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黄昏
2007-6
中国市场出版社
庄士敦
364
330000
富强
无
这是一本奇特的书。记述了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大者如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冯玉祥逼宫、溥仪逃亡日本领事馆等等，小者如溥仪配眼镜、装电话、剪辫子、辜鸿铭哭主、民国总统送礼等等，读来如在眼前。书中人物众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康有为、溥仪、袁世凯、张作霖、段棋瑞、王国维、胡适等等，均生动鲜活。
庄士敦，l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l898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l919年2月，赴京，开始了“帝师”生涯。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
译者前言宣统皇帝御序自序1898：“百日维新” 任人宰割的大清王朝 康有为与光绪 太后压倒了皇帝 比太后更可怕的保守派再次垂帘与义和团运动 光绪皇帝被囚禁 八国联军攻人北京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老佛爷”感到很委屈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3岁溥仪成为大清皇帝慈禧皇太后 迫不得已的“改革” “活菩萨”想吃光绪的大腿肉辛亥革命 无能的摄政王． 窃国大盗袁世凯 清帝退位清室“优待条件” 《清帝退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优待条件”的幕后是袁世凯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总统与皇帝相安无事 贪心不足的袁世凯 张勋拥袁有交换条件 八十三天皇帝梦1917年的张勋复辟 “辫帅”、“辫军”进北京 段祺瑞与轰炸机 心怀鬼胎的民国政府 誓死保“辫”的逸事1919—1924年的紫禁城 民国总统不忘故君 我成了皇帝的英文老师 与世隔绝的紫禁城皇帝的几位老师 洋人教师引起非议 ……
无
庄老先生的确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一个大英帝国的绅士,远涉重洋,翘楚东方文化,竟然成为末代皇帝的外文帝师,并心甘情愿的为末日皇朝所驱使,做了很多很有益的事情,并得到了小皇帝的信任,成为那个混乱不堪的宫廷的真心无私的维护者.
庄先生的确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外来西方人,不光是那个时代,甚至今日现代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也往往有着或多或少的这种思想和气质: 即自认为带来的先进和理性的文化和思想,并浅意识下抱着优越民族的眼光和思维去审视日益和先进科学格格不入的中华文化和传统,并且都有着报有难以启齿和不及名状的个人和利己主义的思想去帮助和解救其他的一些落后的国家和民智,尽管这种行动从结果来看的确也在主动或被动地推动那个时代其它落后科技文明的进步,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却并不一定是从被教育者角度来看可以那么容易接受和心甘情愿.
同样,在另外一个角度,像庄先生这种如此真心热爱中华文明,喜欢吟诗作对的西方华文大家,却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一种因地制宜的现实: 即在无疑以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来接触和解释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悠久历史古国和民族,其也要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地适应本地化,并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和风俗染缸里浸泡,并最终无疑如同历史长河中湮没在中华博大文化中任何外来文明一样,潜移默化中被其巨大的感染力和生生不息的民族存活力所无形俘获.
庄先生是个极度复杂的人,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复杂的人生观.即一方面赞叹中国文明,在一个腐朽的无法呼吸的末日朝廷中,去尝试抵制和改变那些本以愚昧的落后的旧思想,而这无疑都在触动任何一个旧有体制的局中国人的神经和观念,尽管其所作的确是真正正确的;同样,其也不简简单单的认同近代西方社会对待殖民地那种近似优胜劣汰,蔑视落后国家的态度,并因此被其大英的同僚所不容.这就是一个真正文化学者的傲骨和境界.
当然,从个人角度而言,庄先生也的确越来越像一个中国老文人,老文官.对一个已无国可治的朝廷的任何任命和劝勉,都珍惜有加,并也如同任何中国的老文人一样热爱皇帝,享受着那种学而优者仕,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并乐在其中.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书籍和文化近似虚荣的占有欲,另一方面却也洁身自好,孤独终老;无怪物被人评价为书呆子.
这是一本对末日王朝以独立第三方角度来写的纪录,尽管参杂着任何作者都无法避免的主官潜意识判断,但是的确是少有的能在那个时代,地处如此核心,又问心无愧的一本真实记录.
行文老辣,不知道英文版是否更加传神,好书,好作者,好故事.
书非常好，庄士敦作为皇帝的老师了解不少内幕，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
看过电影《末代皇帝》后，老婆怎么都想看看庄士敦的这本书，看过之后连说好看。
反映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我先前度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对比着看很有收获
末代帝王的生活，在外国人的笔下栩栩如生。
和《末代皇帝》的电影一起看，很过嬴~~
以不同的视角所写,很不错!
不错，以外国人的视角解读中国晚清史，亲历者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外国人眼中的满清最后时刻
比我的前半生好。最主要的是真实
《暮色紫禁城——洋帝师眼中的溥仪与近代中国》，庄士敦 著，耿沫 译。本书初版于1934年的英国，书中从一个洋人的角度观察、分析、品味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国民、中国皇帝；从一位老师的角度讲述、剀切、评析溥仪的成长经历、性格发展以及人品、秉性；从一位旁观者的角度描述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坛、中华民族；书中，对摄政王载沣、贝勒载涛、郑孝胥、冯玉祥、张作霖、张勋的记述，都为透视那段历史提供了极其真实、丰富的素材，尤其是庄士敦对内务府的深恶痛绝、对冯玉祥的谴责与声讨，值得一读。可惜，译文有点太差劲，文笔略显生硬，甚至有多处基本史实都搞错了！
当意大利影片《末代皇帝》荣膺198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时，这似乎注定了英国人庄士敦这本《暮色紫禁城》的热销。在中国文献中，庄士敦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文化侵略的急先锋，而在英国人的眼中，庄士敦又是一个过于热心拥抱异国文化的怪人，甚至是一个效忠外国主子的“英奸”，为当时舆论所不容。
