯忠寺，建于贞观十九年，太宗悯东征士卒战亡者，收其遗骸，葬幽州城西十余里许，为哀忠墓。又于幽州城内建悯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中有高阁，故但以阁名。唐谚：'悯忠高阁，去天一握'。”可见悯忠寺在唐朝已初具规模。悯忠寺毁于唐末的一场大火，但是遗存下来的两方石碑不仅记载有中闵忠寺的方位，而且记录了幽州城址和街衢状况，对研究北京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是唐武宗会昌六年(846)采师伦所书的《悯忠寺重藏舍利记》，此碑已佚据(光绪)顺天府志中此碑碑文记载，北魏时建的智泉寺毗邻悯忠寺，寺内藏有舍利，因寺遭火灾，“智泉寺已毁，遂以舍利归悯忠寺焉！”。智泉寺位置“即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子城东门”是4世纪时前燕慕容俊建都时的宫城东门。“东百余步”也就是说“子城东门”往东百余步就是智泉寺和悯忠寺。“大街之北面”，也就是今南横街的北面，与法源寺的位置相合。一是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沙门南叙所撰、僧知常所书的《重藏舍利记》。碑文日：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燕城”即北京城，“康衢”就是今北京的南横街。辽道宗耶律洪基是辽代诸皇帝中奉佛最为热忱的一位，《辽史·道宗本纪》称他“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他为北京地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咸雍六年(1070)，辽道宗对悯忠寺进行了修缮，并赐名“大悯忠寺”，大安十年(1094)，再次对悯忠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把观音阁由两层改成了三层，寺中现存的《辽合利石函题名》和《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合利函记》碑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重新修建。金灭辽后，又大举入侵北宋，并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获，连同后宫妃嫔押解北上，途经中都时便将宋钦宗及其嫔妃拘押于法源寺内。法源寺经金元战乱之后，遭地震、火灾而倾覆。蒙古人人主金中都后，最早住持悯忠寺的是金末著名高僧隆安善选。《大元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对他住持并修复悯忠寺有明确记载：“我师伐金，师转徙平滦，军中月无足食，将士或馈荤馔，终却不受，人知其清洁，不复縻系。得还燕，悯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丞相厦里等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书令耶律楚材署疏请主悯忠寺。寻主崇国寺，则丞相厦里之请也。师告施者，经营缔构，悉复旧观。”从碑文可见，当时隆安善选住持悯忠寺是由中书令耶律楚材奉朝命邀请的，原因是悯忠寺在蒙古伐金的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朝廷希望通过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重修悯忠寺和崇国寺。结果他没有辜负朝廷，发动信徒，“经营缔构”，恢复了悯忠、崇国二寺“旧观”。明正统三年(1438)由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巨阉牵头募资重建了寺院。据现存寺内的碑文记载，这次重建工程浩大：“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两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栖禅之所，次第缮完，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形成今天寺院的格局，明英宗题名“崇福寺”。正统十年(1445)，宋文毅又建大藏经阁，明英宗传旨把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经》赐给寺院，放在藏经阁中“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口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阐福寺，永充供口，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如今这部珍贵的明刊《大藏经》还保存在法源寺的藏经阁中。万历二十九年(1601)，崇福寺住持明玉发愿重修，京城的善男信女们纷纷响应，捐钱助修，于万历三十年(1602)完工。“先是住持明玉发愿重修，募诸善信，京师窥左足应者若干人，檀越聂君捐数百金，具插畚，往督厥事，经始于万历辛丑，越岁而工告成。塑像、殿庑、周垣、方丈、悉鼎新焉。鼓钟楼则增修其久废者，规制完美，岿然一方巨丽。”把悯忠寺改为崇福寺是明朝的英宗皇帝，而把崇福寺称为法源寺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清初顺治皇帝崇尚佛教，他说自己的前世就是个出家的和尚。他曾在崇福寺内设戒坛。康熙帝赐御书匾额：“觉路津梁”和“存诫”。雍正皇帝不仅敬佛而且深识佛法，雍正十二年(1734)他发帑重修寺庙，赐名“法源寺”，定为律宗寺庙。雍正的儿子乾隆更是崇佛有加。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亲临寺院，赐御书匾额“法海真源”，至今依然挂在正殿大雄宝殿上。他在《御制法源寺碑文》中说：“朕惟如来演说经、律、论三藏，而'律'居其一；又说戒、定、慧三学，而'戒'居其先，亦如宗门有衣钵之传焉。”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还题诗一首：“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沧桑已阅久，因革率难穷。名见'法源称'，实看象教崇。甲寅创雍正，戊戌葺乾隆。是日落成庆，初春瞻礼躬。所期资福力，寰宇屡绥丰。”从此，在京城众多的寺庙中，法源寺成为少有的专司传戒授法的皇家古刹。有清一代，在法源寺吟诗赏花盛极一时。清军入关后，实行满汉分居，颁布了满人居内城，汉人据外城的政令，因此汉官及文人墨客大都寓居城南，地处宣南的法源寺便成为这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游览聚会的地方。纪晓岚、姚鼐、洪亮吉、顾炎武、黄景仁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法源寺自古以来就以花木繁盛著称京师，有“香刹”之美誉。法源寺的花木以丁香、牡丹和海棠著称，每当花开之时京城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到法源寺看花、赏花、咏花，留下许多美好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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