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下）
2013-1
中信出版社
肯尼迪
无
本书论述的主体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体系以来，5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毋庸赘言，这将涉及大量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由大国集团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但是，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它的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因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原书副标题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来看，它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这里提出的论点将在本书正文中详细分析，在此概述如下：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在不断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所带来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海军。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减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本书论及的“大国的兴衰”情况，可简单概述如下：第一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础，即考察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穆斯林在印度的支脉——莫卧儿王朝、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的长处和弱点。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但是，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各国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国民信奉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有类似要求。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而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阻碍很少，它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军事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使欧洲社会走在了世界其他地区之前。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惯有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在各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仍可能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国力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争霸”活动——这在第二章中有详细阐述。本书各章在论及一流强国的长处和弱点时，都进行比较分析，即放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多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把疆域扩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维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长期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第三章的内容是发生于1660~1815年的大国之争，但这些战争很难轻易地概括为某个大集团与许多对手之间的竞争。在这个纷乱动荡的时期，西班牙、荷兰等以前的一流强国正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5个主要大国脱颖而出，逐渐主宰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并进行了一系列长期的联盟（这些联盟的成员变化很快）战争。在这一时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是历史上最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的国家。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反对联盟而无法实现，至少是功败垂成。在18世纪初期，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因此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优势。但是，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对于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斗争中的命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1815年时，俄国和英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已变得十分重要。两国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影响。此外，进入18世纪后，它们都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最后一点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并挫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在1815年以后的100年中，显著的差别是，长期的联盟战争完全绝迹。在欧洲形成的战略均势，得到了欧洲协调机制下各大国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动乱，并在本国所在的大陆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如俄国和美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不仅使英国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方面发展到顶峰，成为全球强国，而且由于良性的相互影响，还有利于它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传统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几场重要战争（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有点牵强，那么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等则十分典型）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并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的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因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技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体系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1880年后，世界列强为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对落后的恐惧；第二，各国在陆地和海洋竞相加强军备；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寻求盟友，准备战争，在和平时期纷纷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各国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和发生了多次国际危机外，每10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各国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不利于已持续了3个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专制的国家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此时，英国确实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虽然1900年以后50年的主要发展过程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与之相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令人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损失。