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全2册）
2011-10
华夏
唐浩明
1196
无
梁启超向曾国藩学什么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与他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聊天时，谈到毛的家世。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这一年，曾国藩（涤生）去世四十三年，梁启超（任公）也刚好四十三岁初度。将梁与曾氏并列作为农家子弟中的卓异代表，大概不会始于杨昌济，但二十二岁的毛泽东，此时很可能是第一次从他所崇敬的师长口里听到二人并提的话。 杨昌济并列曾梁，着眼于同是农家子弟同样声名卓著，至于其他方面并没有过多论及，当我们稍稍接触一些梁的文字后，便可以明显看出曾梁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即曾氏对梁影响甚为深远，或者说，梁刻意向曾氏学习。 梁是广东人，因地域及由地域而产生的种种隔阂的原故，他直到二十八岁才在国外读到曾氏的书。光绪二十六年春夏间，旅居美国檀香山的梁启超。在给其师康有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谈到初读曾氏家书时的震动：“弟子日间偶观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弟日来颇自克励，因偶读曾文正家书，猛然自省，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从那以后，梁便将曾氏引为人生榜样。直到晚年，其对曾氏的景仰之情依旧不改。他对人说：“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的。” 梁启超为什么会如此推崇曾氏？他在曾氏身上学到些什么呢？一九一六年，梁在政务著述异常繁忙之际做了一桩大事，即从曾氏全集中摘抄部分语录，汇辑成一部《曾文正公嘉言钞》，并为之作了一篇序言。从梁的这篇序文和他所选语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对曾氏的认同之处。 梁认为，曾氏不仅是有史以来不多见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见的大人物，而这个大人物，并没有超伦绝俗的天才，反而在当时的名人中最为鲁钝笨拙。那么是什么使得曾氏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梁说曾氏的“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他自己首先在这一点上着意向曾氏学习。 曾氏初进京时刻苦研习程朱之学，并身体力行，要做一个无愧天地父母所生的人，同时对自己身心各方面提出严格要求，且撰《五箴》即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以自警。梁也“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立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并效法曾氏以日记作为督察的方式：“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口皆记之。” 人的一生最难做到的是“恒”字。曾氏以梁所谓的钝拙之资成就大事业，靠的就是这个“恒”——数十年如一日的劳心劳力。梁虽天资聪颖，但只活了五十六岁。自从二十多岁成名后，一生便在忙碌中度过，除大量的政事、教学、社交等占据他许多宝贵的时光外，还要承受动荡不安的流亡岁月的干扰，而他却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精彩著述，其内容几乎涉及到文史哲的各个领域。如此巨大的成就何以取得？靠的也就是持之以恒的勤奋。他说他“每日起居规则极严”，“所著书日必二千言以上”。他的学生说他“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课，不稍休息。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梁的精力充沛或许有天性，但更多的则是出于自律。他在给朋友徐佛苏的信中说：“湘乡言精神愈用则愈出，此诚名言，弟体验而益信之。”湘乡即曾氏。曾氏所说的这句话，见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九给他九弟的信。梁不仅将这话记于心付于行，而且又将它抄下来，编于《嘉言钞》中，提供给天下有志于事业者。 从梁所辑录的这部《嘉言钞》中，我们看到梁大量摘抄曾氏关于立志、关于恒常、关于勤勉、关于顽强坚毅方面的嘉言，足见梁对曾氏这些方面见解的看重。随着这部《嘉言钞》的问世，也可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曾氏当年“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的具体做法，在一段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对当下生存的启示。 作为近世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梁更看重学问的经世致用。他在序文中说：“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告罪明矣。”