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2009-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霍志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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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土生葡人的存在是澳门地区一个重要的人文特色，他们是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存在与发展，既是中西多元血统混合的结晶，也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其生活空间和环境的影响，这个主要由葡人与华人组合体形成的特殊族群，具有有别于葡人亦有别于华人的思维概念和行事方式，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文化现象——土生文化。在土生文化中，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是甄别他们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本书正是着眼于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通过人类学调查研究，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当前土生葡人的信仰变迁趋势，并进一步探究造成土生葡人宗教信仰变迁背后的动力学因素，借此揭示土生整个族群在澳门的未来前景。 本书的第二和第三章 首先回顾历史脉络下澳门土生葡人这一特殊族群的起源，借此了解他们文化与身份认同中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本书中土生葡人这一族群范畴作了一个限定。本书接着回顾了20世纪之前土生葡人的天主教信仰传统以及澳门宗教的历史与现状。接下来在第四章 和第五章 中，围绕田野调查的材料，笔者呈现了当前土生葡人从最初葡萄牙式的纯粹的天主教信仰向多元、混融化发展的趋势，以及这一趋势背后的深层动因。 在这一变迁趋势中，“多元”与“混融”并非是指多种宗教信仰的并立，而是指不同宗教传统的混合。在今日，多数土生葡人并没有完全放弃天主教信仰传统或是转信其他宗教，但是在他们宗教信仰的观念、话语和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他宗教元素，尤其是澳门的汉传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元素的存在。 本书一方面揭示了上述这种变化趋势是如何与20世纪以来天主教世界性的变化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揭示了土生葡人的信仰变化更主要还是受澳门20世纪以来地方社会及文化变迁的影响。重点针对20世纪下半叶的澳门，特别是考虑到回归对澳门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
澳门土生葡人的存在是澳门地区一个重要的人文特色。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是甄别他们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本书正是着眼于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通过人类学调查研究，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当前土生葡人的信仰变迁趋势，并进一步探究造成土生葡人宗教信仰变迁背后的动因，揭示土生整个族群在澳门的未来前景。
霍志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法学博士，云南省政协委员，澳博娱乐场员工俱乐部会长，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文康社会事务部行政经理等职务。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回顾 第三节 田野点概述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第五节 研究的思路和章节安排第二章 历史脉络中的澳门土生葡人族群 第一节 土生葡人族群之起源问题 第二节 土生葡人之族群界定 第三节 动态中的土生族群第三章 历史的遗产——澳门天主教与土生葡人 第一节 澳门宗教概述 第二节 天主教在澳门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澳门的天主教教会与教仪 第四节 早期土生葡人的宗教生活第四章 信仰的多元与混融 第一节 土生葡人今日之天主教信仰 第二节 其他宗教之影响 第三节 信仰的多元与混融第五章 多元与混融——背后的动因 第一节 动因：政治与社会之维度 第二节 动因：婚姻与家庭之维度 第三节 动因：语言及教育之维度 第四节 回顾与小结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从“单一”到“多元混融” 第二节 土生之未来参考文献 附录一 澳门土生葡人生活状况调查问卷附录二 核心访谈个案一览表附录三 照片附录四 英文摘要后 记
与格尔兹相类似的但又有所区别的是奥贝斯耶克在《美杜莎之发》里的论述，如果说格尔兹的上述短文更多是透过表现研究对象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处境从而呈现出作为意义体系的宗教与社会变迁之间复杂、微妙关系的话，奥氏强调的是宗教传统的意义体系在社会变迁之下，人们为了应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所带来的动荡，借助传统宗教意义体系、传统资源进而作出应对变化的“意义调整”和“修正”。可以说奥氏的《美杜莎之发》一书更加偏重于个体在社会变迁背景下针对宗教象征体系的能动性实践。不过我们从格尔兹和奥氏的论述中也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变迁对于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宗教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透过社会变迁，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作为意义体系的宗教与社会结构、社会整合方式之间的微妙关系。此种关系并不是单一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功能性体现，透过人们实际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某种现实的矛盾性，也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以能动性的方式，借助传统的宗教象征资源对日常生活或对宗教生活本身进行“意义的调整和修正”，从而达到应对现实的变化。 实际上，宗教变迁的总体趋势及其与社会的关联，近来一直是宗教人类学及宗教社会学最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二战后的欧美宗教社会学最重要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从对整体宗教变迁的研究和诠释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关于宗教“世俗化理论”的论证（Beckford，1990）。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世俗化理论”的宗教社会学者，如贝尔格和卢克曼（。Bergei’&Luckmann，1963），他们一方面极力批判“教会”的社会学家所作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提出社会愈是现代化，宗教愈是没落的基本命题（如wilson，1976；Berger，1967）。这一争论可谓一直持续不断，尤其是在有比较强的“基督宗教背景”并同时兼具“现代性”特征的欧洲。事实上我们说这场争论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广阔的题域，即现代性与宗教的关系，这一题域在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和特洛尔奇等经典论者那里就已经是一个显要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