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研究
2009-5
中共党史出版社
周勇 主编，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249
红岩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实际斗争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追求崇高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和合统一、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继承人，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进程中，先后培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这些革命精神，不仅实现了民族优秀传统与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树重现生机，更成为推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胜利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任何“精神”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存在和必然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观念形态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红岩精神，它的产生同样有其根源。
今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红岩精神研究》课题的完成和本书的出版，是编者献给这个伟大历史的一份特殊礼物，是编者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深情缅怀的一个真挚表达。 《红岩精神研究》是编者从理论与学术的角度对红岩精神进行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探讨。
总序前言第一章 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 第一节 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二、党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第二节 红岩精神产生的实践基础 一、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与南方局的中心任务 二、国民党统治区特殊环境下的革命斗争需要精神支柱 三、红岩精神孕育于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体现在南方局的革命实践中 四、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集体是培育红岩精神的主体 五、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实践着红岩精神第二章 红岩精神的文化渊源与理论来源 第一节 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与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凝聚 一、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的滋养和哺育 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第二节 崇高的思想境界 一、植根于中华民族对完美境界的心灵皈依 二、来源于共产主义者追求人类解放的至高境界 第三节 坚定的理想信念 一、植根于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从道精神 二、来源于共产主义者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坚持 第四节 巨大人格力量 一、植根于中华民族对完美人格的修身磨砺 二、来源于共产主义者对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 第五节 浩然的革命正气 一、植根于中华民族对浩然之气的择善坚持 二、来源于共产主义者对真理正义的矢志不渝第三章 红岩精神的特色 第一节 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争取抗战胜利和为 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 一、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 二、创造性贯彻党的统战方针，巩同扩大统一战线 三、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 第二节 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二、刚柔并济，力挽狂澜 三、折冲樽俎，有理有节 第三节 “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挫败一个大党意图 二、执行“三勤”、“三化”要求，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染缸”中经受考验 第四节 海纳百川，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一、以斗争求团结、化敌为友的政治胸襟 二、最大限度地争取多数 三、放眼世界，广交朋友 第五节 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一、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三、“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去耕耘第四章 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与理论价值 第一节 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张扬和伟大升华 二、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第二节 红岩精神的理论价值 一、在哲学层面的意义 二、对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意义 三、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第五章 红岩精神的时代意义与实践价值 第一节 红岩精神的时代意义 一、高尚思想境界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撑 二、坚定理想信念是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精神源泉 三、巨大人格力量是完善党员领导干部人格修养的精神法宝 四、浩然革命正气是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源头活水 第二节 红岩精神的实践价值 一、弘扬红岩精神，有利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二、弘扬红岩精神，有利于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三、弘扬红岩精神，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和谐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随之，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要求党和红军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充当发起人和坚强的台柱子，并且强调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的发展，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等社会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以争取同盟者。这一工作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进展。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两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此过程中，为了适应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还不断调整对蒋介石集团的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直至西安事变期间的“联蒋抗日”，这些都为之后第二次合作国共的实现，以及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日本侵略势力步步进逼，国内人民抗日情绪不断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在1936年7月13日宣称：“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②为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