在溥仪的眼中，庄士敦是学识上启蒙老师，生活上的朋友。自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至溥仪继位的漫长岁月，满清皇室是被动的，是压抑的，是腐朽的。皇帝本身的启蒙与求变改变不了整个皇室的萎靡与荒唐。力主革新的庄士敦，看到了皇帝的种种愿望，并寄托于皇帝的人格魅力，然而，满清帝制的推翻，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帝制的香火。袁世凯恢复帝制，被人唾骂而终；张勋复辟，内讧倒戈；在百姓眼中，帝制，共和都是虚无票面的上层建筑，只有安康的日子，稳定的生活才是他们的追求。可以说，无论共和还是帝制，都无所谓，这也就否定了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然而，民主共和并非虚无缥缈，精确来讲，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到先进知识分子内心，革命者内心，势不可挡。若论追溯，则始于戊戌变法之谭嗣同为变法做出的牺牲。谭嗣同与梁启超同为革命派，这使得他们的思想与自己的老师康有为有极大出入。光绪皇帝求新求变，使得谭嗣同梁启超看到了自上而下改革体制的希望，自当跟随康有为公车上书，力争图强。而变法的失败和谭嗣同的牺牲，则让知识分子失去了维新的希望，转向革命派。
溥仪继位，康有为从原来的维新派变为了保皇派，与梁启超师徒反目，庄士敦实为保皇一党，力图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的宏远，但时代发展洪流势不可挡，大清几百年基业在坚船利炮下也只能魂飞湮灭了。
又是一本在飞机上开始看的书。最近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有点多。庄士敦确实算是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了解颇深，站在他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帝国与民国交替的时代，多少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和补充，虽然有失偏颇。庄士敦对溥仪和清朝非常同情，对中国国民素质和对自由地渴求非常悲观。这大概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他这一阶层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这是一位帝师的回忆，看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浮现电影中的一幕幕画面，为之婉惜文物珍宝的破坏。
对于那个时期来说是民国黎明，清朝末期的黄昏，庄士敦他与溥仪的主要交往经历为线索，记述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以中国发生的大小事件，客观反映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艰难过渡。
蓦然回首，我们今天的现在与过去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啊，在那混乱的年代，皇帝及百姓也都在承受着那个年代所带来的痛苦。
假如历史能重来，又会是怎样呢。
我们应该感谢庄士敦在中国的那段时间，是他带给皇帝新的生活，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段美好的回忆。
这本书，试图“发现不一样的民国，还原一个聪明、幽默、追求进步却误入歧途的溥仪”。
这本书，是第60届奥斯卡电影《末代皇帝》的底本。
这本书，初版于1934年，甫一初版，就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庄士敦在扉页上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溥仪为此书作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祥。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此书为线索进行讯问的。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本书也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老师章含之会议，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就有这本书。
1988年，以本书为框架的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片奖，该电影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
在这本书中，庄士敦显示了其英国人的大度、豁达、睿智、乐观、平和的性格，他作为一个外国人，退位皇帝的老师，他最喜欢的是溥仪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样享受人生的快乐。这一点，他多次抗争，与内务府斗争，跟太监们斗智，向醇亲王陈述，向民国政府交涉，归根一点，都透射着对溥仪的关爱。
对于溥仪的未来，也就是中国的帝制复辟问题。他坚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他认为，皇帝是否能复辟，是国会的权限。如果经过选举的国会推荐溥仪出任皇帝的话，那么溥仪可以出山，甚至有义务去为国民服务。但如论如何，溥仪本人不应该过早、过深的介入到复辟活动中去。
对于退位诏书，这个英国佬，把它看得很神圣，看成了一个类似于英国大宪章一项有宪法效力的文件。他认为，既然这是双方达成的一个有关皇帝退位、民国成立的宪法文件。那么没有双方的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修改。这一点，现在是民国政府也明白的。但北洋政府自身不保，所以，执行也不是很好。试想一下，如果民国政府和大清皇室都能严格遵守这个诏书的话，中国的现代历史将是另外一种景象。
最有意思的是，满清皇帝退位之后，在北京城，里面是一个皇帝，外面是一个总统，二者相安无事，过年过节，还有相互之间的礼尚往来。尤其是在皇帝寿辰、大婚之时，总统都要委派专使送上贺仪。
在每年清楚皇帝寿诞的时候，百官下跪，唯有两个人不跪：一个是英国人庄士敦，虽然他是帝师，有一品顶戴，但作为一个外国人，皇室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另一个人是中华民国总统的特使，这个人虽然参加皇帝的庆祝寿诞的仪式，也送上贺礼，但却不跪。
在皇帝结婚时，满清的原大臣们都送来贺礼，并且都称“臣”，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在中国政界中，唐绍仪提出的观点最重要。在皇帝退位和“优待条件”的谈判过程中，唐绍仪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如果中国想改变民国政府与清帝的关系，就必须以君子之风公平解决。”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惨痛优待条件，是因为皇帝退位后，就没有必要延长革命了，这既免得生灵涂炭，也让我们有机会进行重建。热情的革命家汪精卫在对皇室妥协方面最热切……不管个人意见如何，作为中国人的代表，既然与满清皇帝达成了一项庄严的协议，那么在新的安排前，就必须遵守这项协议……但冯将军可能从未考虑过中华民族伦理道德……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与中国应该采取哪种政体无关，而是中国做事是否还要留些体面……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媒体告诉全体中国人，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不代表中国人对政治和道德的态度。现实虽然丑陋，但中国的道德观要求我们仍要保持风度，即使面对更丑陋的事情”。
持有同样的观点的还有胡适博士，他是“少年中国”知识领袖。他给王正廷博士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坚持认为应通过双方协商，以和平的方式修改或者废除退位协议，黄郛“内阁”和冯玉祥采取的行动，将会作为“中华民国最丑陋的行为”写入历史。
在故宫的养心殿中，很多皇帝都在那里居住过，其中德宗，也就是光绪，曾经被慈禧软禁过这里。这里的养心两个字出自孟子的名言——养心莫善于寡欲。
我觉得孟子说的是对的，说白了，就是不操心。
至于溥仪和庄士敦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吧。有的时候还真的时候点那个机友的味道哦。
