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望、产权与管理
2010-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郭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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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000
无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30年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之大，举世瞩目。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鸦片战争后走过救亡图存的曲折而痛苦的百年奋斗历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仿造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社会变迁都使中国社会具有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国情特征，也使中国的“改革”无法借鉴他国的经验。 改革开放之路走进了21世纪，我们仍然面临着深化改革、调整社会制度政策的历史重任，今天，中国社会依然存在许多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充满各种风险。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静下心来，回顾各个领域曾经走过的改革历程，分析当初的基本思路、政策设计，实施中的制度调试和体制转型，再总结整个过程的路径转换和最终实践效果，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知识宝库。 回顾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百年里经历了多次沧海桑田之变。废科举、兴新学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一次大转身，如何办学校？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是从零开始思考的。这种局面也就决定了清末民初最早创办学校的，大多是出身旧文人中的革新派，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使他们具有历史的责任感，以民族兴亡为己任，他们领悟到旧制度无法救国，就从发达的“列强”那里寻求中国发展的思路，因此也或多或少有“留洋”的阅历。他们不仅对中国的旧国学和西方教育体系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而且在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下，他们大多怀抱一腔爱国热情，希望通过教育中国的青年使国家和民族走出一条独立、自强之路，所以清末民初这些学校的创办者，可以说都是有独立教育理念和心怀为民族办学激情的教育家。尽管这一代教育家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方法彼此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对欧美新式学校的教育优点都进行了广泛的借鉴，而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终生的心血投入，在中国教育史上更是空前绝后。每当我读到他们的传记或阅读他们的遗作，总是感慨万分。今天，在中国有了几百所大学，有这么多的大学校长，他们所掌管学校的基础设施、经费资源与当年的办学条件相比，不啻天壤之别，但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个能称得上是教育家？有几个具有独立的办学理念和人格魅力？而如果不是教育家在办大学，中国的大学会走到什么方向上去？ 在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中，关于大学的办学方向也曾开展过多次讨论。有一次的主题是“教育产业化”，就是说要把大学像企业那样来办。而企业是要盈利的，于是政府不是增加对大学的拨款，而是要求大学通过收取学费和兴办产业来获得办学经费。这不是教育家能够想得出的思路，而只能是财务机关管理人员才能想出来的思路。这个思路一开，大学就把自己手里掌握的有形资源（校园建筑、土地等）和无形资产（学校品牌等）、可以用经营方式来运作的各类活动（各类语言和专业培训、技术咨询、样品测试等）等一股脑地都推入了市场，特别是兴办各类经营性质的企业，大学这一级在办，下属各院系也在办，后勤部门也在办。在这样的氛围下，许多教职工也纷纷开始了在职“兼营”活动，法律系的教师在校外开办律师事务所，物理系的实验室人员利用学校设备为校外做加工项目，考古系的教师在外面做“文物鉴定”，各单位的公用房也对外出租，一时间，各个大学从上到下，似乎都在忙于“经营”和“向钱看”。而“教育产业化”既然是从理财者而不是从教育家的角度提出的思路，那么这些现象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的校办产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经营”的风潮中蓬勃发展起来的。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中国特色”，我们没有发现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在开办实质性的“产业”，在高等教育发达的西方国家，即使是私立大学，学校有负责大学财务的董事会和基金会，但是这些机构并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用学校的资金去购买股票，以间接方式进行投资，以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而学校教学科研部门的管理人员、教师职工也不会直接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去。校方不仅不让教员参与这些活动，而且也不允许教师参与自己教学科研工作之外的市场经营活动，因为学校在雇用这些教师的合同中通常写明，这是“全职工作”（a full-time job），国内大学的法律系教师同时在校外经营律师事务所的现象，在国外甚至香港都是被绝对禁止的。
本书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以北京大学校办企业为案例，围绕着声望、产权与校企的组织管理等问题，将校企关系放在更大的社会过程中，通过提出和发展一些核心概念，形成解释校企关系发展轨迹及其机理的理论框架，试图解开大学与校企之间在声望、产权与管理等方面的种种纠葛，解释校办企业在高校一波三折、“屡办屡败、屡败屡办”之谜。本书可为高校管理者提供参考与借鉴，也可作为高等教育管理方向的案例教学用书。
郭建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师，1990年代一直在北大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求学，2001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从事教育管理研究。近些年，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