以自己所做的实事来报答社会，这是梁启超的人生选择。接下来，他谈到自己从政二十年来的重要体会：既要做事，“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能磨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存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梁的意思是，要做事，便得与浊世打交道，在此浊世中如何让自己的身心得到磨炼，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能很好地应付方方面面，不致于受挫受阻。这就是人世间的最大学问。他认定曾氏便是这样一个拥有最大学问的人。 曾氏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注重经世致用。过去都说曾氏是理学家。其实，他对理学的学理并没有大的推进，他的贡献是在实践上。在如何将理学用之于身心修炼及事业建立这方面，曾氏是一个成功的践履者。曾氏以中国学问为教材，不仅尽可能地完善了自我健全的人格，而且成就了一番事功，并因此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除此之外，在平时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好儿子、好兄长、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曾氏认为，人生的“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在这一点上，曾氏与梁启超的看法完全一致。于是，我们在这部《嘉言钞》里，可以看到曾氏是如何修身的，又是如何办事的。这事情中既有掀天揭地的军国大事，也有木头竹屑的零碎小事。梁启超说曾氏“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既亲切，又实用，这就是当年梁读曾氏文字的感受。 此外，我们读《嘉言钞》时还有一个强烈感觉，即梁特别注重曾氏对当时堕落风气的谴责以及对扭转时风的自我期待与担当。梁不惜反复摘抄曾氏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人说的有关言论，于此不仅能看出梁对曾氏这些议论的认可，还可感受到梁本人对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责任感。这一点，或许正是这两位历史巨人最大的心灵相通之处。 梁在《说国风》一文中说：“吾闻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夫众人之往往听命于一二人者，盖有之矣，而文正独谓其势不能不听者何也？夫君子道长，则小人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勉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长，则君子亦必不见容而无以自存，虽欲不比诸小人而不可得也。” 显然，梁是在引曾氏之说来为自己的文章立论。曾氏认为，处在众望所归之地位的一二人，对一时的社会风气是负有引领之责的，而风气一旦形成，便又会影响各个层面上的人，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曾氏一向是以“一二人”自期的，作为名满天下的维新派领袖，梁又何尝不隐然以“一二人”自许呢？在这一点上曾梁之间可谓猩猩相惜。 “一二人”靠什么来扭转风气呢？理学家曾氏是主张以道德的力量来转移社会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来感化身边人及属下，然后再靠他们去影响更大的群众面。对此，曾氏有过表叙：“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鰌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革新家梁启超对曾氏这种以德化人的理念甚为赞赏。临去世的前两年，他曾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有过一次恳切的长谈。他说：“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不是智识分子的才能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残余根本去铲除。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他们就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 梁早年系维新变法派，后来转为共和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对于张勋复辟清王朝的作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而曾氏则是彻底的大清王朝的保皇派。在某些人看来，梁不应学曾氏而要咒骂他才对。其实，人类文化中的精萃是从来不受政治观念和时空限制的，梁所看重的那些曾氏嘉言，正是属于人类文化精萃的部分。梁说曾氏是“尽人皆可学焉而至”的，他自己学习而有成效，于是想让大家都来学习，遂在百忙中抽空编了这本《嘉言钞》。梁认为他所编的这部书，对于中国人来说，好比穿衣吃饭一样的不可一刻离开。