当然，这本书有作者个人的感情在其中，不过又有哪些历史书中没有作者的主观看法与感情呢，只不过要看这种感情是否真诚，是否理智罢了。而看完这本书，我毫不怀疑庄士敦的真诚，同样，他也不乏理智，只是个中偏颇需读者仁者见人了。
Johnston 在老年后回到苏格兰，院子里飘扬着满洲国的国旗。老师让我们思考这是什么意思。
Johnston曾担任过溥仪的老师。
我认为在牛津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Johnston认同中国特色政治的合理性，他为他过去曾如此近距离地了解在东方的一个文明感到子自豪。这种广阔的胸怀是一个叫嚣中国威胁论的人所没有的。为什么只有西方的制度才是普世价值呢？更可悲的是许多中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在电影“末代皇帝”中，最后一个场景：溥仪穿着西装问Johnston “我们还能有皇帝” （大意）Johnston 说：“是的”。
节选：
chapter 13 The Manchu Court in Twilight
chapter 14 Nei Wu Fu
chapter 15 The Dragon Unfledged
理科男看历史书，有很多不是很明白，只是简单的写下了曾经看书过程中，给自己留下一丝丝的感动或者那看书时带来震撼的瞬间
中国缺少共和土壤。百分之90的人都由半文盲和文盲组成，他们只希望能给他们和平的一个缴纳苛捐杂税的社会，至于什么国体，什么君主立宪还是共和，与他们无关。假如谁能给十八省带来和平，谁就是主。至于他是神授君权的天子还是共和政体下总统，他们都无所谓。
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秘密召见英国帝师庄士敦，企图逃离紫禁城暂居英国大使馆，目的只是为了放弃皇帝的头衔和民国政府承诺的优待条款，并以此使得长期腐败贪污的内务府系统濒临崩溃。
王国维，汉族，清末秀才。辛亥革命之后，逃亡日本，又因病转回北京，一直以前清遗民自居。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驱逐出宫，王国维引以为耻，欲投金水河未果。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京城，王国维留下“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投颐和园昆明湖而死。废帝溥仪赐予谥号“忠悫”。王国维以秀才出生，被溥仪破“南书房行走”需甲科进士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王国维感恩于溥仪之国士待遇，虽忠清却不似郑孝胥之流因为复辟帝制而委身于日本政客，受帝命任清华职，潜行学术，心无旁骛。
颐和园玉澜堂内，在门后砌了一堵厚厚的内墙，只有打开门才看得到。而此举的目的，只是慈禧为了对其皇侄光绪帝彰显她的统治地位，让光绪帝时刻明白自己仅仅只是一个被关押了的囚徒。光绪在此生活了十年，直至1908年11月份。而后历史学家证明，光绪之死是因为慈禧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下毒致死这个当初主张戊戌变法，企图改造中国，希望带领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的光绪帝。
1924年，吴佩孚北上奉天攻打张作霖，其手下基督将军冯玉祥却在半途中，发动“北京政变”，用武装力量占领北京，解散国会，强迫时任民国总统的曹锟下台，更将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赶出紫禁城，没收清室的私人财产，更强迫溥仪修改辛亥革命后签订的“优待条款”，主要内容是取消溥仪皇帝头衔和民国政府不再每年支付其高昂的费用，但是保证皇帝作为一个民国公民而不限制其自由活动。殊不知，在这之前，溥仪早已打算放弃皇帝的头衔和一些“优待条款”里的内容。但是此后，溥仪却被迫关在位于景山背后的北府之内，失去行动自由，以政治犯的待遇被冯玉祥的武装部队看守。直至张作霖进入北京，段祺瑞执政临时总统，溥仪才得以回复自由。
1924年，张作霖私下会见帝师庄士敦，打算联合保皇党和一些复辟分子，让溥仪重登皇位。而溥仪在帝师郑孝胥，陈宝琛，庄士敦的保护下，进入日本大使馆而得以保全性命。直到1932年踏上前往满洲的直列。
1927年11月份，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乾隆陵寝被盗，乾隆皇帝的尸身被人糟蹋在地上不成样子。这使得年仅21岁的溥仪异常愤怒。不论之前内务府的腐败使得紫禁城赤字连连，宫内宝藏尽失，还是之后冯玉祥粗鲁地对待，还是反清联盟的诬陷，诋毁等等，都没有使得年轻的溥仪愤怒。也是在这以后，他才下定决心，离开这个让他和他的祖先遭受羞辱的地方
1932年，溥仪踏上北上的之列，回到自己的故乡。列车经过太宗皇帝的陵寝，溥仪停下来，行驶了简易的清廷之礼。太宗皇帝1643年逝世，拒绝了明朝一切宗主权，自立国号大清。1644年，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称帝。统治了中国300多年左右的满族人终于离开了这个使他和他的国度收到屈辱的地方，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那里，他没有张勋复辟的危险，没有冯玉祥的累累罪行危机，但是他不会满足。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除了他的国家国泰民安，百姓没有战争的危机，他就不会满足。
卓越上买了一套朱讲话，然后捎带送了一本暮色紫禁城（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现在粗粗翻了几章，看看还是蛮有意思的一本小书儿。
此书是溥仪的帝师庄士敦（Renginald F Johnston）晚年回乡后所作的一本回忆录，大致涉及了清末民初白日维新到满洲建国的一段历史。我现在已看了张勋复辟之前的一小部分，虽不是重点，倒似乎是更有趣的一部分。而庄士敦此人也很有趣，处处站在维护他的宣统小皇帝的立场上，让人顿时分不清这到底是一位“汉奸”还是“英奸”。
有些问题，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中国人往往是说不出来的，或者说就算知道也放在心里不说出来装糊涂。而在这时候，站在旁观者角度的外国人，倒是看得比所有人都清楚，出于旁观的角度其表达自然也更加心直口快。
似乎所有洋人都不免存有这样的逻辑：西方是文明的代表，东方便是落后与愚昧。西方人到东方来，就是给愚蠢的东方人带来文明。既然西方给东方带来文明的曙光，那么东方就不应做任何的抵抗，哪怕西方人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文明的。
此话当真不假。即使这位处处为大清皇室着想，甚至还抱有满洲复国遗梦的庄士敦，也不例外。洋人从未认识到自己的侵略，即使是以一种似乎非暴力的方式。
不过这也带来一种实在的好处，那就是洋人在论及大清帝国为何会如此衰落的原因时，不会和我们的史学家一样总是去找外部侵略的原因了。他们毫不犹豫地把造成中国现状的原因归于中国自身的问题：贪婪的统治者，恶棍般的满汉大员，昏庸的皇族，充满野心的实力派，而最关键的则是腐朽溃烂的制度以及自大虚荣的心态。
一。关于百日维新与康有为
在洋人看来，把中国纳入他们设计的世界体系，便是给中国带去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和谐的国际关系。这么好的事，慈禧太后反对那么慈禧太后就是反动的，义和团反对那么义和团就是反动的，袁世凯反对那么袁世凯也就是反动的。
所以，康有为在他们看来，虽然是激进的危险分子，也缺乏足够的治国经验，但他是少有能看清中国与世界差距的明眼人，而他的改革也是朝着英国式的宪政目标而去的，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庄士敦也很客观地看到了这种突然的变革会给传统中国带来突然的不适感。
关于维新运动的失败，庄士敦也像大部分史学家一样看到了帝后两党之间实力的悬殊。光绪站在康有为等人的改革派一边，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强大的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大部分中国官员的眼里，光绪只不过是橡皮图章，慈禧才是真正的帝国最高权力代表，而忠于慈禧才是忠于皇室，忠于皇室也就是忠于国家，荣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照这个逻辑演绎下去，康有为不是意淫大清的乱臣贼子，又能是什么呢？
