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调新弹
2010-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曾业英
595
无
屈指算来，我忝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近50个寒暑，却未能拿出多少像样的研究成果。这里仅从以往发表的为数寥寥的旧作中，选出37篇，外加一篇附录，结成这个集子，供识者一笑。 我出生在江西于都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父母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儿时听母亲不无内疚地说过：为了让孩子“学点文化，不受欺侮”，他们也曾咬牙送我大哥去读书，但没读几年就叫停了。原因是需要大哥那双孱弱细嫩的小手，协助父亲养活我们几个弟妹。由于大哥又哭又闹，死活不肯就范，母亲竟将他所有的书本作业，连同书包一起投进厨房的灶里，让大火化成了灰烬。大哥没了那些书本作业，才死了读书的心。 我是幸运的，1949年8月13日，不到9岁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一个团攻占了我的家乡于都县城。这年冬天，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家里分到了田地，从此不用再为上学发愁，大哥的悲剧自然也就没有再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一路由村镇小学升入县城初中，再到赣州高级中学。这是一所在当年蒋经国所办中华儿童新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重点高中。1958年7月，又顺利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成了村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大学生。1963年7月，依靠国家提供的“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随即分配到了当时令人向往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但是，幸运中也夹杂着几许不幸。自大学时代起，就政治运动不断，少有安心读书、做学问的时候。我一进大学校门，就赶上大炼钢铁，“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等运动。一年级基本没上课，五年大学，实际只读了四年。来到近代史所后，先是下乡“劳动实习”，继而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年复一年，无休无止。“思想改造”成了必修的主课，本职读书研究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业余选修课。紧随其后又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眼看孔子说的“不惑之年”就要到了，可学问之事，还没真正动手摸过。人生中的十五六个最佳年华，就这样白白流逝，难道还不是不幸？ 不过，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国家改革开放，全力进行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社会科学界在内的各行各业从此走上了发展的正道。打那以后，政治挂帅的年月终于远去，我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从事渴望已久的读书研究工作了。虽然此后又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冲击，但它毕竟存在一定的可控性，而且影响也因人而异，与此前强制实行的覆盖一切的政治运动大不相同。因此，就我总的人生道路而言，不幸终归结束了，应该说还是幸运的。 所谓幸运与不幸，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经历，绝非我个人所独有。个人固然可以通过追求、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说到底，关键的因素还在时代，没有时代提供的必要条件，个人哪有用武之地？唯有时代提供了这样的用武之地，个人的努力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才能分出个人成就的大小与高低。所以，较之时代，个人努力永远是第二位的，任何行业，任何工作，任何岗位，莫不如此。我无意于以此为自己的不才和懈怠辩解，只是想说，纵然如此，我的今天也是时代所赐。对于过去，我无怨无悔。 我因承担的是民国史的集体工作，因此，我的研究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以后逐次延伸到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间还同时担任了十年《近代史研究》的主编。在这一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困惑和难题，是前辈师长给了我勇气和信心，给了我智慧和力量。他们的谆谆教诲，使我懂得了研究历史，一要从广泛搜集、认真辨析史料做起；二要依据真实的史料，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三要冷静、理性、全面思考问题，抵制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曲解；四要依据真实的历史说话，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论；五要服从真理，对历史负责，随时准备修正缺少史实依据的新旧见解等等。而主持学术刊物，则一要关心学术信息；二要倡导优良学风；三要不徇私情，严格用稿制度；四要据实论史，不以猎奇求胜；五要“英雄不问出处”，唯以来稿质量为准；六要坚持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七要积极培养学术新人等等。我不敢说真正吃透了前辈师长教我的精髓，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只能说是追求了，努力了，实践了。至于是否不折不扣照办了？效果如何？能打多少分？那要由真正的裁判读者说了算。 本书所选文章，大体可分为四组，第一组讲政党、社团，计６篇；第二组讲人物，计11篇；第三组讲史事，计8篇；第四组是评论，计12篇。其中第二组有两篇分别是与国家图书馆李希泌研究馆员及本所徐辉琪、王学庄研究员合作完成的。李先生已于2006年12月11日仙逝，谨在此表示我的深深怀念，并由衷感谢徐、王二位先生的精诚合作。书中有个别篇章，为照顾内容的完整，稍有重复。各组文章均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次，原载报刊、论文集及时间注于篇末。对注释标注，未作统一处理，基本维持不尽一致的各原载报刊的标注方式。对篇名和内容，除个别因发表时有所更改和删节，或属明显的史实失误，予以适当恢复和改正外，其余各文即使今天明知有修改余地或必要，也一仍其旧，以便于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维方式和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金以林研究员，周斌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徐思彦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谨致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真诚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意见。 2010年8月5日于东厂胡同一号
