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研究
2009-10
中国社会出版社
周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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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村何以称为“新疆街”？西疆的维吾尔人为什么会先于改革开放来到并选择定居这里，它有无历史的源头？现今此地的族群活动中有哪些历史的身影？它的形成与今天的高梁河有何系连？与元大都的构建有何关系？明代有何变化？后来何以衰微？当初的族群是穆斯林吗？其信仰活动如何？由何变迁？“魏公”何人？魏公庙何焉？自明、清、民国至今，不少学者关注北京的魏公村，或记载魏公村名址，即明清时有维吾尔先人在此居而得村名，然佐证寥寥，仅个别学者考证元时此族群大都家族陵园。本书考证了京城维吾尔人群落，由最先在莲花池金中都出现，随元大都依高梁河水形成、鼎盛，又因明都城址南移而萧落，清季傍长河继存、同时东南向移居，融人当地汉、满、回族中，民国进一步南向移寓，以及后来回归魏公村的历史变迁脉络。表明，族属与其信仰是可跨越的。从政治人类学和城市空间史角度，解析其成因与政治中心迁移、建构的关系。认为正是元大都因莲花池水系之限，由金中都北移和大批畏兀儿人人仕为僚，构成御敕畏兀儿人家族陵园为中心的魏公村聚落。
本书从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史的角度，考证了北京魏公村及其历史主体由金、元、明、清、民国迄今，随都城政治中心空间位置转移之形成、变迁、复归及其社会生活。认为族群与其信仰是可跨越的。 基于蒙元的怯薛（宿卫）出仕与荫叙制度作为参与创元的畏兀儿人仕官入朝、充任重臣的文化机制和政治空间，认为家族、宗族制度，不仅仅是汉人社会的文化根基或核心，而且是其他族体具有的深层依托和信任链，因而亦成为其扩展的内因和方式。它是社会交往结构的圈层格局解说。 诠释了族群社区的自我重构与政治空间构建的关系，提出族体的空间过程和记忆资本与其历史地位和政治信任系结。同时认为，即使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所在的京城——国族文化建构的中心地，亦存在多位异元或同一性之外的边缘文化。主张族属研究应注重族体自身的历史认同，对于族体的建构行为，非赞同纯粹注视社会竞争资本的功利目的，而关切族性之源因。弥补了以往京城该群落的研究，以及官方民族史和中心与边缘学理。
周泓，女，生于1964年。1987年获得辽宁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获民族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获民族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现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史研究，在国内外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约八十篇，专著《民国新疆社会研究》，《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获得1995年国家“宝钢”奖一等奖；1998年美国CBOL亚太研究一等奖；1999年吴文藻学术基金一等奖；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与社会科学应用研究博士项目一等奖；2004年国家博士后奖励基金；2006年国家留学基金。
内容提要前言壹 历史的重构与魏公村的考证 一 畏吾（畏兀）村其名、其地 二 畏兀（畏吾）村：从族邸、陵园到庙宇、村落 三 都城畏兀儿人的当地化及穆斯林化贰 魏公村考察、考证纪实 一 “新疆街”重建与文化竞演 二 觅寻史影：文献与寺庙叁 魏公村文字考证与资料 一 魏公村名址考证 二 聚落及家族考证 三 内地畏兀儿汉文化与其人物考证 四 社会生活史考证 五 都城畏兀儿信仰与庙宇考证 六 京城空间史考证肆 晚清、民国北京寺庙信仰形式：世俗化与理性化伍 京城维吾尔社群：边缘与建构中心 一 都城维吾尔人的空间移动 二 金一元畏兀儿人由次中心到中心：政治信任与上嫁 三 畏吾人与明清外戚及仕宦政治：边缘与次中心及民国南倚原点 四 边缘与建构中心 五 历史社区的复归 六 京城维吾尔人随政治中心的历史位移 七 中心与边缘学理讨论 八 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插图：每个城市的确立，大都有特定的空间和社会历史条件。自然地理环境是确定都城的主要空间条件。城市不同于自给自足的生活聚落，而依靠交换和对外联系。它的诞生本身是由于交换和管理的需要，因而它的本质在于汇聚各方事物而联络之。因此，环境位置与交通在其中显得尤为关键和突出。有城墙的城市，以其精选的城址、同当地排水系统和水道密切结合，以及宇宙论上有意义的构想和功能上主要作为自给自足的区域为节点。水或许是影响城址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它在运输、防卫、给水以及通过灌溉间接地影响粮食供给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永定河流量有限且不稳定，夏季常洪水暴涨，从而影响到城址都邑在此流域的扩展成长。另外，城市行政地位高，城内空地和地表水体被辟为园林的可能性也愈大。这些栖地大部分留给贵族、官员和当地绅士享有。因而，京师园林颇多。元大都没有在历史悠久的燕京故城上修葺补建，而觅址北郊至琼华岛一带另兴新城，其原因：一是金末元初中都城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宫殿殆已无存，而北郊则有金、辽两朝湖园离宫；二是燕京城主要水源莲花池水系，水流细弱，“土泉疏恶”；同时，中都城地处永定河洪冲积扇脊部的南侧，地势颇低，常受洪水侵胁；而高梁河水系则水量充沛，支流众多；且新址处于永定河洪冲积扇脊部，可免受洪暴；三是大都城依据《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之规而设计，另辟新址，可无因袭之限。
时隔十余载，在此敬谢当年提出魏公村考证题目并予以指导的庄孔韶教授。不能忘却积极提供档案资料的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局、方志办，特别是邱文忠先生；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刘培红老师；补充佐证资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雅森·吾守尔研究员，新疆民族事务委员会周建华译审，暨南大学马建春博士，京城维吾尔族裔艾海买克·霍迦研究生，居于异国的周虹博士，荣宝斋杜梅女士；提出质疑使我进一步考证的杨圣敏教授，对于本研究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罗贤佑研究员和扎洛博士，以及数次帮助英文译校的张海洋教授、徐鲁亚教授。难以忘怀配合访谈和诚挚追忆的北京海淀文人郝世民先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维吾尔族艾力博士，新疆大学海峰教授，新疆喀什地区行署阿布力孜·玉努斯翻译，新疆师范大学迪力木拉提·奥迈尔教授，崔延虎教授，阿合买提江老师，新疆博物馆安尼瓦尔先生；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吴素平家人，中央民族大学李飞女士；海淀区紫竹院派出所李玉忠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先生，魏公村王永海老人与老伴，王瑞兰老人，李长春老人。最后致以谢意的是给予调研相助的王晔、雷虹霁、潘守永、田宏亮和张有春博士，给予技术相助的清华大学邓小咏女士，中国社会出版社尤永弘编辑。
《魏公村研究》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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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住在魏公村，也听说了许多魏公村的故事。读了本书，才真正了解了魏公村的历史。
学者文章，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