二。关于慈禧
对于慈禧，人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慈禧是祸国之首，正是由于她的存在导致了一系列的内乱与外战，并且加速了中华帝国的崩溃，相信大部分中国的史学家与普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第二种认为慈禧是伊丽莎白式的能人，没有她的集权统治中国则会在太平天国之后就提前进入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也是西方人的普遍想法。
至于庄士敦，自然是更倾向于后者，然而她并不认为慈禧有那么大的魔力，她毕竟只是一位传统的中国老太太，既不强悍也不果断。慈禧如果真的如西方人想象的那么伟大，那么清朝也不会经历那样一段连续的屈辱史。过分谴责慈禧，其实并没有太大必要，没有过人的政治才能并不是这位中国老太太的错。
相反，更多时候，慈禧都是被当做所谓保守派的代表，这其实是别人强加的名号，那是因为真正的保守派，每每在行事之前总要抬出慈禧作为合法性的标志。慈禧是一枚棋子，更是一枚甘愿被利用的棋子。说她甘愿，在我看来，不如说是保守派官员和慈禧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可谋：官员需要慈禧的庇护，而慈禧也需要官员的拱卫。
慈禧自然也是有缺陷的，她的虚荣，她的虚伪，她的专横，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她背上了历史沉重的骂名。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慈禧不是她所喜爱扮演的神仙，当然也不完全是史家笔下的恶主，她只是一个拥有常人能力的凡人，一个生错了地方干错了事的凡人。
三。关于袁世凯
庄士敦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入木三分的：既非君子，也非绅士，1898年背叛了皇帝，1911年背叛了大清，1916年背叛了民国。
袁世凯是真正的投机分子与野心家。百日维新之际，明知康氏的改革有益中国却为了现实的利益转身向荣禄通风报信，导致了一场本可迅速使清朝为之一振的变革的流产。而在武昌起义之际，懦弱的醇亲王载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请袁世凯出山。而袁世凯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可不是什么忠于皇室的遗老。他是标准的两边施压两边都得好处：对革命党一手打一手谈不拿到总统位子誓不罢休，对满清皇室则是在打出保皇旗号的同时逼宫。最终，在南北双方都进退维谷之时，袁世凯充当了解锁者，也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戏剧性结果。到了民国成立，袁世凯则完全抛弃了革命党与皇室，他根本不是共和派，自然有理由做属于自己的皇帝梦。他的如鱼得水不是在于他的能力，而是每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他的出场使其它各方力量不得不无计可施。
袁世凯令人想到同是大清朝的一位历史人物，那就是吴三桂，一个既背叛了大明又背叛了大清的人，同样的野心家与投机分子。或许清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完成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的。
四。关于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要讲革命，就得先谈谈立宪运动。而要说立宪，还不得不承认立宪的推动者就是当年杀了六君子、囚了光绪帝的慈禧。慈禧提出改革，倒是让外国人很乐意，不过国内的各方势力却无一买账：皇室觉得那是要夺自己的权，当年的维新派又觉得慈禧是假立宪真专制不够诚意，而革命党根本就不屑于理睬。最后只是做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让步，结果百姓很失望，革命派则彻底在公开的论战中获得了上风。
所以当武昌乱党们的烽烟逐渐向四方传散的时候，北京当年预备立宪的承诺便再也没有人去理会了。人们对于满清自身的不满，再加之革命党对满汉矛盾的刻意强化，一场以多对少的民族革命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北京的醇亲王也下错了最后一步棋，他请出了袁世凯，那个真正敲响清朝丧钟的人。至于孙中山，他的革命理论就跟康有为那一派一样，也许诸多救国方案中的一种只是较之前者更为激进。他的胜利不是因为他的理论真的那么高人一筹，而是在于这场运动发动的时机：一个没有慈禧那样强权号召力的末世，一个政府威权由于反革命而后又伪革命而彻底沦丧的时代。
不过诚然如绝大多数人的感受，辛亥可以算是一群贵族的革命，或者只是一场政权更迭的游戏，普通百姓眼里所看到的只是紫禁城里又换了新主人，关注的也不过是要减掉一根小辫子，他们也不可能被发动起来。从这一点上，陈独秀说的没错，中国的确是缺少共和主义者。而庄士敦还谈到，人们并非一定要满清下台，只是被革命党的反清口号所影响而人云亦云。中国日后的所有平民革命，都免不了要沦为纯粹意义上的口号战，口号喊得响却难掩背后喊口号之人的盲从。
民国黎明的种种晦暗，不由得也使庄士敦怀念起了清朝落日的余晖。他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人民虽然被异族统治着，但其原本生活还是相对稳定而自由的，而孙中山上台后的民国却是几经内外战乱与政坛变天，原本共和主义所能承诺的自由和民主一样都没有真正降临。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在现阶段还不具备实行共和，而且实行共和只会加剧动荡的情形下，也许选择更温和的立宪政体是更好的选择。庄士敦正是凭着这一信念，选择成为溥仪的老师，把希望寄托在小皇帝身上，希望真的能够有那么一天的到来。于是，有了张勋不成熟的兵谏，也有了日后满洲的那一次出走。
当然，历史绝不可能重来。可以理解，一个英国人对立宪政体是有多么的眷恋，而在世界君主政体受到一次大战而整体低迷的情形下，也许选择退而求其次的英国式宪政或许是当时至少部分人心中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救国方案。在我看来，此种方式求的是一种稳妥，却因为君主的羁绊而看不到未来，因为中国已不再是那个中国，皇帝也不再是那个皇帝。
五。关于皇室优待条件
中国的皇室优待条件，在人类历史上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他的通过，使中国的首都北京出现了两个统治者，一个住在皇宫里，是皇帝又不是皇帝，没有一点权利却又声名遐迩，一个住在皇宫旁，却是民国真正的大总统，名义上掌控着全国的大权。而在全国，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民国，当然也知道民国首都的中心还住了一个皇帝，所有皇帝在人民的心中还远远没有死。
这份优待条件，看上去能使大家都能满意。革命派可以不费一兵一戈就统一全国，避免了南北两派的分裂局面，也省下了一笔巨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存在只是虚号并不影响民国的经营；而皇室也保住了自己最后的颜面，避免了像六年后沙皇那样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也依然能在自己的世界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日后甚至还可择机谋求复辟。这一条约自然是袁世凯的杰作，他让双方都觉得战胜了对方，而自己实际掌握了实际的主动权。
到袁世凯一死，这份条约的支持者便自然换成了宫廷的管家——内务府。毕竟，北洋军阀的民国是不会给小朝廷发钱的，而如何使自身在糜烂的生活中依然能维持一种皇家的气派与尊严，那就要看这些有权势的家伙是如何坐吃山空的了。他们才是最终的受益者。于是腐败的内务府制度，也成了庄士敦心中之大恨，他甚至把清朝的灭亡都归之于此，尽管内务府仅仅牵扯到皇室内部的财政处理问题。
