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本）
2010-8
九州出版社
韩毓海
392
无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增订本）》是一本从金融与大历史视角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增订本）》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增订本）》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增订本）》作者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获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著有《摩登者说》《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者。
增订版自序 绪 言 上篇：“漫长的16世纪” 导 语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 世界史的大转折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小结：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下篇：“漫长的19世纪” 导 语 第一节 重新思考19世纪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第三节 国债与资本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观点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说：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全在于国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资本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固然不行，没有资本也不行，而没有国家把二者结合起来，引导资本不断投资于劳动，那就更是不行。故黄先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国家无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恶政，例如把粮税交由地方豪强，将盐税交由商人，劳役税收折银之后，税率又交由地方官员，从来不能固定，表面上国家省事，但实际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内卷化”——这些无不证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乱。但是，问题在于：国家究竟怎样才能有为呢？具体说，国家怎样才能够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同时又不断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更使得二者结合起来呢？对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而黄仁宇当然没有直接赞美“共同纲领”，而只是归结为对明代历史的种种叙述，但是对此纲领，他显然是十分赞成的。不过，要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财政国家存在才行，即这样的国家一方面要向资本家不断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劳动者不断提供福利，方才能两头调动积极性、两面讨好。但是，即使美国罗斯福“新政”长期实行造成的教训，也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两不讨好。因为说到底，将资本和劳动结合，这无异于将狼与羊圈养在一起，本来就是很难实行的。 黄教授另外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明代的税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税收得太少，国税太低，国家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结果国家没有钱；因为国家没有钱，又不愿意通过加强或者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而是通过滥发货币，以通货膨胀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结果长此以往，造成了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尽管黄仁宇的论述可以遭到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所倡导的“五百年大历史”的视野去反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黄仁宇教授有一点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这就是他指出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纸钞，——既不能少发，但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钞法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明清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异”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使得白银问题反过来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这甚至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 ——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内战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士大夫阶级徒慕虚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始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因为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贩夫走卒”而已。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易把国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从而它才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晋商资本，首先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那么，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不投资于战争。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资于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西方最早的私人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是发战争财起家的，这就是它与山西票号的根本不同。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又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 而1840年之后，为其经营宗旨所决定，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为，其实是通过经营战争的方式来逐步扩大和掌握世界市场：即它一方面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则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的借贷“服务”，并同时要求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海关税收作为抵押。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私人银行逐步控制了各个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权利，从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 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呢？