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

2010-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鸥  

444  

1998年，由中国农业大学提出设立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第一次被教育部列入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当年，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所农村发展学院（后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并为人文与发展学院），此后国内很多高校也相继成立了农村发展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提出设立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建议可以追溯到1988年在中德合作“综合农业发展项目”基础上成立的“综合农业发展中心（Centre fo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IAD）”，也就是很多国际机构所熟知的CIAD。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成立后的两三年内，一批刚从大学毕业、以自然学科为主要背景的青年工作者投身于当时国家倡导的黄淮海地区的农业开发与农业推广；并在此期间接触到了德方专家带来的“区域农村发展”（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RRD）和“综合农村发展”（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IRD），以及“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 inter-disciplinary）和“参与式”（Participation）等概念。随后，综合农业发展中心的成员陆续被送到欧美的大学学习发展类的学位课程或参加高级培训。自1994年开始，这批在国外学习了“发展”的年轻人逐渐活跃在国内开展的众多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舞台上，其主要任务是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包括项目基线调查、可行性研究、社会经济评估、项目实施与管理、研讨培训等。在1988年开始的发展际遇、发展培训和发展实践经历与积累的基础上，1998年成立了农村发展学院，并把农村区域发展以专业的形式引入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的成立正是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所说的“发展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过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这与拉美和非洲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别无二致。1998年开始的农村区域发展教育，主要还是将此前10年所积累的发展实践工作的理念、技能与方法进行总结，并以高等教育的形式进行知识传播。这些知识深受二战后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工作的影响，也许可以说，开始阶段我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还是围绕着如何从事发展实践特别是发展项目工作。在这一知识体系中，“参与式”是被反复强调的概念，也是多年来CIAD人开展农村发展工作的核心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CIAD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现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在将参与式发展理念引入中国，并使之主流化的过程中做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目前在中国开展的国际项目以及很多公民社会组织中，“参与式”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工作话语，这其中有CIAD人的诸多功劳，而李鸥教授可以称得上是CIAD人中的先锋和代表。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鸥教授从事发展实践和发展项目工作近20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农村，所从事的项目涉及绝大多数在中国开展发展合作的国际机构，他在参与式思想的落地生根过程中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和不减的激情。在李鸥教授参与规划和实施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农民的声音得到了较强的表达，农民的需求得到了较多的体现，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保证。为此，李鸥教授也许还招致了个别地方行政官员的不满和不屑。若说李鸥教授是农民的代言人也许不为过。1994年在某县执行某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社会经济评估，时逢国内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有一次，从调研村回县城住地的路上，遇见路旁很多农民在粮站前排长队售粮，李鸥教授见状即呼停车，了解民情后愤责粮站违背国家政策，给农民售粮制造更大的困难。时至今日，每每忆起，其情其状，犹历历在目。自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成立，又过去了十余年。在此期间，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已经在丰富的发展实践与发展项目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基础上初具雏形。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以往的实践工作理念、技能与方法之上，又加入了更多的社会科学的反身性和批判性视角；在以往形而下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多形而上的成分；在以往职业导向的课程设计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多的研究导向的内容。可以说，我们正在从发展实践教育向一门较为成熟的发展研究学科迈进。也正是值此时刻，我们方能对发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世界范围的回顾，并对参与式发展进行必要的反思，这些带有批判性的思考反过来又可以对我们过去20余年的发展历程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也可以找到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发展研究的思潮变迁在中国所留下的印记。

本书的前身是笔者基于20世纪90年代近十年的实践、于2002年编写成的《发展研究方法》讲义和于2008年在前者基础上改编的《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方法》讲义。前者主要是为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本科生讲授，也为硕士研究生同名的高级课程所参考，其中的有关概念、方法和案例还被大量地应用于各种国际组织在华项目的参与式途径与方法培训。而后者则扩展到城市规划和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在突出课程的实用性、培养学生作为协助者促进组织、社区或社会发展变革的应有意识与能力的同时，增加了笔者对国际上参与式理念与方法进展的关注和与我国改革发展实际需要的进一步结合，以及自己在相应领域一些新的应用案例。