皇室受骗了，革命党也受骗了，而得益的都是那些真正吃人不吐骨头的那些家伙。最后的妥协，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中庸本性。于是，民国因有朝廷而成为不彻底的民国，朝廷也因为没有实权成为了象征性的朝廷，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北京两个统治者的奇景。在庄士敦眼里，那是紫禁城的黄昏，一段看似十分荒唐而又的确存在的历史。但它心里也清楚，既然是黄昏，就会有最终太阳落山的那一天。
此书的后半部分大多是庄士敦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与溥仪短暂的几年交往过程中的回忆录。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与历史事件亲历者们关系密切的旁观者庄士敦对于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旧事的感受与评论。也许他的观点并非是最正确的，然而对于认识这一段历史却为我们开辟了某一些全新的一般史家未曾见到或者是见到而不肯或不敢说出来的视角。
在那个无奈的时代，有个执着的皇帝，他敢于废除宫内腐朽制度-将内务府与千年存在的太监体制瓦解，他不痛恨革命，他与时俱进，只不过中国这个阶段的历史已无法通过他一个人逆转。
在那个可怜的年代，他是个清醒的皇帝，他一直关心他的臣民，但也在权利复辟时被人利用，从而使他的历史偏左。
同情他甚于光绪帝，同情被历史书本欺骗的一代又一代的人，同情那些扭曲历史的人。
1、庄士敦连帝制复辟者都很难称得上，他只是带着对一个伟大国度和一个曾经伟大王朝的崇敬之心开始对溥仪的教学。庄士敦的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健康的身体和人格——能够这样做，一是基于他的品格，庄比很多中国人更像儒者：忠诚、正直；二是由于他的西方民主政治和教育的生活背景；另外也因为他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当时的利益集团没有多大瓜葛。
2、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清末、张勋复辟时）的中国未尝不可行，虽非一劳永逸，但代价可能最小。就像如今从当政者内部的经济、政治改革代价也许最小一样。
3、立宪制、共和制只不过是各军阀获取利益的随时变化的手段，很少有人秉持理想而握有重权。
4、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好政府，不管政体如何，不管你宣扬的理念如何，谁给好处就拥护谁。
5、什么革命是人心所向，帝制是人
原本是打算在图书馆的近现代那一块找本关于孙中山或者蒋介石的自传的，但是学校的临时图书馆里并没有，正在懊恼上一次由于借书太多而放下了《蒋介石自传》的时候，一低头，看到了这本书，也是一直很有兴趣想看的，想着之前还以为狭小的图书馆不会有呢。
关于溥仪和他这位洋人老师的故事，大概只停留在《末代皇帝》和其他一些浮光掠影的片段之间，所以第一次直接去看当事人的思想，发现很多观点与自己之前脑海里存储的冲击很大，还是非常震撼的。
之前似有听说《末代皇帝》是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此书，细细看来，却有许多细节都相吻合。
不是很理解的是，庄士敦先生似乎对孙中山先生不怎么待见，几次提到，语气都颇有讽刺，记得有几个片段，说孙先生并不能担当革命的领导人这一称呼，他回国时，革命已大致完成；以及有提到民国的许多真正奋斗的人物并未得到该有的认可，唯有一位享受到了后人修建的伟大陵墓（这里也是暗指孙先生）；还有提到某人不像某些革命失败动不动就流亡国外的人物……（这一句并不确定指的是孙先生，但是字里行间读来读去总有一股奇怪的感觉¯﹃¯）
大概是受中学教育的熏陶，以及去中山陵总统府的拜见，我个人对孙先生倒是十分崇拜的，革命路上种种曲折，当时真正的状况大概是后世之人难以想象的，其中艰难险阻，也不是几言几语就能说得清，庄士敦的评价，依他当时的身份来看，大概是不失偏颇的，然每个人角度视野都不一样，也不强求，更何况，历史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恐怕历史学家也是说不清的。
近百年间的种种磨难是如何走过，我大概连冰山一角都弄不清楚，唯敬仰每一位在革命中浴血奋战，以一己之力推动这个古老却仍年轻的国家前进的先人，感谢你们的一点一点努力唤醒了这条东方的睡狮。先人之风，山高水长。
以下是书中印象非常深刻的几段，拿来做摘抄，是因为确实打击了自己之前浅薄的想法，拿来做摘抄，以此提醒自己切不可肤浅浮躁。
1.
至于皇帝本人，从类没有就“优待条件”向袁世凯、革命党，或是内务府提出过任何内容，没有为个人利益提出哪怕是最微小的要求，或是给予“优待条件”任何重要的旨意。而一大群以挖空皇室岁入为生计，以额外上次喂肥自己的寄生虫，却代表皇帝参与了制定“优待条件”。各派同意皇帝在由紫禁城城墙围起来的王国内，继续以皇帝的尊号实行统治，至少为这些寄生虫提供了便利。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想过把皇帝作为一个人对待，为了身体和道德进步，应使他脱离这种不自然的环境。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皇帝被数百名懒惰奴性的太监和阿谀奉承者包围着，教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人中之神，是他以黄权为理由，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样做是否有利于他的个性发展或有益于他的幸福。
2.
从1912年到1917年，共和制的中国政府已经存在了几个春秋。如果把人民过去所经历的所谓地狱般的清王朝统治的最糟岁月，与这一时期相比，前者也好像是和平繁荣的黄金盛世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民国没有取得任何一件辉煌的成就，正如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乔伊特所言：“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政体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政体，正是今日中华民国的症结所在。
3.
大多数有思想的中国人所希望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它应该有足够的力量，根除那些现在正出没于中国各地的武装强盗团伙；它应该有足够的勇气，遣散或者控制驻各省的各种“军队”，这些“军队”在老百姓看来比土匪还要坏；它应该有充分的本领，使国家免遭外国人的纠缠，并把国家从国际财阀的暴虐压榨下拯救出来；它应该有充分的诚意，监督其官员忠诚可靠地尽职尽责，并制止他们用腐败堕落的手段损公肥私。我认为，今日中国人所倾心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要共和制还是要君主制”的问题。他们会谢天谢地地接受任何形式的治理，只要它表明自己愿意并有能力进行统治。
4.
这个发现，是使我对这位老太后如此充满仇恨地对待可怜的光绪的情况有了新的了解。光绪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我告诉光绪的皇侄这些情况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在又一次游览颐和园的时候，他陪我到了玉澜堂，当他第一次看到这黑暗的墙壁时，他呆呆地在那里凝视着。
我无法断定这些墙现在是否仍然存在，或者说，在民国政府没收颐和园之后管理园子的官员们是否已把他拆除了。或者他们仍然存在，最好就这样完整无损地保存它们，作为这个顽固且富于报复心的女人的凶狠毒辣本性的永久性证据。她不仅毁掉了一位皇帝的一生，毁掉了他的王朝，而且她应该对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混乱，和使中国人民饱受苦难的罪恶负主要责任。
如果人们要立一块纪念碑，刻上在中国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殉难者的名字的话，名登碑首的，无疑应是不幸的光绪皇帝。今天，从年轻的中国爱国者们那里，已很少能听到有人以尊敬或同情的预言，提到他们的父辈给他留下的如此命运。
5.
