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国人的演讲（二）
2008-1
华夏出版社
林语堂，陈季同等 著；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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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中国传统，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儒家思想，生存根基的道家思想……《致中国人的演讲》从心性的角度研究探讨了中国人的精神、理想及其人生观，深入分析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所扮演的角色和承载的使命，探寻了我们伟大祖先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为现代人心灵家园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道路。继往开来，阐旧开新，今天的中国人有福，可以聆听智者的诤言与警语。
一 中国从之德性二 宗教与哲学三 儒家哲理观——“中”四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五 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六 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七 礼乐新解八 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九 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十 孔子与心教十一 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十二 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十三 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十四 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十五 中国人的智慧十六 从“疏离”问题看中国哲人的智慧十七 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十八 谈儒道两家的“道”十九 孝和爱二十 论儒家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责任、权利与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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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吾民•吾性：天时、地利、人和
一提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说起她的智慧、博大、深广，就我个人而言，我首先想到的是她那流淌在心灵周边那一部分“悟性”。在哲学界或思想界，这个悟性或许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灵之约”。中国人重视与天地环境的关系，讲求“天人合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将自我掩藏在心灵深处，对外以“天地间走来小小的我”的姿态出现，这一“克己”的行为，反映出中国人自重、含蓄、谦让、内敛、深沉、博大、温和、圆熟、幽默、仁厚、常乐的个性。林语堂在《中国人之德性》一文中将中国人刻画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用“心”来控制感情，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大发现。这个发现，在我看来，用“做法”来得更贴切些。不过，“做法”可以用智慧或伟大来描述，毕竟这个“做法”非常独特，不容易做得来。这个做法形成了几千年的传统：“内圣外王”。说穿了，就是修身养性，然后在“起家治天下”。尤其是“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个道德理想的目标非常纯粹，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秩序的整合举足轻重。饶有情趣的是，中国人的德性不是儒家的独有，而且在墨家、道家那里也是比比皆是，以中国人的幽默而论，道家的“贫嘴”颇能显示出传统灵动的一面。林语堂这样述说中国传统的“幽默”：“幽默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有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当然么其他国家也有幽默，但庄子的幽默是中国式的，“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开篇即用幽默来概括中国的传统是不是显得不够庄重呢？回答恰恰相反，要知道幽默所包蕴的内涵比任何词语都来得宽泛周严。
陈季同的《宗教与哲学》讲出了孔子学说人性体系中最为完美的感悟。这个感悟非常人性化，他所说的“自重是一种普遍情感”，这就把中国人源自孔子的教诲给点化了：“孔子教导我们，感官，顾名思义由各种官能组成，而非天资。不过人类却接受了自然的禀赋，他列举为：体面的相貌，温和的言谈，准确的听力，敏锐的眼光，冷静的反应。我们应该不断发展人类感官的这些特别之处。”的确，不但幽默灵动，就是自重也是一种以不变来应万变的人生智慧策略。凡此种种，这些都是用来协调、润滑、周全人之边际关系的控制策略。
“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大气的一种“庸道”。这一人生智慧在传统资源中应该说是最值得打捞的一味。1918年11月10，翰林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刊词》中这样袒露自己施行教育宗旨的原委说：大学者，“包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论与厌世论，常樊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1930年，蔡先生在1930年11月20亚洲学会的演说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中庸之道”的普适意义以及在中华民族传统中独特性和智慧：“我等所生活的世界，是相对的，而我人恒取其平衡点。”其实“中庸”不仅是一种做事的方法，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19岁的匡亚明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客观分析了“中庸”的可取成分。避开消极，走向积极，这就是他发现的“中庸”意义：“儒家‘中’的哲理在教人如何困苦自励，如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方面，确有其合理的、经积极的思想实质所在。在儒家‘中’的哲理中，前者（指消极成分）应打破、消除，后者应保留、发扬。能如此，就可以在儒家‘中’的哲理中找到有益于当今的不少珍贵思想。”（《儒家哲学观――“中”》）无论我们身居何处，这种人生哲学都需要携带着。
