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上）
2008年4月第一版
中信出版社
徐明天
315
无
1979年，她还只是“省尾国角”的一座边陲小镇；2007年，已崛起为国内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的第四座现代化城市。 自1980年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后，改革创新已成为她的灵魂。 这就是深圳的故事。 是什么力量激发出深圳经济快速增长的高速度？ 是什么魔力托起令全球瞩目的深圳“一夜城”？ 三十年来，一代人的命运与深圳的发展紧密相连，期间发生了哪些故事？ 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讲述了深圳三十年间崛起的过程，忠实记录了深圳在经济、社会、制度、产业等方面的深刻变迁和上升。 可歌可泣的创业故事加上鲜为人知的史料披露，让我们重回那个激荡的创业年代……
徐明天，籍贯山东济南。当过兵，任过教师，做过党政干部，在企业做过管理。现任《深圳商报》首席记者，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中信出版社签约作家。尽职财经报道的同时，致力于中国企业研究，著有《博弈危机——创维16年实战案例剖析》、《长虹隐痛——巨额应收帐款覆盖下的企业难题》、《三九陷落——中国企业20年危机的“关”与“坎”》等。邮箱：xumtszed@126.com。
前言 为一代人和一座城市树碑立传 1979 深圳元年 邓小平第一次叫出“深圳”这个名字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第一个登上蛇口半岛的香港女商人 吴炯声找港商 【城市日志·1979年】 1980 骑着单车过河来 谁是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香港人？ 还没盖，108套住房就卖光了 走过深圳河的港人 自行车驮过世界500强 “鱼饵”3/4济学原理 【城市日志·1980年】 1981 “小额边贸”活城乡 王石卖玉米 边贸活了龙岗鸡、沙井蚝 维他奶30年长青 到香港承包土地种菜 逃港者归来 湖北人牧鸭深圳 蛇口的集装箱商场 蛇口“黄埔一期” 【城市日志·1981年】1982 饿肚子逼出改革 “马太”购物中心5天赚回总投资 深圳存粮只够吃两天 到广交会上订购国货 竹园宾馆砸了“大锅饭“ 沙头角商场搞承包 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代 【城市日志·1982年】1983 外商投资蜂拥而至 外资大举“入侵” 4年超过过去30年 坟场建起知名手袋厂 外引带动内联 打工妹当厂长 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 宝安发行股票 潘强恩创“万丰模式” 银行业打破藩篱 两万工程兵集体转业 【城市日志·1983年】1984 经商做生意的热潮 邓小平一路只看只听不说话 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北有中关村，南有上步区 做牌匾的成了最忙的人 饭盒上的改革 城市建设：“50年不落后” 20年前的争议 【城市日志·1984年】1985 与屈辱相伴的荣耀 拔掉“输血针头”! “特区失败论”出笼 最坏的日子 刘天就撤资 最早的外企罢工事件 “一军两宝”大案 王石涉“灰” 外汇调剂中心挂牌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科技园：梁湘的“辩解” 【城市日志·1985年】1986 到深圳去办内联厂 一个“罪犯”的祝贺广告 港商重回深圳 中信旋风刮过深圳 赵新先出山 孙家驹上任 孙凤岗办厂 “个体户”徐伟展出个人发明 【城市日志·1986年】1987 变革悄然而至 巨额承包款能否分给曹继光？ 王之下海 麦伯良出头 袁庚的另类试验 不经意的精彩之笔 “深发展”出航 “特区学”兴起 李灏长袖善舞 国内拍卖土地使用权第一槌 扔到纸篓里的“卡拉OK” 【城市日志·1987年】1988 资本的苏醒与萌动 百家企业同日奠基开张 任正非辞职办民企 黄宏生品尝“人走茶凉” 民营企业的萌芽 赵新先第一次“赎身” 万科股改 富士康深圳建厂 吴桂贤受邀 【城市日志·1988年】1989 风景这边尤好 移民之城 林家宏的机会 马介璋把潮州菜做成全国品牌 金融小风暴 “巨人”斗“金山” 台湾“电脑怪杰”朱邦复 百亿城市 【城市日志·1989年】1990 买股票发快财 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深交所抢先成立 王石购买特发大厦 “起士林事件” 顾雏军初出茅庐 看着深圳一天冒起来 【城市日志·1990年】1991 试探小步走出去 “有色深联”期货先行 深圳救市 黎明网络的贡献 接轨世界 赛格租赁9公司 回馈内地 打工仔、打工妹创大业 深圳有个安子 【城市日志·1991年】1992 春风又绿南海湾 三九机制 东方风来满眼春 蒋开儒的春天 一百万官员去深圳 创业潮涌 5000新疆老乡“玩”深圳 “8·10”股灾 “原野”大案 【城市日志·1992年】1993 企业并购潮渐起 蒋一苇论国企改革 叶启明现象 “儿子”告“老子” 并购潮起 股市收购第一案 文稿拍卖第一槌 科技园的尴尬 企业内迁忧思 “8·5”大爆炸 【城市日志·1993年】后记 讲出您的故事人物索引
插图：邓小平第一次叫出“深圳”这个名字2007年9月8日凌晨2时6分，94岁的汤年病逝。老朋友的悼词中称他是“20世纪50年代宝安县的特等劳模，深圳经济特区早期的企业家”。1979年8月，汤年作为中方代表筹建的东湖宾馆，是深圳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汤年临终前给子孙留下诗句遗言：“国运家运，人人行好运；健康幸福，个个皆幸福。”知道自己日子不多，汤年坚持让家人用轮椅把他推上莲花山，和老伴在邓小平塑像前合影。他流着泪喃喃地说：“没有小平，就没有深圳。”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灵魂。深圳的灵魂是邓小平。1978年，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集中到北京举行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决策。这次会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的讨论将会期延长两天。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时突然提出了一个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此前，如果说起广东毗邻香港的这个地方，都会称做“宝安”。