序言导言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二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四 本书的结构安排第1章 校办科技企业的渊源：计划体制下的实践 第一节 校办工厂第一阶段：创办及运行机制 第二节 校办工厂第二阶段：产学研结合新体制 第三节 校办工厂的历史经验与遗产：对前两个阶段的总结第2章 院系科技企业的发展机制与发展轨迹 第一节 院系企业的创办背景 第二节 院系企业创办人员的出现、双重体制的确立与企业在院系中的定位 第三节 大学的资源投入 第四节 相关方利益的制度划分 第五节 院系企业业务的开展、产学研经验的探索与经济效益 第六节 院系企业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 第七节 产权、组织管理与人际关系——院系企业发展的制度障碍探讨 第八节 院系企业难办大的进一步分析——制度障碍、能力与偏好 第九节 院系企业的地位变化与最终命运 第十节 小结与讨论第3章 方正集团公司的发展轨迹与校企关系 第一节 方正集团公司的创建与发展 第二节 民族品牌、校办科技企业旗帜的树立及对公司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研究所与公司的关系演变及方正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动荡 第四节 从高校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中的企业管理与文化 第五节 公司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支持、控制与脱离 第六节 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安排与管理框架——企业发展的制度障碍 第七节 小结——方正模式的若干问题第4章 院系企业升格而成的校级企业集团：以青鸟、未名为例 第一节 青鸟集团的发展轨迹 第二节 未名集团的发展轨迹第5章 校办科技企业集团的发展机制与轨迹 第一节 院系企业发展到集团企业需要的基本要素 第二节 大学的资源对科技企业集团发展的作用 第三节 企业、大学、政府与“声望等级结构”——层级性的社会结构、象征的作用与转化的策略 第四节 企业发展道路、组织结构与企业名人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第6章 大学管理校企的方式、管理症结与校企关系变化 第一节 大学管理校办工厂的方式及其遗产 第二节 大学管理校办科技企业的方式与管理症结 第三节 校企关系演变陷入“锁闭状态”——公司的“内部人控制”、校企脱离与“家族化”问题 第四节 北大的重塑与校企关系的新变化第7章 总结与探讨：大学的社会形塑与校企关系的演变 第一节 从体系再生产的视角理解校企关系变化曲线 第二节 大学创办校企“屡败屡办”之谜 第三节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尚待研究的问题附录：北京大学科技收入与校企收入情况统计表参考文献后记
书中各章分别对院系企业到校级企业的发展历程、企业与学校各类关系的制度演变、校办企业内部的管理规则、经营者角色和功能的演变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北大的主要校办企业的个案分析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提炼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的这一专题研究，调查收集的基础资料系统而翔实，大致记述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史。由于这些企业在近些年又经历了股份制改制等一系列变化，这些记载了它们最初发展阶段的相关数据和资料，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办企业具有重要作用，将成为珍贵的研究史料。因此，从几个方面看，这本书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2001年毕业后，郭建如又在许多领域持续开展社会调查和专题研究，据我所知，他的研究包括了民办高校研究、研究生教育制度研究、西部民族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研究、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研究等，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活动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感悟对修订这本书无疑也会有所帮助。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如何探讨“产学研”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无疑是摆在现代大学面前的任务，但是西方研究型大学在这方面的探讨，并没有把这些大学变成公司集团，也没有把大学教授变成校外兼职的经营人员。所以我想，我们对“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创新的理解，可能在一些根本的理念和规则上，仍然存在不少误区。在现在的政府文件和报刊上，“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不大常见了，但是20世纪90年代大学在大办企业这段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未必认真总结和反思了。付了“学费”，总应当买到一点教训，以免重走过去的弯路。 我从1987年春到北大任教以来，先后在许多领域进行过研究与探索，包括民族问题、环境问题、乡镇企业、边区经济发展、乡镇组织、农村教育、人口迁移、族际通婚、人文教育、社会主体文化、民办高校、双语教育等，但是近十年我开始把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民族问题，一个是教育问题。有人曾经问过我为什么把精力集中在这两个领域，我想这是基于我对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的理解。中国在“中华民族”的大框架下有56个民族，如果不把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清楚，从理论、制度、政策各个层面把中国的民族关系彻底理顺，万一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出现民族冲突并导致国家分裂，后果不堪设想，与我国民族理论和制度大致相似的苏联已经解体，之前并没有明显预兆，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从这个认识来看，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是“求保底”。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全体国民和国民经济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而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根子在教育，在学校。今天中国的应试教育是无法培养出有健全人格、有理想、有意志力、有社会关怀的创新性人才的，把13亿人口国家的几千万学生都用一个模式来培养，必然泯灭掉许多智慧的火花，钱学森先生的担忧已经把道理说破了。从这个认识来看，研究教育是“图进取”。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在21世纪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取决于教育。 中国的教育在近30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也走不少弯路，广大城乡民众提起教育来，几乎人人都会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当前中国学校体制存在的问题，有些言词相当激烈。因此，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性的专题调查，以群众反映的问题为线索，以深入、系统的个案调查为基础，把中国学校在各级教育阶段存在的问题认真地梳理一遍，同时在分析中注意借鉴国外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逐步理出一个今后改革和发展的头绪来。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我们的学校能不能为中国培养出人格健全、意志坚强、有合作精神，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决定了中国在未来能够走多快、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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