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邓广铭
2012-4
新世界出版社
张世林主编
201
160000
无
我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丛书呢?又为什么会以《想念季羡林》一书为发端呢?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季先生是2009年7月去世的。在此前,我和许多熟悉先生的人都坚信他老人家说过的那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也就是说,先生一定会寿登期颐,超越荼寿的。因为我同他老人家接触比较多,早先是请他为我编的杂志写文章,后来是他将自己写的文章交我结集出书。可能是我工作比较认真的缘故吧,先生晚年多将书稿交我编辑出版。为此我们两人还有过一个口头协议。先生是言而有信,这从他把《病榻杂记》稿子交我就可以证明了。于是,我这些年来,脑子里总想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为先生出好下一本书。可是,世事难料!他老人家竟驾鹤西行了。更难料的是,在他的身后竟发生了一些事件,加上一些人的主观描述,使得不明真相的读者心存疑窦,给先生身上泼了污水。对此,我想应该为先生做点什么。一想到今年是先生的百年诞辰,且离开我们也快两年了,我们都很想念他。更主要的是,我们和先生亲身接触过,感受到他的道德和人格的魅力,也直接接受过他的教诲和帮助。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公布于众,也可寄托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深的怀念。为此,我决定在他百岁诞辰之时,编辑、出版《想念季羡林》一书。同时,我又想到了学术界其他一些已故的老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同他们曾有过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道德和文章曾深深地感染过我和许多人。我也曾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和教诲,我也很想念他们。如:钟敬文、顾廷龙、缪钺、陆宗达、邓广铭、吴宗济、张岱年、杨明照、钱仲联、杨向奎、钱锺书、周振甫、何兹全、胡厚宣、张政煨、史念海、启功、周一良、罗继祖、马学良、程千帆、王世襄、周祖谟、王钟翰、杨志玖、任继愈、赵俪生等;还有接触不多或未及接触的魏建功、王力、游国恩、王瑶、王季思、唐兰、金景芳、容肇祖、夏鼐、林庚、蔡尚思、朱东润、胡道静、郭绍虞、苏渊雷、王仲荦、杨伯峻、陆侃如、冯沅君、高亨、于道泉、金克木、王利器等等。他们可以说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大师,对承传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应该被我们所敬仰和记忆的。虽然这批大师俱已作古,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了解和知道他们的人已是越来越少。难道若干年后,留在年轻人的记忆中的只有歌星、影星和“学术明星”们吗?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吗?于是,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那就是我应该把自己对这些大师们的想念变成一套丛书介绍给广大的读者。这样我便由《想念季羡林》生发出了主编一套“想念大师丛书”的想法。好在这些大师们的亲友和弟子、学生还在,可以请他们把自己同大师们接触的感悟写出来。既然是写给广大读者和青年人看的,内容就一定要出新,不能炒冷饭;也不能只介绍学术而忽略人物的经历和性格。一句话就是文章要有新内容和可读性。要把这些大师们不为人知的而又感人的事例介绍出来,传播开去。主旨定下了,但怎么动手呢?也就是说,除了季先生,接下来编谁呢?干脆就从纪念百年诞辰入手。于是,我马上开始组织《想念季羡林》、《想念周振甫》、《想念胡厚宣》等书。同时考虑策划明年将要出版的《想念张政娘》、《想念启功》、《想念史念海》等书。可有些大师早已过了百岁了,怎么办?那就逢五、逢十再编吧。可真要策划、组织、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谈何容易。但事情是我自己找的,也只能自己干。经过相当一阵的忙乱,总算有了初步的成果——“想念大师丛书”系列之一《想念季羡林》就要同广大读者见面了。之二《想念周振甫》和之三《想念胡厚宣》也将于年内出版。此时的我真是“痛并快乐着”!我相信编辑的付出可以为读者带去收获。更何况,这一大套书要是真的能编好、出好,那最终获益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还应该说是广大的读者,因为他们读了这套书,不止是对这些大师的道德文章有所了解,还会从大师们的身上学会做人和做事,从而为承传中华文明和建设中国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亦能为社会导向和出版导向稍加纠正。果能如此,则幸莫大焉i快莫大焉!这也是一个编辑的心声和追求! 张世林 写于2011年7月10日
张世林编著的《想念邓广铭》今年是邓广铭先生一百零五岁诞辰。为了纪念,特约请先生的亲友、同事、学生和弟子撰文予以回忆和介绍。这些文章不仅如实地记述了先生的求学经历和奋斗历程,特别是通过大量的事例回顾了先生在宋史和辽金史研究领域投入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取得的巨大的成就,被誉为一中国宋史研究第一人。
《想念邓广铭》作者还结合自身经历,通过具体、生动的故事介绍了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事,突出反映了先生的道德文章和性格特点。文中还配有珍贵的照片和手迹,为广大读者全面了解、认识一代学术大师提供了一部真实、可言的读本。
前言
邓广铭传略
永念不忘的亲情——怀念爸爸邓广铭
爸爸没走
想念父亲
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
怀念邓广铭先生
深谙政治且不曲学阿世的历史学家
回忆邓广铭先生
邓广铭先生——师道之楷模
怀念恩师邓广铭先生
再聆教诲——怀念先师邓广铭先生
邓广铭先生往事杂忆
追念邓广铭教授
时代召唤更多这样的宗师——怀念邓广铭先生
邓广铭四两拨千斤
邓广铭师杂忆
回忆邓师二三事
令人怀念的“三严”史家——我所认知的邓广铭先生
北大名师奖掖后进之典范——为纪念邓广铭教授诞辰一百零五周年而作
恭三师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创立
走进大师邓广铭——记在邓先生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邓先生奖掖后进二三事
奠基者的身影——怀念恭三先生
率真执著的学术老人——忆先师邓恭三先生
不朽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纪念先师邓广铭教授诞辰105周年
朗润园的时光——忆恩师邓广铭
邓恭三与陈寅恪
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一个纯正的大学者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先后出任中国史学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稼轩词编年笺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邓广铭全集》等。 邓广铭先生在宋代史学上的卓越建树始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发表于1937年的《(辛稼轩年谱>及总辨正》一文,是他的学术成名之作。1938—1939年,他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稼轩诗文抄存》三部书稿,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至20世纪40年代,邓广铭先生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师们的肯定。1943年陈寅恪先生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1947年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将邓广铭先生列为这个领域最有贡献的一位学者,称“宋史的研究,邓广铭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至40年代末,宋代史学在中国新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在邓广铭先生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在1997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先生在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栏填写的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历史人物谱传”。