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基本的经济现实与国际体系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5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的“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苏联也正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工业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应对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会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过程跌宕起伏，却证实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一战”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形成，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再次得到加强。这说明，当时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叶，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各国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完全结束。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5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这一不变的话题。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规模的双边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那些热心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兴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任何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一般性理论。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他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导致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力是否受可测量的权力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前提下，能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力量格局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了，因此，它绝不会因为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军队拥有的武器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国家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上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然地把比两代人之前多的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而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王国经济繁荣时期多的多。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巴麦尊勋爵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时多的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美国和苏联似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后文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这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用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进行的战争，以及18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尼德兰联邦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观点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落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是有意义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的空白。
《大国的兴衰》全书共分上下两册，对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大国的兴衰》的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能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书是《大国的兴衰》的上部，重点论述公元1500前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主要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作者：（英国）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 译者：王保存 王章辉 余昌楷 朱贵生保罗•肯尼迪，英国历史学家，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任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出版有多部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在世界史学界享有颇高声誉。
第二篇工业时代 第六章两极世界的来临（1919～1942） 战后国际秩序003 战争策源地020 法国与英国041 幕后超级大国052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066 第三篇当代和未来 第七章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43～1980）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082 新的战略态势090 “冷战”与第三世界107 两极世界的解体130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150 第八章面对21世纪 历史回顾与思考177 平衡发展的中国186 进退维谷的日本198 得失并存的西欧212 矛盾重重的苏联231 相对衰落的美国255 后记277
版权页： 插图：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在全面考察每一个大国的相对实力和薄弱环节，并同当时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动力结合起来看之后，就更容易理解20世纪30年代世界外交的进程了。这并不是说各种危机的地区性根源——无论是沈阳、埃塞俄比亚，还是苏台德区——毫不相关，也不是说如果大国都协调一致的话，就不会出现国际问题了。 很清楚，当地区性危机发生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根据更广阔的外交舞台，特别是根据迫切的内政问题来考虑这些危机。1931年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与英镑危机和第二届工党政府倒台产生相互影响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对他的幕僚鲍尔温作了精辟评论：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 这是对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当英国政府喘过气来后，没有迹象表明它想过要改变它对日本征服中国东北行动的小心翼翼的政策。除了需要不断对付经济问题外，还要考虑到公众极其厌恶卷入远东事务之中，英国领导人还认识到自治领要求和平的压力，也意识到在日本享有战略优势的地区里，帝国防务所处的劣势地位。总之，有许多英国人赞成东京对付令人不愉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一决定，并且有更多的人希望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在这种情绪有所减弱时，在日本发动进一步侵略行动后，白厅仍可能被迫采取的较为强硬的唯一办法，是与国际联盟或其他大国站在一起。 尽管国际联盟所倡导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赞赏，但是除了动用它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的军队外，它没有任何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手段。因而，它求助于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来制止日本侵略，但这只是让大国在日本继续征服中国时找到延缓行动的借口。在几个大国中，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真正的利益。德国尽管一直在华享有贸易和军事利益，但还是愿意袖手旁观，想看看日本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能否为欧洲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苏联对日本的侵略感到担忧，但其他大国不可能邀请它一同合作，它也不想被单独推上第一线，与日本大拼一场。