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选-精编版
2011-7
新世界出版社
鲁迅,钱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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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导航作者生平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里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1902年赴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鲁迅”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著作二十卷，继往开来，博大精深。著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其中《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杰作《阿Q正传》的发表，为新文学历史树立了一座丰碑，对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热风》、《二心集》等杂文精悍犀利，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领域。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而且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鲁迅是世界文坛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鲁迅的一生，是对中国文化事业贡献的一生。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1936年10月19日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万名上海民众自发《热风》、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本书指南民族之魂言枪笔剑——《鲁迅杂文选》导读鲁迅在小说、散文等领域取得了卓越辉煌的艺术成就，而且他以毕生心血和精力，创作了大量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杂文，这些杂文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促进整个中国的革命斗争和人民的思想解放是起到了巨大作用的。时至今日，他的许多精辟言论都还被人所津津乐道。鲁迅用一支犀利的笔，饱蘸激情地写下了篇篇杂文“如匕首，似投枪”，直刺敌人要害，发挥无可代替的战斗作用。先生的杂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篇幅短小，形式灵活，笔墨不多却言简意赅；这些杂文对生活的反应敏锐迅速，泼辣犀利，战斗性强。正如先生所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自下而上的血路来的东西。”（《小品文的危机》）。先生用冷嘲热讽，幽默风趣的语言，无情地揭露现实中的假、恶、丑，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对形象作“一鼻一嘴一毛”的勾画，显出生动的“活态”来即可。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以“落水狗”比喻失败的敌人，以“叭儿狗”比喻专事谄媚的奴才。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创作的。鲁迅杂文社会批评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到日常生活，都有他所批评的问题，具体来说：他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进行了批判；探索和研究国民性问题，暴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对旧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积极歌颂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鲁迅先生的杂文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民族的灵魂”。盲目自尊和自欺欺人是鲁迅经常批评的一种思想意识，例如当时许多人对“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就绍介”，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尊。有这种“自尊”的人就特别讲究“面子”，还为此而弄虚作假、卑污苟贱，所以鲁迅说：“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保守、迷信、敷衍、苟且，是鲁迅经常批评的另一种意识和习性。拿保守思想来说就到处都有，如拳师教徒弟“一定留一手”，“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等等，总之，“‘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这种严重的保守思想，极大地妨碍了社会国家的发展进步。至于迷信思想那就更为普遍了，“虽在通都大邑”，“也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的事”，而广大的农村，则更“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鲁迅更从一部分人的迷信行为中看出他们敷衍、苟且的习性来，他们在迷信上也是没有“坚信”和“特操”的，所以鲁迅说：“中国人自然也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他认为这种人连迷信都“迷得没出息”，何况做事呢！对帝国主义的揭露，鲁迅充分认识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尽管各帝国主义之间有着矛盾，但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他们却“正是一伙”。所以“国际联盟”对“九•一八”的调查，对“一•二八”的调解，都是“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是有赃大家分”，约定分路“深入”，瓜分中国。鲁迅揭露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鲁迅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不仅直接侵略瓜分中国，还积极支持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它们帮助捕捉“犯人”交给中国统治者去屠杀，它们卖“飞机炸弹”供“剿匪”用，它们培植各式奴才走狗以“对付”各阶层中国人民。所以，“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对于帝国主义的虚伪“文明”面孔，鲁迅也予以彻底揭穿，它们在国内设有“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在国外“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这就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大讲“王道”，一面在中国“随意放火”，扔下“爆裂弹”、“烧夷弹”，屠杀中国人民。在同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鲁迅的杂文是最为有力的武器。他无情揭露和驳斥了各种反动文化派别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诬蔑和攻击。他揭露“新月派”是替国民党政权“维持治安”的“刽子手”和“皂隶”，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痛斥“民族主义文学”是“宠犬文学”、“流尸文学”。他批判“第三种人”的谬论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他指出“论语派”所鼓吹的是“麻醉性的作品”，是统治阶级的“小摆设”，只能起到消磨“粗犷的人心”的腐蚀作用。他还直接揭露、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残革命进步文化、屠杀革命进步作家的滔天罪行，怒斥他们是“黑暗的动物”，用的是“最末的手段”，显示了“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在鲁迅的杂文中，记录着反文化“围剿”的全过程。鲁迅对社会上的恶德恶行和庸俗冷漠的世态也进行了批判。鲁迅在许多杂文中无情地揭露了当时上海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败坏、世风淫糜、生活腐化、人情冷漠等社会现象。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接触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野蛮、冷酷的行为。即使在马路上行走，也会遇到许多祸害，除了“洋大人”的“踏过来”、“踢下去”之外，还有“上等”华人的“手掌向外”的“一路推过去”，“推得女人孩子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身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身上踏过”。