这种强制行动果然被我言中了，只是采取行动的不是国会。因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国会了，只有一个自命的“内阁”。他们对这个少年没有一点友好的感情，这个少年曾经是他们的一国之主，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不向他们中的任何人屈服。皇上无私而爱国，但他的这种意图永远不会得到人们的丝毫信任和感谢。几乎没有多少中国人，或许也没有多少外国人，相信他一直抱着这样的意图。
6.
张作霖具有许多非凡的品质，其中既有好的，也好坏的，他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自信。或许，这一点正是他能够从一名土匪异常迅速地上升为一个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的秘密所在，而他所统治的地区有法国和德国加在一起那么大。他身上一种更为危险的个性在于，他总是很巧妙地使他的对手处于一种被鄙视的处境。吴佩孚救时常成为他鄙视的对象。正是这种目中无人的蔑视态度，几乎使他光彩炫耀的个人经历要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三年多前，我曾策划出版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作为名著，此书译本甚多，但此前几版译本，并未全译，或认为“无必要”，或认为“平平无奇”，而删掉该书的前八章，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内容。至于书后所附总索引、人名地名索引，更是乏人问津。故当时的出版意图，是想原汁原味展现原版的魅力。在版心边加了英文页码；请人翻译了总索引、人名索引；书中所用图片，也只是用庄氏原书所附四十余幅，不再另配。唯一有所区别的，是添加了注释，但也多以解释、介绍为主，甚少批驳者。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此书是当事人写当时事，具有口述史的价值，但一则庄氏时时采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二则当事人对自己及与自己利益攸关者，难免有溢美之处；再则当局者迷，所述难免有偏颇之处。所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做一解读版，同时也希望发挥手中掌握的丰富图片资源价值，可以相得益彰，可惜一直未有机会。
2009年，紫禁城出版社策划出版“晚清宫廷见闻”系列丛书，对晚清宫廷亲历者所写著作重新整理出版，《紫禁城的黄昏》作为书写晚清宫廷史的名作，当然在列。编辑不满意此前几版译本，欲请人新译。我便揽下此事，一偿所愿。但因本书篇幅颇大，自己也有工作在身，无力抽出大块时间翻译，所以邀请了惠春琳、李亚敏、付瑞红三位女士同译，再由我通校，以统一文风。具体分工如下：陈晓东（自序、一至七章）、李亚敏（八至十三章）、付瑞红（十四至十九章、二十五章、尾声）、惠春琳（1985年英文版序言、二十至二十四章）。
记得当年读杨绛先生的文章，写翻译《堂吉诃德》的过程，已知道译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及至自己翻译，越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更是如此。所幸本书所记述的事情，与我所学专业相近，所以尚未觉得困难重重。但个人阅见有限，动笔之后还是有很多困难源源而至。首先是语言，以前读过很多译作，每每遇到英国式中文，都颇觉牙碜而大为扫兴。但在自己翻译过程中，却时时陷入英文语法中难以自拔。有时为了一句话，要反复推敲许久仍找不出合适的译法。全书完稿后，曾通改四五次，也还未能令自己满意。其次是人名，由于译法与今日有别，加之庄氏称名、称字、称号无定式，生怕出现“常凯申”、“孟修斯”这样贻笑大方的错误。所以对于书中所出现的人名，都是再三查询，务求每个都有确实对应。但有些不甚显著或无名之辈，到万不得已之时，仍不得不采取音译。只得在原文中注明，待日后查出以便再版时改正。
本译本比较用力的地方是图片和解读。书中所用图片，除了庄氏原版所附外，还增加了一百余幅，许多是清宫旧藏的老照片，读者较少见到。如溥仪所画漫画《杀孙图》等；端凝殿所储溥仪剪下的辫子；庄士敦养性斋书房及授课的毓庆宫东里间内景；等等。还有一些史证类的图片，如宫中节庆时的乾清宫及廊下“中和韶乐”乐器图，可以让读者大致了解宫中节庆时的景象；坤宁宫内景，可以让读者了解宫中朝祭、夕祭供器摆放情形，地上所铺绿龙纹栽绒地毯亦系宣统朝所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以图证史，或可有所裨益。至于解读，主要是对庄氏所述，采用了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做了一些解释和批驳，尤其是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作为共同经历的两位当事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叙述此略而彼详，如有价值，都尽量注出，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对于两相矛盾的，也都作为一种说法，胪列于注释中。但考虑到溥仪的这本自传是以 “溥仪认罪书”为底本，经过他人“修改”而成，难免有“自诬”、“诬人”的成分，同时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究竟有多大程度是代表其真实态度尚未可知。以《我的前半生》纠正《紫禁城的黄昏》，未必就意味着还原历史，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故对于溥仪书中所述内容的使用都审慎判断。至于二书叙述矛盾者，也只是胪列，孰是孰非不妄作判断。
此外，本书还删增了部分内容。因不再加添英文页码，要将后附的总索引和人名索引一一对应原文，工程量巨大，考虑到实际的出版操作，所以不得不忍痛删掉。增加的内容主要是附录部分，包括伪满秘书处所译《紫禁城的黄昏》和其时国外部分报纸关于溥仪生活的报道、采访等，皆是伪满宫廷旧藏史料。旧译虽不免有“林纾式”翻译，但语言简洁、典雅，特附于后，让读者领略彼时文风。
本书付梓之际，心中感慨万端。感谢高成鸢先生，得知我在翻译此书，主动提供珍藏的《紫禁城的黄昏》1934年英文原版让我参考；感谢宫廷史专家苑洪琪女士，不厌其烦为我解答宫廷史和礼制方面的问题；感谢1989年版译者马小军先生，为我推荐了三位优秀的合译者，并授权我使用他所写中译本序；感谢左远波先生，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感谢三位合译者，她们去年底已经交稿，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迟迟未能付印，希望她们能够谅解。同时，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亦请读者批评指正。
陈晓东
2010年11月22日
龙城箫鼓暮随钟，放尽烟花人不眠。
等闲识得东风面，净土难开辛亥年。
浮云散却微尘动，落日熔销一世荣。
庄生别君君何往，再报黄金台上莲。
（庄生：作者庄士敦。）
庚寅正月初一信笔。
