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明与新世界
2010-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王铭铭 编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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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与《20世纪西方人类学主要著作指南》实为同一系列，可谓是一中一西，集中评述了中西学术的发展以及成果。 《民族、文明与新世界》讲述了20世纪前期26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故事，其间，既有学者的多舛命运，同时也反映了那一时期学术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基于此，可以一窥中国学术的发展路径。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文明中的民族，旧传统与新科学，游走、描述与思考。从晚清西学传人到20世纪50年代，叙述紧紧围绕“民族”、“文明”两个概念，呈现了一段“条贯中西、返本开新”的学术历史。它以中国学术的发展路径为线索，从西方学术的汉译讲起，再现前辈学者面对西学时所作出的种种反应，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学术对话；深度挖掘，将我们熟悉的甚至已经被遗忘的学者和他们的相关著作拉人我们的视野，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将这样一笔失落多年的财富重新梳理，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说可算是一种慰藉。
从晚清西学传入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有独到见地的学术论著，其所涉及的领域及所抵达的境界，足以使我们震撼。 《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以人类学的关怀择选论著，清晰地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科学萌芽阶段的关键概念及多元的学术取径。总体上，这些论著都牵涉“民族”与“文明”这两个20世纪中国学术中至关重要的概念。 书中记述了26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故事，其间，既有学者的多舛命运，同时也反映了学术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基于此，可以～窥中国学术的发展路径。
王铭铭，人类学家，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王铭铭作品宏富，其代表作包括田野志《溪村家族》，探讨了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及其现代命运的《逝去的繁荣》《走在乡土上》《西方作为他者》，学术随笔《漂泊的洞察》《无处非中》《心与物游》，以及人类学导引作品《人类学是什么》（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同时主编人类学专业期刊（（中国人类学评论》（已出16辑）。
凡例评述者简介导言第一编 文明中的民族进化与天演——重读《天演论》（1897）天下果已转变为世界？——读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1926）文化、夷夏之辨与史学的道统——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28）基于民族关系史看文明形成——读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3）民族史视野下的中国一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34）历史地看民族，民族地看历史一读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6）交往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一国家——读马长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1940）兼及其20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研究第二编 旧传统与新科学经学与西学——读刘师培《经学教科书》（1905）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发须爪中的“迷信”与“道德——读江绍原《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1928）儒学人类学——读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1931）作为水利社会的传统中国——读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读后（1934）曾经沧海难为水——重读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1943）社会意识中的隐——“皇权与绅权”的一个补注（1948）考古学中的“文明观”与“历史感——读李济《中国民族的开始》第三编 游走、描述与思考顾颉刚与土地神——1926-1927年东南沿海的“游士”与“风俗”（1927）田野工作与历史之维——凌纯声与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的初步尝试——重读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一个民国学者的田野行走——任乃强和他的《泸定导游》（1939）另一种民族志——读吴泽霖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942）山水·交游·罗罗国——读林耀华《凉山夷家》（1944.）人心与群性的省思——读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1946）人类学的边疆关怀——读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1947）西双版纳的“宗教时间——读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引发的思考（1948）乡邦无史乎？——读《大理古代文化史》（1949）参考文献关键词索引出版后记
她是作为“拉卜楞施教队”的一员进入甘青草原的，由于时间较短而且对该地区十分陌生，她只好采用了一种综合调查的方式。俞湘文在调查中往往缺乏前几位人类学家对调查对象的浪漫想象，而更多地看到了边疆之落后、闭塞、贫穷与}昆乱，所以她便总是带着教化与发展的眼光，呼吁对边疆的教育支持，并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方向提出建议，甚至还提出了边疆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她尤其重视的是边疆教育问题，希望从牧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到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进行一次科学的变革，但她显然并非一个文化同化主义者——在她看来，保留文化相对性和科学的普及原本就不是水火不容的。 陶云逵在去世之前已经是国内学界公认的知名人类学家。作为中国第一位“历史人类学”教授，陶云逵将此前半个世纪对德国学术的辗转学习落实成了扎实的民族志研究。“车里摆夷之生命环”是他为数不多的以具体民族和地方为对象的长篇民族志作品。所谓“生命环”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概念，陶云逵发现，摆夷人的生命其实是在多个时间体系中往复循环的。尤其是小乘佛教的时间体系与巫官的时间体系既相互配合，又彼此排斥，而当地的宣慰史则要不停地跳跃于两种主要的时间体系之间，以完成对当地社会的整合。述评者杨清媚主要分析了陶云逵描述的年度周期仪式，不同仪式背后不同的宗教时间观念和宇宙哲学体系如何在当地交错共存构成了理解当地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点推而广之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宇宙观体系的建构，以及政治一宗教格局都有很大启发。 被称为“南中宿学”的徐嘉瑞是云南史地专家，1944年受大理地方官绅所托开始著大理地方史，并于次年成稿，但因抗日烽火所迫，此书延至1949年才得以出版。与前述任乃强相近，这本《大理古代文化史》所寄托的徐氏心史，仍旧延续了地方知识分子对帝国的整体想象。如同述评者罗杨所指出的，它并非一部“乡邦”之史，而是以民族关系史的方式书写的文明史。徐嘉瑞借鉴了傅斯年、李济等人重建上古史的方式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将大理文化源流的脉络直通史前。而对当时考古学还无法论证的夏朝甚至之前的历史，徐嘉瑞则从有关的史志中搜寻资料以佐证。在他看来，正是在从夏至西汉近两千年的“遂古期”第一阶段里，大理先后融合了夏文化、蜀文化和楚文化而成为一个华夏文明的储藏地带。 ……
条贯通史，中西对话，返本开新。 文明中的民族：多为民族史志著作。这些作品虽是在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刺激下出现的，但它们直接的学术渊源却在传统史学。 旧传统与新科学：具备更加明确韵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它体现了前辈学者自觉地在传统学术的概念和西学概念之间进行深度对话。 游走、描述与思考：专门的人类学民族志调查报告。这一部分集中展示的是学术思想脉络呈现于人类学时将产生何种学术实践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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