在事业上，人们则各自拼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不管前面有多少爬着的人，他“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这就是旧社会的求生图。在这样凶残无耻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处世哲学是“莫问是非曲直”，一个人即使受了真正的冤屈，别人“明明知道他是好人”，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出来“讲公道话”，“去给他解释分辩”。有多少人受冤屈死了，“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至多也只能增加无聊人的谈资，“使扯淡的嘴巴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这就是旧中国的人情世态。总之，鲁迅杂文所具有的透辟的思想洞察力、锐利的文化批判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承担着文化批判、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神圣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完美独特的艺术形式，登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直到现在都是我们极为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杂文（也被鲁迅称之为“杂感”或“短评”），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而现代杂文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则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可以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承担了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艺术形式，走进了中国文学的殿堂。 鲁迅一生大约创作了约七百篇杂文。杂文是他的文学作品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通过他的杂文可以了解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由钱海水主编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鲁迅杂文选（读练考精编版）》选取了鲁迅写于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代表性杂文。其中有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批判，也有对社会现象的针砭时弊，还包括他的政治观、哲学观等。《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鲁迅杂文选（读练考精编版）》将这些作品分为精读和泛读，另外设有名师点评，大大提高了学生对鲁迅杂文的实际接受能力和认知能力。 鲁迅杂文具有透辟的事项洞察力、锐利的文化批判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不拘一格的形式以及寓热情于冷峻之中的文笔，抨击了时政、鞭挞了习俗、揭示了生活的哲理。将诗和政论结合在一起的风格，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鲁迅风”。鲁迅杂文开创了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使用的笔名。鲁迅1898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初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1902年赴日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大量阅读西方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并开始写科学论文。1904年他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不久弃医从文。1906年回到东京，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与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写了《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爆发时，积极组织宣传活动。1912年到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20-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主任和教务长，10月，赴上海，开始了更加光辉的战斗历程，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随感录三十八随感录四十八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所谓“国学”对于批评家的希望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战士和苍蝇夏三虫导师碎话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古书与白话谈皇帝空谈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寡妇主义写在《坟》后面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小杂感文学和出汗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醉眼”中的朦胧革命咖啡店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流氓的变迁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好政府主义”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宣传与做戏“智识劳动者”万岁伪自由书观斗逃的辩护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最艺术的国家天上地下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谈金圣叹上海的少女小品文的危机谣言世家准风月谈夜颂二丑艺术偶成中国的奇想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黄祸外国也有难得糊涂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朋友小品文的生机正是时候考场三丑骂杀与捧杀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面子”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文人相轻”论“人言可畏”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白莽作《孩儿塔》序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版权页：“醉眼”中的朦胧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汗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除掉”的意思，Aufll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了。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因此必然的应该坐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等待“武器的铁和火”出现。这出现之际，同时拿出“武器的艺术”来。倘那时铁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个“闲暇”，能静听他们自叙的功勋，那也就成为一样的战士了。最后的胜利。然而文艺是还是批判不清的，因为社会有许多层，有先进国的史实在；要取目前的例，则《文化批判》已经拖住uptonsinclair，《创造月刊》也背了Viguy在“开步走”了。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儿来了，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便是这。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手里的“武器的艺术”了罢。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鲁迅杂文选•读练考(精编版)》：编辑推荐：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入鲁迅杂文74篇。所选文章皆为鲁迅杂文创作的精品。鲁迅先生一生大约创作了约700篇杂文，五四时期，鲁迅的杂文大多围绕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展开。他对科学民主的弘扬，对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批判，集中体现了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迅的杂文具有更为广泛的时代和现实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