可以预言的是，法国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开一个先例，改变现行边界和藐视国际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越来越担忧德国秘密重整军备和维持欧洲现状所出现的困境，因此他们一想到在远东出现的混乱就十分吃惊，害怕这会转移对德国问题的注意力和可能的军事行动。巴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坚决地维护国际联盟的原则，另一方面它私下让东京知道，它理解日本在中国碰到的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至少是由国务卿史汀生所代表的——一点儿也不宽恕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直截了当地认为，日本的行动从理论上讲是对美国生活方式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威胁。但是史汀生的有高度道义原则的谴责，既没有引起胡佛的重视，因为他害怕这会连累美国，也没有吸引住英国政府，因为它宁愿见风使舵。最后的结果是，史汀生和胡佛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互相指责。更为重要的是，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留下了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位学者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观点提供了令人沮丧而又令人信服的例证。
对国际体系中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进行考察后，在本书结束之前，笔者写了最后一节。在这相当重要的一节中，笔者阐发了许多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战争与力量对比发展周期”，“全球性战争、公债与长周期”，“帝国的大小与持续时间”，以及许多政治学家曾经探讨过的其他各种理论，以便读者对本书所述主题有一个总体概念，并对某些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但是，这不是一部政治学专著，尽管它向正在研究战争和国际秩序变化规律的政治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评论。 笔者在本节中不打算对目前国际形势做出结论性概括，因为这违背本书的主要宗旨。本书认为，国际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不仅由于政治家们的日常活动和政治、军事事件的不断发生所致，还由于世界力量的形成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力量在一定时候就会脱颖而出。 然而，在结束本书之前，谈几点一般性意见是适宜的。在全书中都谈到，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或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总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也应该这样看。既然这两者关系密切，既然各国的发展变化是不可抗拒的规律，那么，国际力量对比就不会一成不变，任何政治家不这样假定就是愚蠢的。由于各国间的对抗具有无序性和竞争性，过去5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无论作战或备战都会消耗本可用于做其他(公共的或私人的)“好事”的资源。因此，不管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阶段，在每个世纪都会有一场关于应将多少国家财富用于军事目的的辩论。与此同时，还有一场关于如何更好地繁荣国民经济的辩论。这不仅因为财富的增多可使国民受益，还由于人们认为，经济力量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影响到大国的胜负——如果再次发生国际性战争的话。的确，本书论及的所有大国间长期大规模战争都说明，在战争期间和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经济力量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可使不同国家变得相对强大或弱小。1500～1945年发生的多次大规模联盟战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经济力量的变化。因此，每次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各国版图”新秩序，都是已经形成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结果。然而，和平的到来并不能使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结束，各大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使它们继续处于相对兴旺和衰微之中。 在混乱的世界秩序中，兴旺和衰微的大国的存在是否必然导致战争，尚无法确定。大部分历史著作认为，“战争”与“大国体系”是形影不离的。新商业理论和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德指出，“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都是由诸国的不平衡发展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1945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呢？的确，此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核武器(它的使用有将相互交火变为相互毁灭的内在危险)的问世，最终制止了只从武装冲突对付大国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习惯做法，使间接的小规模“代理人”战争成为唯一尚存于世的战争样式。第二，双方对核武器的恐惧将使大国间的未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的话)仍保持常规形态。但是，鉴于现代化常规武器的巨大威力，即便是常规战争也是极其残酷的流血事件。 显然，对这些重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做出回答。有些人认为，人类不会如此愚蠢，以至于再去进行另一场代价极高的大国战争。我们必须提醒这些人的一点是，在19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这种看法也很普遍。诺尔曼‘安吉尔的《大幻想》一书(该书是一部国际畅销书，其主要观点是，战争对战胜国和战败国在经济上都会造成巨大损失)于1910年出版，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部正无声无息地制订最后的作战计划。 不管大国间发生核战争或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如何，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世界力量对比正处在重大变化时期，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进行。此外，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生产和战略力量这两个既分开又相互影响的方面。假如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今后仍然如故，世界政治格局可能出现如下情况： 第一，在世界经济总产量和世界军事开支总额方面，“五个力量中心”所占的比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将会减少。但是，这种减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组成的“五头政治联盟”。 第二，这“五个力量中心”各自在世界经济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开始沿着一定方向变化，即苏联、美国、欧共体所占比重逐渐减小，日本和中国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在经济方面，这五个中心并非处于均势。美国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与欧共体大体相同(虽然前者在军事力量方面占有巨大优势)，苏联与日本也基本相同(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较快)，并且后两者的生产能力分别大约只占前两者的2／3。中国的生产能力仍远远落在后面，但它的经济发展最快。 第三，在军事方面，当前仍是一个两极世界，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毁灭对方和其他任何国家。尽管如此，世界的两极性可能逐渐减弱。在核力量方面逐渐减弱的原因有二：一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武器不能使用；二是中国、法国和英国都在努力扩大各自的核武库。在常规力量方面减弱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常规作战能力在稳步增强；联邦德国和法国(可能还有英国和意大利)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它们能真正有效地合作，它们的陆、海、空军合并后将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联合军事力量。由于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况在不远的将来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本身，就足以使世界“两极”体制究竟能持续多久更加令人怀疑，至少在常规力量方面是这样。