溥仪，Johnston 这两个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的人， 经历20多年的风风雨雨。Johnston 对他这个学生有了自己的理解。 同时这是一个基于以西方价值观的理解。 而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角度和前提。通过这本书不仅能了解相关的历史还可以洞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在庄士敦理性、生动又风趣的文笔下，我仿佛亲眼目睹了那个孤独的清末小朝廷，重新认识了光绪、溥仪等历史书中盖棺定性的人物。我同意他的看法，光绪是一个失败的勇士，是一个悲剧英雄，不应该仅以“没有实权的懦弱皇帝”载入历史，而溥仪，也远远不是那个无用的傀儡皇帝，他曾经的梦想、对他的子民深深的爱，他破旧迎新的勇气，都不该被人们忘记。
关于历史，我们知道的还是太少，在那样的乱世之下，都不能真正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真面目。何况是100年后的今天？
不管庄所说的是真是假，我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被他和溥仪之间父子般的情谊打动，在庄眼中，溥仪永远是那个聪明、善良、勇敢的好孩子，而在溥仪眼中，庄“已成为他灵魂的一部分”。在乱世中，这份情足以打动一百年后的读者，只要彼此相知，他人或历史学者的曲解、毁谤又如何呢？
庄士敦是赞同复辟帝制的，他在《紫》中谈到的理由是：中国人的心智未开，共和意义不大。
于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当时的历史实情，到底是“深入人心”还是“心智未开”？
首先我必须承认，在只看到这个理由的情况下，我是愤怒的（毕竟不是什么好话）——即使我并未生活在廿世纪的那个年代。不过我仍然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课本撒了谎。
庄士敦在书中举出了若干例子，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关心当时是何国体、政体，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关心当政者是皇帝还是总统；第二类则是由于军阀混战，所以他们希望能有明君降世，一统太平。于是，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由于儒家的思想根植于中国人的大脑中，所以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安定生活寄希望于一个卓越的领导人身上，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明君政治”。在这里值得指出两点：第一，鲁迅先生的《呐喊》中颇有几篇小说刻画了当时民众的类似状态，因此庄士敦提供的事例应该说是可信的；第二，中国人的“明君情结”自古有之，甚至到今天都未全消散，倘不信的话可以去从一些红色歌曲中找找它的影子。
所以我认为，庄士敦的言论虽不中听，却是实情。而把明明有“明君情结”的民众说成“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则是课本在扯淡了。
这样一来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深入人心的不是“共和思想”，那又是什么呢？
其实答案正是“深入人心”的后面那句——深入人心的是民众的反帝思想，更确切一点说，是反对“皇帝”这个头衔的思想。
而庄士敦的一句话说得更为毒辣：万千民众，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暴力反满者。未开化的民众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皇帝（或者说，是“皇帝”这个头衔）产生了刻骨的仇恨，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不应被反抗，而是在这个“突然”之间，可以窥见的那万万千千的可怕嘴脸。而我之所以说庄士敦的这句话毒辣，是因为若干年后的己巳之乱竟然丝毫没有逃过这位智者的诅咒。
话归正题。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溥仪，都在人民的反帝制斗争中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皇帝”这个头衔。而同样是独裁者的蒋公却使用“总统”这个头衔安然过关，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1、庄士敦连帝制复辟者都很难称得上，他只是带着对一个伟大国度和一个曾经伟大王朝的崇敬之心开始对溥仪的教学。庄士敦的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健康的身体和人格——能够这样做，一是基于他的品格，庄比很多中国人更像儒者：忠诚、正直；二是由于他的西方民主政治和教育的生活背景；另外也因为他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当时的利益集团没有多大瓜葛。
2、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清末、张勋复辟时）的中国未尝不可行，虽非一劳永逸，但代价可能最小。就像如今从当政者内部的经济、政治改革代价也许最小一样。
3、立宪制、共和制只不过是各军阀获取利益的随时变化的手段，很少有人秉持理想而握有重权。
4、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好政府，不管政体如何，不管你宣扬的理念如何，谁给好处就拥护谁。
5、什么革命是人心所向，帝制是人心所恶，这是臆造的舆论。民众中有的是帝制情结，只不过帝制分子没有在争斗中取得足够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值得警惕。国民党溃逃台湾后，我党说是人民抛弃了它，民心在我党。In fact，to a large extent，抗战掏空了国军力量，我军茁壮成长，是力量之悬殊造成了如此局面。胜者王，败者寇，如此而已。
与朋友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周围人的段位，许多自视甚高者的段位，其实不过耳耳。譬如本书作者，曾为溥仪师的英国人庄士敦。
开篇几章尚可读，从“进宫”之后，就开始蠢话连篇。
一个人不该把自己不擅之事物写成书，庄士敦先生显然犯了这个忌。
政治弱智，痴人说梦，对于满洲复辟的议论，既在理论上逆流而动，愚陋不堪，且在实际上天真无知，令人嘡目。
此等人会被引荐为帝师，可见前清遗老们的眼光。王朝不能复辟也在所难免。
溥仪不幸有这样一位师傅，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又顺手替他关上了一道门。可叹！
这本书粗看一遍,感觉一般,唯一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而已,而这个局外人他恰恰又进入了历史的核心位置.不过,相比较于这个独特的位置而言,这本书好象还不够分量,当然,也许对于那些遥远的西方人来说,这可能也就够了.还有一个问题,西方人骨子里的自傲也妨碍了他对历史本身的体会与分析,而且,给人感觉,对某些人和事的评判显得太随意和感性了.