小凤仙是“名妓”、“侠妓”吗？蔡锷与小凤仙“相恋”吗？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了吗？蔡锷京津脱险的真相是什么？如何评价此时的小凤仙？蒋介石、张学良1928年为何双双选择和平统一方针？张学良既然选择和平统一方针，又何以不顾蒋介石的迫切愿望，一再拖延东北易帜的时间？他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只有协调和配合，而没有矛盾和争夺吗？张学良在争夺什么？其内心有何隐情？蒋介石为什么能取得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除了政治、经济等优势外，是否也有军事谋略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剿共”军在哪些方面不如共产党和红军？如何分辨历史当事人记述中的历史“虚假”与“真实”？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何以会破产？是谁造成的？怎样造成的？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启示？本书依据史实，认真回答了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曾业英，1940年生，江西于都人。1963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1994～2005年任《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1912～1916)，主编有《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民国史》第二版，编有《蔡锷集》、《护国运动资料选编》(合编)等。
自序政党、社团 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 民国初年的自由党 关于民宪党的几个问题 民国初年的民主党 民国初年的沈定一和公民急进党 略论日伪新民会人物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补正 护国战争时期的朱德 蔡锷与“二次革命”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真义何在？ 朱执信在护国战争时期的一段经历 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 刘显世与护国战争 蔡锷与《清议报》 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蔡锷与国际公法 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史事 云南护国起义的酝酿与发动 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述评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 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 中国人民对韩国“三一”运动的支持和声援 论1928年的东北易帜 历史当事人的记述与历史真实——新见《剿共随军日记》释读评论 《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读后 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 关于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 我们为什么谴责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 “文抄公”惯用的手段 新年寄语 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抗日战争研究不能以偏纠偏 实现了本所几代人的夙愿——读《中国近代通史》有感 《近代史研究》三十年之路与未来走向 《追远录——纪念万福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序 《冯玉祥的前半生——兼对其自传辨析》序附录 无怨无悔的岁月
今日学术界，在对待历史当事人的记述问题上，似乎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倾向，一种是沿袭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思维，自觉不自觉地以个人的好恶和向背为取舍标准，对于所谓“正面”人物的记述，大都深信不疑，基本无怀疑其是否真实或可靠的意识，而对于像李一之这种可视为“反面”人物的记述，一般只相信其对彼方的过程性的或某些有利于竞争对手的记述，而对其某些不利于竞争对手的记述则往往疑窦丛生，总觉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非但不能引以为论证某些“历史真实”的依据，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强词夺理，严加排拒，稍能顾及学术品格者也只是故装糊涂，以不可能反映竞争对手的“历史真实”为由，简单地弃而不用而已。另一种思路和倾向又与此不同，由于仍然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研究的负面影响心有余悸，往往有意无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对所谓“正面”人物的记述常常多所怀疑，宁愿信其“假”，不愿信其“真”，而对所谓“反面”人物的记述却情有独钟，往往不加思考，不辨真伪，拿来就用，甚至有意无意在“反思”的旗号下，以为唯有这类记述才是真正的“历史真实”，而倍加珍惜。这其实只是新时期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否定的“非此即彼”思维定式的翻版，同样不足为训。因为它同样无助于“历史真实”的探求。 与此同时，在民国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报刊资料似颇受研究者青睐。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当时报刊的记述，既及时又不脱离历史现实，有其鲜明的时空性，可说是地道的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自有非历史当事人当时的记述无可比拟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认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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