相比之下，目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日本将把自己建成一个军事大国。不过，如果今后有一天新上台的东京政治领导人决定将其更多的经济力量用于发展一支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则任何熟悉“战争与世界政治变化”方式的人都不会感到惊奇。 如果日本的确想用更多的军事手段积极参与世界事务，那么很可能是由于它感到只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进行活动，已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希望通过加强自己的武装部队，把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提高到只使用非军事手段无法达到的程度。然而，过去500年的国际竞争史表明，只有军事“安全”是绝对不够的。从近期来看，军事强国可遏制或打败敌对国家(只要做到这一点，多数政治领导人及其民众就非常满意了)。但是，如果它们因为取得了胜利就无限制地进行领土和战略扩张，如果它们像帝国那样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防务”，而“生产性投资”越来越少，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从长远看，这将对满足本国公民的消费要求和保持本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不良影响。在苏联、美国和英国，这种情况已在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联邦德国都在竭力防止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它们都认为，军事投入过大会影响国家长期发展前景。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这个从古至今都使战略家、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困惑不解的难题上。要成为一个大国(根据定义，大国就是一个能保卫自己并可对付任何国家的强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利斯特说：“对于一个一流强国来说，要进行战争或非常可能进行战争，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然而，进行战争，或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就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对于那些为得到长期发展而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生产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如此。 对于上述所有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们都认为是正确的。追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主张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而赞同利斯特的国防经济观点的人，则要求国家拥有强大的暴力手段。他们都承认(如果他们诚实的话)，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做出何种选择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当然，最理想的是，“利润”和“军力”齐头并进。但是，政治家们往往发现自己面临如下困境：在现实的或想象的危险时期，必须“花钱购买”军事安全，而过后这种安全又会变成国民经济的负担；而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有时又会感到本国的利益受到了其他国家行动的威胁。 因此，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必须应付以前所有大国都遇到过的两种挑战：第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可致使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有、更强大；第二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国际形势，这将迫使它们在追求近期军事安全和长远经济发展之间做出抉择。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准则可使当今各国决策者制定出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行动方案。他们如果不重视国防建设，当敌国乘虚而入时，就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如果在军备上花钱过多，或不顾费用的不断增加仍然继续承担过去接受的各项军事义务，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像一个老人那样本已经精疲力竭但仍在拼命地工作。由于“战争费用日益增加的规律”，上述两种挑战都难以应付。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今天美国空军一年的预算到2020年只够研制一种飞机。尽管人们或许能够避免这一点，但对于各国政府及其纳税人来说，现代武器费用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惊人的事实。 因此，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至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用俾斯麦的名言说，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它们的航行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西欧各国首都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上述分析试图表明，五大政治实体中每个实体的前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因而也要表明整个大国体系的前景如何。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它们在“时间长河”中驾驶航船的“技能和经验”。
这是一本出色的，有新颖观点的书……它用汤恩比式的写作方法，为那些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出除去了错综复杂的琐碎信息，并引导他们关注那些最有价值的历史细节。——金融时报这本极富见地的历史书已落入每一个华盛顿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了分析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国力变迁之外，还以这些分析为基础，宣称要回答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国征程已呈夕阳之势了吗？毋庸置疑，这是每一个观察家都在关注的国际发展趋势。——卫报
《大国的兴衰(下)》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读者更愿意关注的19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大国的兴衰(下)》也分析比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关系，背后涉及到的相关国家的深层次关系和问题。书中提出的一些数字资料，还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评价，对我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接触到传统史学书籍中不曾有过的资料和观点。通过《大国的兴衰(下)》，读者会对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国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初英法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无
本书是我国1988年初版25年后的第三版。第2版是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16开单行本，印装很好，内容我没留意，不知是否初版的那些人翻译。本次的第三版采用的还是初版时的译本。当时可是集一时之选完成这一翻译盛事的，军科院、社科院、北大、人民大学等各大单位组织精英，参与本书的翻译，求实出版社出版，看来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今天，求实出版社，当时的翻译人员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年轻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不要忘记前辈们付出的心血。本书16开精装，分为上下两册。换掉了时代色彩较浓的出版前言，换上许知远先生的新序。正文较之初版要疏朗得多。新版作价虽高，但折扣力度也大。是读者开阔视野，增长国际政治知识的上佳读物。
很棒啊。保护的也很好。必须满星
该书非常好，对于对历史战争经济有兴趣的读者很有启迪，
我爸爸要看，所以买啦~还可以
翻译真心不行，不说了
书的印刷和包装还行，主要是内容真的很棒。
很不错的书。。。收获良多。。。
这本书对我来说价值蛮大，让我更客观的了解到，世界上曾经现在几个重要大国的发展历程。
想要 之前没看过 不过很有期望
具有全球意识的一本好书。。。。。。。。
上册读了老和时间。感觉翻译得太古板太拗口了，不适合大众，阅读起来很枯燥！
书的质量好，内容非常好，读起来很有收获。
中信出版社也来圈钱了，一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五折买的，印刷不错
言简意赅，是一本从宏观把握历史、政治、军事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