《紫禁城的黄昏》读后
文/郎寰
在近代来华的诸多外国人中，恐怕鲜有像庄士敦这样经历丰富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了。庄士敦，本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派往香港。从此，庄士敦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
庄士敦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摩德林学院，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文系学生，他对灿烂的中国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追求自己在大学时代即已立下的誓愿：寻究中国文化的真谛，他游历了中国二十几个省，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他悉心研读儒释道诸家经典，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他汉学功力深厚，十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喜欢中国的饮茶之道与牡丹花。当然，庄士敦一生中最奇特并不无神秘色彩的经历，莫过于1919年以后他在紫禁城中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的生活。庄士敦是辛亥之后，唯一进入小朝廷的帝后生活之中，并在紫禁城中生活过的外国人，也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十几年后，庄士敦正是以这段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下了长篇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1934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轰动欧洲。
庄士敦在中国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而痛苦的变革时期。一批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望于中国古老文化在列强坚船利炮面前的柔弱无力，而把眼光转向了西洋的先进文明。他们屡败屡战，用他们年轻的头颅和炽热的鲜血，祭写着改造中国的大旗。这样惨烈而悲壮的中国现实，以及璀灿的古代文明与极度的贫困落后之间的强烈历史反差，无疑使庄士敦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把自己在华的经历放在近代中国的大背景中，从一个谙熟中国文化，继而又身为帝师的外国人的特殊视角，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写下了真实的记录，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审视和思考。
作为一部宫廷生活亲历记，书中自然也不乏鲜为人知的轶闻掌故、皇室生活内幕。作者对紫禁城小朝廷的深闭固拒、内务府的贪渎愚昧、小皇帝的欧化与复辟梦、遗老重臣的孤忠与阴谋以及溥仪被迫出宫，出走天津与东北等等史实的本末枝节，也多有详尽描述。这些记叙不仅具有相当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文字生动，夹议夹叙，读来颇有趣味。同时，读者将从书中看到，庄士敦刻画了慈禧、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勋以及许多王公贵族、军阀政客的众生相，也对孙中山、冯玉祥、陈独秀、章太炎、康有为、宋子文、胡适、顾维钧、罗振玉、王国维、郑孝胥、光绪、翁同龢、陈宝琛等许多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或有记述，或有褒贬。
也许令读者感到新鲜，或者说独特的，是作者对于慈禧的论述。尽管当时在西方，人们对于慈禧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誉者认为她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女性，是一位罕见的铁腕人物，而毁者则将中国所遭受的耻辱和清朝崩溃的烂账全部算到了她的头上。但在庄士敦笔下，慈禧只是一个无知的老妇人，她不可能对整个朝廷所犯下的一切错误负责，同样在她死后，也不应该将一切罪名都算在她名下。作为一个统治者，她既没有能够摆脱祖先留下来的腐朽传统的束缚，也没有能够将人民从耻辱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但这并不是她一己之力所能办到的。她反对“戊戌变法”，并不是因为她就是落后阶级的代表，不希望中国富强，仅仅是因为她与光绪是站在对立的两面。光绪的变法，固然是为了让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也是为了掌握实权，改变受制于慈禧的状况。而这不但会威胁到慈禧的地位，甚至会危及她的生命。光绪请求袁世凯做的，不就是杀掉荣禄，软禁慈禧么？可以毫不夸张的预测，如果光绪成功，那么慈禧的日子，恐怕不会比日后光绪所遭受到的好到哪里去。
同样，在庄士敦的笔下，“小皇帝”溥仪也脱去了神秘的面纱。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几岁的少年，有着当时普通的中国少年所拥有的优点，比如在诗画方面的一些才能，对于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对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性格中也有着致命的弱点——浮躁，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他也想复辟祖先的基业，但这个愿望并不像康有为、张勋等人那么强烈。是历史将他推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他可以容忍民国政府一次次违背清室“优待条件”，一再地拖欠优待费用，但当他看到自己祖先的陵寝——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坟墓被人炸开，尸骨被剁成碎片而扔得遍地都是，而曾经允诺对皇室陵寝永远奉祀及妥善保护的民国政府，对此却无只言片语的解释或安慰，这也最终成为他决定回满洲充任“傀儡”的导火索。
当然了，因为囿于己识，以及对于溥仪和皇族的强烈好感，庄士敦这些观点，很难做到完全中肯。比如他对溥仪的处处维护；尤其是对于冯玉祥的评价，似乎只能够以“十恶不赦”来形容了。这也是我们无法苛求的。但庄士敦的这些叙述和评价，至少对于七十多年后的我们，习惯于以阶级观点来批量评价历史人物的我们，再思考和评价那个历史时期和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偶然得知沈阳飞机工业公司是满洲帝国日本人建的
60年前···
不不不 是90年前
那应该是120年前····
“落日熔销一世愁”，韵没压好。本身不是律诗，平仄就不论了，韵该注意些。
庄士敦也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 J. M. Barrie的校友
这句，是不是本不必押？
颔联第二句当然要押韵
有机会一定要读一下。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溥仪，都在人民的反帝制斗争中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皇帝”这个头衔。而同样是独裁者的蒋公却使用“总统”这个头衔安然过关，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
这句话很对。非常喜欢。
不要以“民智未开”来推迟拒绝“民主共和”，民主共和不是高等数学需要基础，它是冬天的棉袄。
对 民主共和是冬天的棉袄 但是对于“民智未开”的人来说 这件棉袄是否合身？
正在看这本书的原版，受教益很多，深刻了解那个朝代，明白一种视角。
蒋不是因为称谓好听才能当王 乱世中讲话是要用枪炮的
民智未开才会期待明君，明君大权独揽，民众被忽悠，民智永远不会开——这是无解的。只有民主共和，各种声音出来，人们才有自己独立的判断，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虚假的魄散，真实的显现。
是否和人民，这是耍流氓的论调，因为无论合适与否，自然趋势就是自然趋势，社会公义就是社会公义。更何况时间可以慢慢解决。但是难的是表和里的问题，就是名和实的问题，中国人讲究大，讲究名。薄礼席天德，非要叫大总统。说到底中国当时有无数条路走，最好的路就是英美，中就是军国主义先发展，最后才是乱成一锅粥，可惜中国走的正是最差那个。从人民当时的需要看，袁世凯是最有能力，帝王是最需要的，凝聚力说明了一切，虚伪的党争和军阀混战简直就是最坏的局面，当然有反对党是应该的。即使法西斯中国，享有中国的大正demo克拉西还是很容易的。
不是共和深入人心，而是“共和有利可图”深入人心。，
其实，庄士敦更像是一个文人，他的政治手腕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手腕。尽管很多人一直说庄士敦深谙中国文化，其实错了，他其实也只是看到了皮毛，中国人骨子里面的东西，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他远远没有看到，他把中国想得太好了，评价得太高了。这是他所犯的知名错误。
我无意于评价你的评价的好坏。我只是想说一说我的看法。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做：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人说。对于你来说，评价某人其实是你的权利，我也无意剥夺。我只是想说，比如，你跟你的朋友在评价某某自视甚高，其实了了。这其实隐含了一个事实，你们认为自己比他们强。如果你意识到了，那很好；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就糟糕了。更深层的事情是，其实你也自视甚高。嘿嘿，下句省略。同样，今天我对你说了这样的话，我本人也是自视甚高，下句省略。
从你的语气上来看，你应该是个年轻人，这很好，比较有气势。如果我猜错了，你已经超过了30岁，那么就糟糕了！！
竟然这么捧场，好吧。年轻人，我顶你一下，呵呵~
以宣统之名，所言甚是啊～
我更中意的是这句话，这是有史学眼光的。
但庄士敦的这些叙述和评价，至少对于七十多年后的我们，习惯于以阶级观点来批量评价历史人物的我们，再思考和评价那个历史时期和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也许我们是有,或者曾经是有阶级局限,而且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局限.但庄也有自己的局限,最起码他还缺乏比较明确地对自己局限的认识,说不太客气一点,可以叫好为人师,自以为是.
哈哈,其实我自己也是一种自以为是.
起码有一个不同的视角看待过去，省得永远被不明真相！
在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又找出了《我的前半生》，当然是老版本的，十年多前买的，也是许久不看了，相对照一下。发觉，对于今天的我来说，要读完《我的前半生》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我看来，那只能称作是扭曲的历史，当初充满了谎言和人为的加工。其实也可以理解，这本书的底稿是从溥仪的认罪交待书而来的。这里面，对于每一件事情，有的没有的，我们的皇帝总是要深挖思想根源，罪恶根源。这已经完完全全背离了历史本事。即使今天像我这样本着去除加工痕迹的心态去读，竟然也很难回归。所以决定不看了，对于我来说，《我的前半生》简直就是一个弥天大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