说穿了，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确实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和工业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业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而对于山西票号而言，我们则可以说：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回眸历史，横看东西，本书揭示了500年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 ——《人民日报》，2010年4月27日 韩毓海的研究证明：将货币政策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对时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华尔街日报》，2010年5月22日 毓海的这部书为中国明代以降五百年梳理出一条线索，既解释了明清时期国内经济的困境，也解释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他虽不是科班出身的经济史学家，但即使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毓海的这部书也是高水准的。它的最精彩的部分，在于细致地描述了银元短缺及其对国家财政的束缚。毓海的结论为李约瑟之谜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即银元短缺造成长期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停滞。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 此书立意高远，气势恢宏，并且新论迭起，融会贯通。我亦边注了不少批评或存疑，包括作者的基本思路。希望不久能拜读下一卷，下两卷。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林春 此书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要害”，作者的思路值得我们多认识。尤其是，作者拿《中国之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或者《论联合政府》）作对比观之，便是一种令人折服的慧见。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院 钱永祥 2010年岁首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09年12月版。我对此书的任何赞誉都有画蛇添足之嫌，张旭东师兄已经说了，这是“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则觉得此书比《甲申三百年祭》要宏阔壮丽得多，因为郭老的那篇宏文我中学时候就读懂了，而毓海兄的这本纵论世界500年来风云变幻的巨著我现在还有一些地方读不大懂。读不懂的原因之一是老韩写得剑气纵横，一个人就干了桃谷六仙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好比大家都在矿井下摸索，忽然老韩嚷道：“快到俺这里来，俺摸到壁上的武功图谱啦！”其他人必须想一想，才能判定他的确实位置也。 ——北大醉侠 孔庆东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增订本）》北大学者韩毓海 以史为鉴，重溯中国发展道路。 2010年最高端历史畅销书，第一版问世后，半年之内重印7次，迅速荣登《新京报》学术图书榜第一，新浪读书等网络媒体纷纷推荐。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增订本）》新增100多页内容，材料更丰富，论述更详尽，分析更透彻，观点更鲜明。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增订本）》在第一版基础上，采用纯质纸印刷，全新排版设计带来更舒适的阅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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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新的《甲申三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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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本）
很好很好，需要耐下心来慢慢读
从陕西省长调任山西省委书记上任伊始，袁纯清同志就在山西思想工作座谈会上，向全省领导干部推荐了一本学术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本书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韩毓海教授所著，是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中国不论是经济、科技、军力还是国力，长期以来都一直领先于世界，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GDP总量的32.4%，为什么在19世纪会逐渐走向衰落？而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一课题，在世界学术界被称为“李约瑟之谜”。对此问题，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回答：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和改善民生脱节。书中指出：中国在晚清时期的战败，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西方船坚炮利，科技发达，清朝闭关自守，与世界文明相脱节，而是由于历史的“耦合现象”，一些原本看起来是独立发展、彼此无关的事件和现象，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开始了剧烈的相互影响，并最终迎头相撞，而在一个时间段和一个空间点上碰在了一起造成的。
中国逐步衰落的原因为：
一、理论与现实相脱节
古代中国，人才的选拔方式有先秦时期的选士、养士制，两汉时期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及以后定型的科举制，而考察的内容仅限于德行操守和作文论对能力。一个国家的治理，靠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如钱粮管理、水利设施建设、基层群众组织动员体制机制、基层事务管理等，而不是生花妙笔、悬河利口、坐而论道、权谋诡计、党派相争。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都是以文章论英雄，诗词歌赋比高下，治国理政的能力无谓轻重，仅有的留名青史的改革家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基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二、政治与基层民众相脱节
中国历代变法，之所以均不能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居于治理者地位的士大夫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中国历史数千年，何以都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其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国家政治改造的核心：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唐以降，中国的政治特点是“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国家上层官僚阶级热衷于党派纷争及政治斗争，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能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历代统治者想出的办法就是放弃基层，全部委之于胥吏，让土豪劣绅、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基层靠那些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去“自治”：“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乡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从事于修筑和疏浚”。
胥吏不属于政府官员，国家不发给俸给，他们的收入来自办事获得的“好处费”。官常有升迁、有调防，吏永不升迁、无调防，这样就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改革触动的也是这些人的利益，一项改革措施缺少胥吏的组织动员执行，不借助于吏，是难以为继、无法推行的。而吏也总是有能力、有办法将改革转变为对于百姓的更严酷的榨取，使得国家政令扭曲，最终使得此类意在壮大国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发社会矛盾、促使国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
三、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相脱离