笔者也一向认为曾氏可学而至，且有感于“布帛菽粟”这句话，遂在评点曾氏的家书、奏折之后，不嫌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又来评点一番梁所辑录的这部《曾文正公嘉言钞》，无非是想让梁启超的意愿在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中得到更好的实现。 最后，还有两点要向读者诸君交代。 一、梁启超对他所辑的《曾文正公嘉言钞》还有过体例上的说明，为方便读者阅读，择其重点如下：“是编从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书札、家书、家训、日记、文集五种摘钞。其余嘉言散见他种遗著在则付阙如。” “是编所取自便省览，故务求简要，往往一段之中仅节数语，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亦有因此一义而屡见屡抄者，以存文正强聒不舍之真，亦使读者得日习而悦之益。” “文正居大乱之世，半生治军，是编所抄言战事者亦什之一二。其为军人宝鉴而无待言，即非军人，亦当涵咏其理而善推之于用。盖人生天地间，本以奋斗为生涯，何时何事非在战争中者？是编所抄关于军事诸条，吾确信凡任事者苟能体其意而服膺之，必终身受益不尽也。” “是编所抄关于观人用人之诸条，读者可以为文正秉权势居高位故能尔尔，吾侪则无需此。其实不然。人无论居何地位执何职业，皆须与人共事，求友求助。苟善读此，无往而不自得师也。” “文正于学术文艺独得处甚多，垂训亦至精，今所抄从略。” 二、梁启超所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三四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了一部名曰《曾文正公嘉言类钞》的书，无编者署名。一九九三年，岳麓书社重印此书，以梁启超作为此书的选编者。梁启超是否此书的选编者虽是疑点，但此书所选的言论却的确出于曾氏全集，且此书所选嘉言颇多，又分类汇编，有利于无法通读全集的读者更好地阅读曾氏。鉴于此，笔者亦对此书加以评点，并附录于后。此书也有“割裂”“屡见屡抄”的现象，其用心当与梁氏所说者同。另，这两本书免不了有重复之处，为保存原貌，亦不作删节。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套装上下册）（最新修订本）》全国人民在读毛主席语录时，毛主席在读曾国藩语录，曾国藩，大人物中的大人物。蔡锷辑录他有关治兵的文字，用以培训新军将官，在军界产生极大影响；梁启超集成《曾文正公嘉言钞》，靠它砥砺自己，砥砺天下有志于事业者，终成一代卓越的政治活动家；毛泽东评价他：“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氏之智慧与谋略，影响了几代国人。 这一部曾氏语录，既有掀天揭地的军国大事，也有木头竹屑的零碎小事；既可以看到曾国藩如何修身，也可以看到他如何办事；既可以看他如何从湘乡农家子弟成为异材；又可以见证相对鲁钝笨拙的他，如何超越当时的各个天才，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唐浩明，湖南省作协主席，被评为中国书业界十大新闻人物、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南省首届优秀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其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2003年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长篇历史小说《杨度》曾获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及中国优秀长篇小说奖；长篇历史小说《张之洞》荣获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销量达百万册。 他被誉为国内外研究曾国藩的第一人，也被赞为曾国藩的异代知己。
上册书札湘中士人集团的领袖贺长龄早具坚车忍耐冷苦劳闲人才高下在志趣可为浩叹者独赖耿耿忠心集思广益当内持定见力去害民之人选将官的四个条件不可专恃粮重饷优讨厌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如鸡伏卵如炉炼丹对苟安风气痛恨次骨矫枉过正成败不复计普通人喜从众荆轲之心苌宏之血戒惧惕厉与傲兀郁积自救与破敌急于求效导致外重内轻常存有佘不尽之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赤地新立可圣可狂敬与恕以声闻过情为戒维持是非之公高明与精明悍鸷与骄及安详与惰于敬与恒欠缺心常用则活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趋时者忘机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守约勤医惰慎医骄做一分算一分广收慎用以朴实廉介为质求才之道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以勤慎补拙稳正与险奇勤靠平日培养除得人外无可恃世之所以弥乱者主气静客气动危难之际察人不说假话视爱民为性命根本之事简傲不是风骨君逸臣劳自立与推诚奉方寸如严师诚心虚心任事之人不必惧毁与运气赌一赌知人晓事不问毁誉以勤为本以诫为辅逆亿命数是薄德坚志苦心勤力"有恒"为作圣之基耐烦最忌势穷力竭处逆境宜以宽自养人力居三天命居七未可滞虑高世独立之志道理不可说得太高不妄求人知危险之际见爱者喜惧不随众人临阵须臾之顷实行与粗浅变易须十倍之力畏有识者窃笑将心放宽不嫉妒不贪婪困厄激发人的潜力家书猛火煮慢火温用功譬若掘井心得与疑义志识恒三者缺一不可凡事贵专顺境啬境都感恩仁心与私心荷道躬行不可慢弛物牵心气神体欲定牢骚太盛者多抑塞功名之地难居渐习则迁善不知规模远大与综理细密真心相向全副精神贯注一事精神愈用愈出盈科后进去机权复笃实坚毅与刚愎有别不慌不忙与无声无臭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脚踏实地长傲致败不可怨天尤人善始善终与拼搏求人不轻率进退焦躁则办事不妥人生适意时愧于不恕日慎一日死生置之度外习劳为办事之本不轻进轻退妄亲妄疏惰傲致败不轻非笑人与不晏起半由人力半由天事说话事后悔议者阅历浅军事忌预说多选替手苦于不自知临睡时默念本日劳作刚柔互用如何面对疑谤怀临履之惧盛时常想衰时打仗靠一己危急之时只能靠自己不提一字不夸一句不竭之气有余之力名实与劳赏等窒欲惩忿豁达光明之胸襟报国修行畏惧敬慎担当大事在明强无形之功不必说强从明出虚心曲折交互。