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由于有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准备，所以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正是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确定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国从此走上并开辟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1978年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路线逐步发展为后来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和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我们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民族。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相继离去之后，邓小平的传奇般复出，让国人充满期待。此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引人注目。而这位满腹谋略、举重若轻、一生大起大落的小个子老人，出言如金，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在邓小平说出“深圳”这个名字以后，很多人开始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方。1977年，邓小平复出。10年“文革”期间，邓小平曾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第二号人物被打倒。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动荡岁月里，沉寂在江西小院的邓小平都想了些什么？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开始了复出后的第一次远行，到广东视察。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在半个世纪后再一次走进“资本主义”的工厂。他首先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真正领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邓小平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了电视机组装生产线、自动插件装置以及检查成品等生产工序。离开车间后，邓小平受邀来到一间展览室，日本朋友向他介绍了陈列在这里的双画面电视、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立体声唱机以及微波炉等产品。邓小平现场讲话说，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工业、电子仪表和自动化等都是必须发展的产业。之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两国的友好合作更加广阔地在多方面进行下去。应主人的要求，邓小平在这家工厂的纪念册上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还向一直陪同的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询问，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李光耀看。报道的性质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座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新加坡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第一，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我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邓小平对松下的考察，给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老人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国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通过国际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赠送价值1.2亿日元的设备，松下公司北京事务所随之开设。松下公司率先进入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日本公司蜂拥而至，在其后的10年间，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邓小平在会见前来访问的松下幸之助时再一次提到了深圳。邓小平说，我们在广东靠近香港的深圳设了一个经济特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试验，欢迎各国资本到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也许正是邓小平这句话的影响，吸引了日本企业陆续投资深圳。在深圳以后的建设中，继中国香港、台湾的投资之后，日本企业的投资处于第三位。“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邓小平复出之后，一般描述为有两次南巡。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三次南巡。1977年11月的第一次南巡，邓小平扔下了一句话。邓小平关注深圳，应该与他复出后1977年11月的第一次南巡有关系。复出后为什么第一次出巡就来到广东？他南巡广东的目的是什么？在广东他又看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复出后的邓小平已经清楚地明确了自己在有生之年的历史使命，国内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同时，他必须解决香港问题，还应该解决台湾问题。他要亲自近距离地观察一下香港。来到广东以后，广东省领导把“逃港”的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汇报者小心翼翼地将“逃港”事件托出，邓小平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大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接着又说：“这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邓小平在广东十多天，直到离开，省委的领导还在揣摸这两句话的意味。