李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退休），南京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海南大学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分院教授、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作为我国最早的参与式发展专家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从事参与式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的途径、方法在我国的引进、应用、适应性改造和本土化、主流化，为众多国际组织援助我国的各种项目进行长期或短期的发展研究、咨询和培训。先后创新性地开发出“项目的参与式社会经济学评估”、“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社区扶贫发展基金的参与式发育与管理”、“参与式的新农村建设规划与管理。十步工作法”等途径和系统方法，其中多项在全国的林业、水利、扶贫、少数民族等领域推广或使用：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价、少数民族等安全性政策的工作规范与项目区实际结合，开发出“参与式社会评价与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制订”的系统调研框架与方法：并将国际上普遍应用的以目标为导向项目规划法和参与式调研的步骤、方法及成果有机结合，开发出资助机构认可、执行机构与受益群体能够操作的简化规划法。除了为以上各类项目编写了大量培训讲义外，还开发出《发展研究方法》、《治理与公民社会组织发育》、《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方法》等本科生、研究生课程。

引言 一 新的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在我国应用的背景 二 我国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发展需要新的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方法 三 协助、协助者和一些相关的发展学科术语 四 本书的内容选择与章节安排第一章 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和研究与实践应对途径 第一节 新的发展研究途径方法出现的背景及其特点 第二节 可持续性发展和治理与参与 第三节 我国采用新的发展研究与实践途径、方法的必然性第二章 参与式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途径的概念与特点 第一节 参与式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途径的概念 第二节 参与程度的不同水平和阶段第三章 发展与项目人员作为协助者应具有的基本理念与技能 第一节 关于“协助”的基本概念和“协助者”的能力与工作原则 第二节 发展工作者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必要变化 第三节 协助者的基本功第四章 参与式研究与实践的工具总论第五章 画空间图 第一节 资源图 第二节 生态剖面图 第三节 社区图 第四节 农户经营系统流程图第六章 图解法 第一节 时间曲线、趋势分析 第二节 季节历 第三节 一日活动时间图 第四节 因果关系图 第五节 文氏图第七章 打分排序 第一节 成对比较法 第二节 打分排队法 第三节 农户类型划分 第四节 “H”型法影响评价 第五节 用打分法评估项目的作用、影响 第六节 优势、劣势、机会与风险(SWOT)分析第八章 参与式研究／规划的基本框架及其与目标导向规划制订法的结合 第一节 利用参与式工具进行发展研究或规划的实地工作框架 第二节 参与式农村调研实习大纲 第三节 目标导向规划制订法的参与式简化创新 第四节 参与式发展项目(产出与活动)建议书的编写第九章 参与式土地利用的研究与规划 第一节 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的国际概念与本土化表述 第二节 为中德合作江西省山区可持续发展项目进行的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实践?第十章 贫困分析与反贫困规划 第一节 贫困分析与反贫困的国际经验 第二节 为霍山中荷扶贫项目进行的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试点实践第十一章 “社区主导型发展”的规划与管理方法 第一节 “社区主导型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化概念 第二节 为世界银行支持的少数民族“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进行的模式探索实践 第三节 参与式的新农村建设“十步工作法” 第十二章 社会评价方法——以少数民族社会评价与发展计划调研为例 第一节 社会评价的有关概念 第二节 对设计好的项目申请进行社会评价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 为申请世界银行贷款的水利项目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评价和制订发展计划的实践第十三章 参与式行动性研究和社区与农民自助组织发育 第一节 参与式行动性研究的概念 第二节 采用参与式行动性研究与实践途径发展社区和农民自助组织的本土化作法 第三节 农民合作组织的参与式行动性研究与实践第十四章 用水户协会发育的参与式行动性研究与实践 第一节 参与式灌溉管理的国际经验 第二节 霍山中荷扶贫项目淠源渠用水户协会的发展实践 第三节 英国国际发展部与世界银行支持面向贫困的农村水利改革项目中用水户协会的参与式发展工作框架第十五章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草地)管理 第一节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的国际经验 第二节 中澳合作内蒙古草地管理项目以社区为基础草地管理的参与式行动性研究与实践第十六章 发展与项目管理中参与式方法的应用 第一节 参与式方法在发展与项目及组织管理中的应用 第二节 发展规划或项目运行的参与式监测评估、影响评价第十七章 参与式发展与项目规划和管理方法在城市的应用 第一节 参与式城市决策 第二节 参与式城市社区决策的尝试第十八章 农户经营系统研究与可持续性生计途径 第一节 农户经营系统的分析与项目活动的确定 第二节 项目农户活动方案的设计 第三节 可持续性生计途径的有关概念 第四节 可持续性生计途径的应用参考文献