积劳者非成名享福者俭廉直忍方寸中有权衡胸次浩大崇俭习劳既奢返俭极难小心埋头蝮蛇螫手壮士断腕置毁誉祸福于度外切勿存一自是之见不可在胜人处求强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自己全无本领另起炉灶重开世界硬字诀家训风霜磨炼劳心劳神崇俭可长久有常是第一美德立志即金丹袁婿学坏立意须超群离俗气势识度情韵趣味《颜氏家训》与《聪训斋语》众长与一长困知勉行贪利与激逼成事以不忮不求为重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日记精神有余补救难庄敬自强知己之过失圣贤与禽兽不测之祸恶巧恶盈恶贰易境难境与乐处忧处善意与忧乐无易处之境遇不求回报艰苦得来则可久可大骄惰误事劳谦君子以善相浸灌倍加磨冶变换本质静中细思取人长攻吾短百病由懒生三乐喜誉恶毁与患得患失言物行恒安逸不能肩大任遏欲之难借拂逆磨砺德性心力劳苦得人与治事精心果力清早单开精神贯注与军事日进文集君子慎独原才规僚友之过立志及刻苦与坚毅骤为遽成与一览易尽德不苟成业不苟名安而思危乐而不荒求人与不求人俭约可不求人不自暇逸所习之重要导向之重要不敢造次忘艰苦克己爱人去伪崇拙气节与养士厚薄无关亲历艰苦食之弥安不必一一求有济附录 评点曾国藩嘉言类钞治身猛火煮慢火温民胞物与之量与内圣外王之以写日记来固定恒心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人生宜求缺将仁心变为行动德行上的五条告诫夜郎自大最坏事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何必远行求学苟能自立志则为圣贤豪杰为学最要虚心不做假名士常存敬畏之心不取非道义之财除去牢骚培养和气尽心做事不计成败不精明则遭欺侮不好收拾是败家气象藏身匿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戒奢戒傲不苟取等差不紊行之可久和易调郁不亢不卑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一味浑厚全副精神首尾不懈精神愈用愈出以诚愚应巧诈有实心乏实力提起全力早夜整刷以专而精以纷而散长傲与多言为凶德勤奋以图自立怨天尤人不可以涉世养德保智慧愈苦愈明……下册
通常官员都只把治事作为为政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政事本来就繁多，每一桩每一件都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逼得你非办不可。重治事原本不错。不过，事情要靠人去办，而“人”又不仅仅只是自己一个，故而为政在治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得人。这一点，常常易于被忽视。曾氏有一套得人的本领和经验，此乃其成功之本。这段话说到他得人的四条经验，看似无奇特之处，若要真正做得，则颇不容易。譬如拿勤教一条来说，许多为政者就做不到，即便想教，也教不出一个名堂来。曾氏认为，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不能为贤主更生异才，人才要靠培养教育而成。曾氏教育人才的方法很多，“宏奖”是他使用得最多最为得手的一种，他甚至把“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视为自己的一大乐趣。 在治事上，他对“经分”、“纶合”有独到认识。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曾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寂，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日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账。总以后胜于前为进境。”对于约守，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有很好的阐述：“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 ……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套装上下册）（最新修订本）》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偶像的治学治世法、为官为人术。国内外曾国藩研究第一人唐浩明权威解读。晚清草根名臣的发迹秘密影响几代国人的处世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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