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吴南生，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的日收入为0.7-1.2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为60～70港元，两者差距悬殊。眼前的事实终于使省委书记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此时的香港被世界称做“东方明珠”，是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和“新界”3部分组成，总面积1066平方公里。香港人口530多万，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贸易总额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8位，大大超过大陆。香港生产的成衣、玩具、电子产品和钟表等商品的出口量，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同时，香港的对外贸易及交通运输、金融、旅游等行业也得到较大发展。从建筑看深圳河两岸，香港四五十层的高楼比比皆是，而深圳还是低矮平房，最高的建筑也只有3层。经济的差距更是十万八千里。1979年，深圳有农机、酱菜厂等工厂26间，全市工业总产值6042万元。显然，大陆和香港在经济上的差距是导致“逃港”事件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经济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正是这次南巡，“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了烟还吸不完。1842年，道光皇帝在太和殿召见刚从广州回京的直隶总督琦善，询问英国人要求割让的香港是什么样子。琦善说，香港是坐落在南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道光不放心，又问香港到底有多大。琦善说：“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建市之前的深圳老东门市场蛋形，香港就像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去了。”香港，就这样被英国列强“抹”走了。1898年，北洋水师甲午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英国人再次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深圳河以南的土地全部“租”给了英国人，“租”期99年。按照当时的租期，1997年香港将回归祖国，去时容易，回来能那么容易吗？在广州的宾馆里，夜深人静时，邓小平在为这20年的回归路途布局。1979年年初，国内刚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千头万绪之际，邓小平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4日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但这一次访问的主要内容是就对即将发起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向美国进行说明，争取美国的支持，以钳制中国西北的苏联。从1965年开始，在长达8年的抗美援越过程中，中国军人伤4200人，死1100人，由于种种原因，死者的骸骨都未能运回中国安葬，全部埋葬在越南。中国倾尽全力，向越南提供了巨额的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帮助越南共产党在1975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1978年，越南恩将仇报，不断向中国发起挑衅，驱赶华侨，向我广西、云南边境打枪放炮，边境上涌来华侨难民潮，山坡上躺满了拖老带小被抢夺得一无所有、疲惫不堪的难民，边民被打死，房屋被摧毁，连田里的耕牛都被打死。被越南驱赶过来的华侨难民，有一部分被安置到了深圳沙河和光明农场的华侨村里。如果说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第一批移民就是这批从越南被驱赶回来的难民。深圳河两岸的巨大差别，边境上的战火，让邓小平愤懑地说出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第一个登上蛇口半岛的香港女商人“记不清是哪一天，我第一次从香港坐船踏上蛇口的土地。我当时还不到40岁，一心只想着干点事情……”多年以后，“马太”这样回忆1979年第一次从香港到蛇口的情景。在讲述蛇口的故事时，就让我们先从一位被称为“马太”的香港女人讲起吧。一直到现在，说起“马太”，在蛇口仍几乎无人不晓，除了袁庚，“马太”绝对是蛇口第一阵列的名人。因为她是第一位到蛇口投资的香港商人，也是一位自始至终跟随袁庚在蛇口打天下获得巨大成功的港商。“马太”名叫陈惠娟，潮汕人，之前一直在香港做生意，但做的都是与内地有关的生意，不过做得都不是太大，仅仅勉强维持而已。商人的特点是信息灵通，由于是做内地生意，她更是格外注意打探内地在香港公司的消息。1978年10月的一天，“马太”听招商局的人说，北京派来了一位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工作，很有来头，名字叫袁庚。11月1日，招商局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为袁庚举行盛大招待会。“马太”再一打听，袁庚在香港早已大名鼎鼎，他原在东江纵队做情报工作，早年就活动在广东和香港，在香港有不少老部下，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特别能打仗，又有谋略的人。对袁庚任职招商局，香港各界反应热烈，充满期待。招待会这一天，“马太”精心装扮一番出现在了招待会现场。招待会盛况空前，来了很多政商人士。袁庚在会上宣布：“香港招商局正拟大力拓展业务，除继续经营已有的船舶代理、远洋货运和本地仓库码头业务以外，将直接经营船舶买卖以及大力开展同交通部运输有关的各项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些业务主要为中国服务，也乐意为国外服务。”在这次招待会上，“马太”接近袁庚，并有重量级人士引见。她表达了与招商局合作的意愿，并留下电话，希望能进一步详谈。果然，几天后，袁庚就接见了这位算得上老乡的“马太”。拐过年来，招商局发展部的人就找到“马太”，说招商局将在深圳南山半岛的蛇口建设一个工业区，请她从香港采购建设人员所需的生活用品，列出的用品清单上有粮食、食品、棉被、蚊帐、铁架床、办公桌、炊具等等。
无
看着文章，回想自己在深圳时的情景。真好，也许是当局者迷，在那个年代发生这么多的事。
非常不错的一款书，建议大家看看。
回顾这30年的历程，伟大而不平凡，应该不断从这里吸取前进的力量!