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的一个自我总结。他在追溯自己的谱传史学情结时,说他自青年时代读了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后,就“动了要写一组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的念头”;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后, “我就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文学体裁写历史。”后来将他最终引上谱传史学路子的,则是他的恩师胡适。 周一良教授在《纪念邓广铭先生》一文中写到:“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我曾请周先生就这段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解释说,满清一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出色的历史著作。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先生从教60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在他上世纪80年代担任宋史学会会长以后,为推动宋代史学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公认,近30年来,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个断代史中是尤为突出的。 邓广铭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女儿邓小南教授在和我谈到她父亲时曾说:“我觉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样的学界领袖的。” “文革”以后,邓广铭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文革”之后的首届系主任,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他四处网罗人才,让长期被当作翻译使用的张广达回来做专业研究,从山西调来王永兴,从社科院调来吴荣曾,从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又与王仲荦教授商定,要将他也调来北大,几经周折,山东大学执意不肯放人,只是说:“放王仲荦也可以,拿你们邓广铭来换!”当时还曾商调漆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罢。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先生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 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先生晚年的又一贡献。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是想仿照傅斯年办史语所的做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来读书和研究,互相探讨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心的建立确实为北大历史系储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生力军。邓广铭先生晚年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邓广铭先生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传给了后来人。 若是单从成就和贡献着眼,恐怕是很难真正理解一位学者的。学者的个性隐藏在他的学术品格之中。 这要从邓广铭先生的学术态度说起。从建国前过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一般来说都经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史料功底相当深厚。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在邓广铭先生来说,是从心底里服膺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对学术的介入,实证史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史料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广铭先生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两年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遭到清算,有人质问说:“为什么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并说:“四把钥匙的实质就是取代、排斥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他为此受到很大压力,一度被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乔木为“四把钥匙”说平了反。 章学诚《文史通义》最为推崇的是这样两种学术造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邓广铭先生在为北京大学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一书所作的自序中,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一位历史学家“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我们不妨说,这是邓广铭先生对他半个多世纪的史学研究生涯的一个自我总结。 一个学者有点学问并不难,学问渊博也不甚难,难得的是有见识。“独断之学”要求学者不但要有见识,而且要见识卓越,见识特出。邓广铭先生素以史识见长,体现在他的论著中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原因就在于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说。譬如关于岳飞《满江红》一词的真伪问题、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辨奸论》的作者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实话实说,他的观点并不见得都是对的,有的时候或许不无偏颇,然而他所研究的问题大抵都能自成一说,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P21-P25
张世林编著的《想念邓广铭》邓先生很重情义,他一生都十分成念胡适对他的教导。女儿可蕴回忆道:1957年支部找我谈话,让我去做爸爸的工作,要他写文批判胡适。当时爸爸苦笑着对我说:他们(指报刊上刊出批胡适文章)批判胡先生的那些观点,我恰恰认为都是对的,我写什么?我不能批判胡说啊。将那灭顶的压力全担当下来了,直到90年代,他几次对我说:批判胡先生,我没写一个字,这辈子都觉得心地坦荡。本文就是很多人评论邓广铭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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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先生是一位史学界的大师,他不仅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培养学术人才上也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那种不做风派,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当年上面有人要他批胡适,他认为胡没有错,自己认同他的观点,一个字的批判文章也没写,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
这套书不错,可以进一步了解一流学者的生命与心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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