插图：钱伯斯所提倡的参与式发展最初始于RRA工具的使用，这些工具能够在发展项目的规划过程中，特别是在项目基线调查中很好地利用当地农民的知识或乡土知识。他认为这些工具和方法的使用能够带来快速的、低成本的以及可靠的结果，同时RRA工具的使用还促使当地人直接参与到问题分析过程中，由此，钱伯斯又将RRA改版为PRA，并将“参与”从一种农村调查方法提升为一种对地方人口赋权的手段，从而使得“外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由上下关系变成了伙伴关系，即他们之间权力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后，参与式发展的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国际发展机构以及一些国家政府官方话语中的重要部分，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藉由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援助继而将这一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强力推广开来。此后的十几年间，参与式的实践方法与理念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作者的推崇——参与式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大专院校和发展机构中迅速普及，举凡发展项目必定采用参与式的方法，参与式之于发展工作者无异于指导行动的红宝书。然而，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发展的风靡和热评之后，当我们审视这十几年间农村发展实践领域走过的丰富历程时，参与式发展隐含的“去政治化”取向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下逐渐暴露出了它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的缺陷和不足。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参与式发展的反思，并出版了与“参与式发展”数量相当的“质疑参与式发展”类的书籍和文章，如由比尔·库克和乌马·科塔里（BillCookeandUmaKothari）主编的《参与：新型专制？》收录了很多著名学者的批判与反思性文章。格林·威廉斯（GlynWilliams）2004年在《第三世界季刊》上发表了“评估参与式发展：专制、权力与（再）政治化”，对这些反思参与式发展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总结。威廉斯（2004）认为，钱伯斯将参与式从实践工作方法向“赋权”层次进行的提升，是与发展的主体变迁相呼应的——通过“参与”的方式将那些先前被排斥在发展项目之外的边缘群体包容进来，使穷人成为决定地方发展和自身生活的重要主体。而问题是，过于强调和依赖参与式的实践方法能否实现“上”与“下”之间权力关系的实质变化，使处于“下”位的真正草根阶层成为发展的主导者？从很多地方的农村发展实践来看，这种设想至少是有些理想化的。参与式发展过度强调个体的参与和变革对社会变迁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间的政治冲突与对抗；强调和塑造了一个“社区”共同体，而模糊或掩盖了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差异性，虚化了社区环境中动态变化着的分化与分层。不仅如此，每一个微小的地方社区的变迁发展总是与更宏大的国家政治经济架构相联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小村庄的命运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卷入了自由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之中。同样的问题是，过于强调和依赖“去政治化”的参与式发展能否真正撼动村庄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不可否认，参与式发展的确对那些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穷人、妇女）敞开了进入发展项目的大门，但却是通过将他们更结实地绑缚在另一种话语权力结构上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参与式发展这种有意识的、强大的话语结构中，随着社区与村民被赋予发展的主体角色，“参与”与一种软化的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发展项目的成败责任也从发展机构转移到了参与者身上（Willaims2004），“上”与“下”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参与”既是一种话语意识的霸权，同时它也在经历着地方群体的解构与重塑。对当地人来说，“参与”究竟在他们生活中占据多大的比重和分量？我们有大量的农村发展实践可以说明，村民对发展项目的参与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恰恰是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生活项目”，村民建构自己生活世界的能动性和社区环境的复杂多样绝不能被忽视和低估，任何对参与式发展抱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预期的实践工作者毫无疑问都会陷入巨大的失望。同样，发展不是一次性的、立等可见的过程结果，如果将一个社区的发展变迁寄希望于几次短暂的村民“参与”，那么“参与”只能是发展工作者乐此不疲的游戏，如果是这样，参与式发展如何能带来社区群体所期望的生活愿景？但是，威廉斯（2004）也承认，参与式发展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的设计还是在发展实践的方法应用中都有无可取代的优势：它在发展项目的实施者与接受者之间建立起了一个语言共同体，它对地方知识的重视、对地方群体参与意识的激发不仅挑战了“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工作方式；从长期来看，参与式发展在唤醒公民权利意识、培育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方面也有着行动上的重要启蒙意义；而后者最终会导向以人民为发展主体、通过地方性的组织网络解决发展问题的“另一种发展”。

《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是发展学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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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纸张很好，非常不错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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