书还可以，好看，非常满意
刚拿到，大致翻了一下，感觉不错。同事看了也想看，于是又准备定一套。。
就是书的封面有灰，感觉从老仓库淘出来的。
质量和包装都很好~！
这边书描写了深圳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经济史中的主要的人物还有企业的波浪沉浮~~对想了解深圳创业的人可以了解了解
总体来说不错，不过跟激荡三十年不能比，不过回顾深圳创业史的三十年，还是令人感叹！
这部编年体的书，细致的描写了深圳30年从一个宝安县变成万众瞩目的深圳市，这儿飞速的发展与这里的每个人的努力和发展是休戚相关的，大家看到了深圳的发展，却缺少对深圳发展助推力的关注，如果能够更加深入的描写，估计就字很多了，但是书就会更加丰满的！
按时间顺序记事，记录真实，许多事件只能简单提及，没有空间记录更多细节，因为深圳发展过程里每件事、每个人都足以独立成书，有很多内容可以反思。总的感觉还可以
好书一本，就目前已出版的图书来说，对深圳商业历史有比较丰满的回顾和记录。对于深圳商业发展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读。
这种类似年鉴的书是很难写的，作者能够将大的事件概括与当时创业者的工作细节都很好地兼顾，并清晰地表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作为深圳的第二代该书的很多细节让我们又回到了从前。由于作者将该书分为上下册，而且按照时间来分，所以书中部分（应当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叙述是到点儿就停，没有任何转折地嘎然而止，阅读时感觉不过瘾。
此让我对年轻的深圳有个全方位的了解／
和《激荡三十年》配合着看，看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帮朋友买的书，自己没看。不做评论。暂时评4星吧。
总共买了五本书，第二天早上就送到了。我满心欢喜啊。五本书里有两本密封包装的，有三本没密封，其中一本封面有细密的刮痕，内部都没什么毛病。整体来说还是很开心的，周末有书看了。
通俗易懂,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这一本也还可以，马马虎虎，对深圳自主创业的企业史有了大概的了解。
书写的不太好，像是在垒数字,看不下去了
故事性的
感觉一般，不喜欢这样以商界人物为主线的叙事方式，有做广告的嫌疑。买回来只是翻了一下。
这本书作者徐天明写过很多书《郭台铭和和富士康》《春天的故事》但是都很肤浅，很多内容都是东拼西凑的，能看出来作者即没有接触过过故事中的人物，也没有亲自研究过那些事件，一些事件描述很笼统和模糊，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好多好多瑕疵和做作之处。希望现在的作家能够为读者负责，为自己负责，没有水准就别慌着出书，只为赚钱。推荐《激荡三十年》，吴晓波的，很好，读完那本你才会发现这本是多么差劲。
写的还可以，不是很好，相对于《激荡三十年》而言，就差多了，主要是故事没《激荡三十年》精彩。
文章还不错,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深圳的发展历史,和大事件,但和激荡三十年相比,稍逊一筹,我是深圳主义者,如果该书能加入一些历史照片会更好.
不过没有写深圳如何通过收取暂住证费用发财的。当时一个人一年300, 几百万人，一年就是数十亿，深圳就是这么发家的。 一个打工妹一个月的工资是600-800, 深圳当时的派出所民警 吃饱了饭就专门干这些事，上街去查暂住证。
还行，就是有点平铺直述，但是资料很齐全
记录的没多少激情，看的不爽。
《赤壁》（上）上映了，这部明星电影记述战役之所以一直得到官学商民各界人士怀缅，其实在于这是汉末格局中豪杰们最后一次华丽演出。诸葛亮这个制度主义大师的登场标志着三国英杰时代的到来，制度、框架、格局都已渐渐确定，祁山、合肥，英杰人物之间的博弈近乎于棋盘对决，讲求的是精密计算和持久战背后的国力支撑，哪里还会出现当年董卓军二流武将徐荣殴打后来的曹丞相、昏庸无能之江夏太... 阅读更多
作为深圳人，深圳的历史是应该掌握的，这本书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了解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