不止如此，“中庸之道”与还牢牢挂靠在了“礼乐”精神的战车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中”与“和”是息息相关的，“和”是“中”的另一种表现和说法，它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国传统之伟大的一个突出的表现还是“礼”、“乐”精神，这是中国人心性最高的标志之一。徐复观的《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朱光潜的《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周谷城的《礼乐新解》、李长之的《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都是论述其伟大的经典之作。朱光潜先生特意将“和“提出来阐释“礼乐”精神：“‘和’是个人修养与社会生展的一种胜境，而达到这个胜境的路径是‘序’。和的意义原于音乐，就拿音乐来说，‘声成文，谓之因’，一曲乐调本是许多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声音配合起来的，音乐和谐不和谐，就看这配合有无条理秩序。音乐是一种最高的艺术，像其他艺术一样，他的成就在形式，而形式之所以为形式，可因其具有条理秩序，人格要成一个完美的有机体，知情意各种活动必须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就一个社会说，分子与分子要和而无争，他也必有制度法律，使每个人都遵照。世间决没有一个无‘序’而能‘和’的现象。”
当然对礼、乐内涵的之解释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中国伟大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看到的郭沫若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之精神》、方东美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周作人的《中国的国民思想》等万变不离其宗的“人生”感悟。方东美将中国人视自然、人与历史“浑然一体”的观点看作“东方智慧的基本精神”，从而也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定义和价值判断：“因此，在这种智慧的光照之下，哲学并不是对一些琐事枝枝节节的研究，往而不返，也不是对一些与生命不相干的探讨，执而不化。所有偏执的‘主义’，若只囿于边见，即使不是虚妄，也是误解，中国哲学在这种广大和谐的原则下，以理想主义作为追求崇高价值的表现，自可与自然主义携手合作，共同肯定生命的意义――不论是宇宙生命或是人类生命，然后在某种意义下的自然主义，也必能与人文主义密切融通，共同在文化创造中肯定人性的尊严。”冯契的《智慧的民族特征》也无不道出了其中的真谛；朱立元、王振复的《天人合一――中华艺术精神的文化内涵》更是从文学艺术的视角将中国人心灵“美的历程”推向了极致。
“仁”是中国传统中一个基本元素，也是一个归宿，而其落脚点则具体到了“孝”和“爱”上（南怀瑾：《孝和爱》），美籍华人成中英以此为根据发表的《论儒家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责任、权利与德行》以崭新的视角说出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前些年由于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的影响，对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的纠葛沸沸扬扬，然而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却以不争的事实让这种怀疑传统智慧的观点沉落。这也告诉我们，打倒传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必须正视并审视我们的传统。
同样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同样出于人文关怀，林同济的一篇在美国用英文解释的“中国心灵”更为真切。他把道家和儒家的互补圆融视为一首完美的乐章：“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负责、合作和从众；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他起到联合、保存和持续的作用。道家思想体现个体自由意志，总是导致异议和分歧。他们两者的确大相径庭。然而，正如生活中的许多悖论那样，对立面常常并存。这两种思想在一个文化中，还有在一个人身上的综合体现，在很多方面来看都不无裨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它们提供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正面和负面因素――它们一阴一阳，互为补充，辩证地引导生活走出时时出现的僵局；正因为有了它们，中国人才没成为偏执狂，中国才不那么单调。”（《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无独有偶，王邦雄的《谈儒道两家的“道”――从儒道两家的“心”谈生命价值的开发》，他这样总结中国人文的两家的心路说：“素朴地说，道是人走的路，是人走出来的路；人文地说，儒道两家为人生开路，开出人人能走，既真实而又庄严的路，所以道是人生的正路，人生的大道；究极地说，道既是正路，也是大道，能实现每一个人生命的真实价值，与存在的庄严意义，所以说道是实现原理，也就有了天道的形上性格。儒道两家的道。开出由有限走向无限的路，让每个人的生命没有负担也没有缺憾，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既真实又庄严，这就是担负一切存在，也实现一切存在的宗教精神。惟儒道两家，在人间现世开出终极理想境，这就是人间现世的圆满，所以儒道两家的道，都通过政治去开展，内圣外王之道，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这就是道，是由人的‘心’去开发去实现的道。”顺着这一思路延伸，我们还看到了“疏离”的智慧（韦政通：《从“疏离”问题看中国哲人的智慧》）、“自然与人”的“合一”（金岳霖：《自然与人》）、文化对人的“设计”（孙隆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国人智慧中的“三极”（庞朴：《三极：中国人的智慧》），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中的人文终极关怀，也可以用“真、善、美”来囊括之（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质而言之，即是“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潘光旦：《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在本卷编纂的文章中，谈论中国传统心性的居多，而且儒家、道家以及两家关系互补的文章各居一定的分量。诸如刘辉扬的《中国人的精神自由梦――庄子与道家》就是中国人“心性”的另一面揭示得淋漓尽致。陈荣捷的《中国哲学之理论与实际――特论人本主义》宏观而又全面的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各家的“理论与实际”之关系，人物的来头不大，但却有一言九鼎之力。
饶有意味的是，本卷最后一篇乃是胡适的1959年7月在夏威夷大学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这位以《新青年》起家，以激进反对传统“暴得大名”的文化巨子却以《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为题审慎地打捞出中国传统中的“科学”精神。这是“五四”巨匠的伟大之处。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学术活动也是吸纳在向中国人乃至世界人宣布：中国的传统同样伟大！
写得相当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