古代中国与西欧国家相比不啻于天渊，这让他们艳羡不已，都想以向天朝朝贡的方式获取封赏。琉球此前一直与明朝建立着贸易朝贡关系，日本垂涎三尺，不惜以武力攻占琉球，想通过琉球向天朝朝贡，却遭天朝拒绝。古代中国商品市场的繁荣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造成了国内货币的短缺。1570年，美洲白银的发现和大量引进，随后是日本白银的发现和引进，极大地缓和了中国历代面临的货币缺乏与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从此也更为深入地将中国经济纳入到美洲殖民者所掌握的白银资本体系中。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乃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中国历代闭关政策的核心，尤在保存货币。1570年美洲和日本白银的发现和引进，使得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建立，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白银也成为了世界货币。由于明朝以白银作为结算手段，而白银依靠外国，这样就把货币主权委之他人，在白银供给不足时，会导致银贵金贱，而西方金本位的确立，却导致了金贵银贱，西方国家就以劣质白银换取中国的纹银，并从中赚取差价，冲击了中国的货币市场。而且，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精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也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发行多少纸钞。
近代欧洲所采用的两种方式是中国从来不具备的：一是国家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投资于战争和殖民，另一种则是国家授权公司对外战争和殖民的权力。
根据查尔斯•蒂利的统计，1490年，欧洲的6200万人口被200多个正式自治的政治体所控制，而到了400年后的1890年，欧洲剩下了30个国家。国家林立，彼此征战不休，为了筹措战争经费，统治者不得不发行国债，并以税收作抵押，向大商人和大资本家借钱，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国家经济的货币化，促进了信贷业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信用体系，这种“军商合一”的体制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扩大了资本家的发言权，而政治则成为了金融资本家的附庸，被其所主导。中国也曾出现过票号，然而它的范围主要是信托支付、吸款放贷和不同成色银两之兑换，由于国家战争经费来源于贡赋和税收，因此票号不投资于战争。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听凭金融依赖外国，这是自1567年（隆庆元年）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更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借款和贷款的方式控制了中国，而由于中国的财政经济不能独立自主，中国的工农业也就不能独立自主发展，国防就根本谈不上了。只有具备强有力的中央财政指导、以金融方式向新的生产领域投资的动力、严格有效的财政管理制度和会计制度，即有组织的政治支持、推动和保障，各项事业的开展才有了可能，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除此之外，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绝不是由于中国农民不勤劳、或荒于生计打算之“愚昧”所致，而是由于土地和农村劳动力的低水平循环经营。受人多地少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反被这种历史条件，造就为世界上最精明强干的劳动者，他们甚至是拥有着令人惊叹的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和精打细算本领的会计。据此，日本学者杉原薰提出了东亚“勤劳革命”模式对抗欧美“工业革命”模式的著名论断。中国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社会，使得资本剩余、资本积累很难实现，使得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很难实现。
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国家不干预的市场经济，反而被导入了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而欧美则通过掠夺世界积累了自身发展的资本，从而逃出了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欧美通过“增熵运动”，以武力掠夺殖民地资源，把利润集中在自己手中，而把代价、无序、混乱和退化留给当地。由此种种，方才造成了差距的持续扩大，出现角色互换。
这本书听朋友说过，一直觉得名字很有型，后来才知道化用了李鸿章的诗句。只读了前面2章，里面在论述历史中“发展”这个概念，各种观点纷繁复杂，唯独不见作者自己的观点。再有后来，作者辩驳马克斯韦伯，反复提及的却是另一个知名学者的批驳，令人发笑。
这本书可以当做论文集来看，作者在分析比较，选取史料和观点的地方还是有独到之处，但是唯独不能冠以作者的名字，因为这本书似乎就是一本不漏痕迹的化用抄袭，就像书名一样，这样表面看起来高明，其实致命。
还有一点需要肯定，就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析，至少作者提供了某些有趣的主题，万里暮云平当中对明史中有些主题分析，还是别开生面的。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对500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包括本刊在内的很多报刊专访了作者韩毓海先生。然而，也有一些读者对于韩毓海先生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刊刊发这样的两篇文章，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久闻北大教授韩毓海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其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自出版以后，今年加印数次。鉴于对韩教授了解不多，我仔细阅读了作者简介。这本书勒口上的文字是：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而这本书的内容介绍是：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同样是今年，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古史论文集，书名《点滴编》。《点滴编》的说明是：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小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姐妹编。
按常理推测，术有专攻的作者，在其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为可靠。王曾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集，取名为《点滴编》，其谦逊之心让人敬佩甚至觉得有过谦之感。而搞文学研究出身的韩毓海先生，却要对近500年来的历史提出新说，并无比自信的将书取名为《五百年来谁著史》。按常理推想，此书必有创建。然而，读过之后的“惊人发现”却为我始料不及。
以论带史 观点先行
在阅读之初，我很难把《五百年来谁著史》定位为一种什么样的书。这本书第10页宣称：“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作者在第11页接着批评说：
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根据作者的表白不难看出，在开始论述之前，作者已经表明了自己“观点先行”，“以论带史”的做派。众所周知，纯粹地以论带史和观点先行被视为宣传配合而非学术研究，已成学术大忌。更多的历史学家早已抛弃了“观点先行”、“以论带史”的方法，更为注重“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抱负不可谓不宏大。按照韩毓海的说法，是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历史。遗憾的是，这本书倒是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都极其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其主要引用的著作仅限于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以及布罗代尔等人总计百本左右的著作。在国外著作方面，诺斯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剑桥欧洲经济史》等在这本书中全无踪影；在国内著作方面，中国经济史名家全汉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等与这本书密切相关的必读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象龙，社会经济史大家梁方仲等人的著述，同样没有进入作者视野。由此可见，作者自称“读书不多”，并非自谦而是事实。纵观全书，作者极少使用一手材料和历史文献。
这本书第18页，作者又和前说自相矛盾：“本书准备的材料原本是写三卷，与编辑者商量，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卷。”“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点勇气的。”
前面刚刚强调了自己著史的与众不同并批判了“今天的历史研究”，后面又改口称“不能算是史学”。如果说“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是作者“别开生面”的“韩式著史”方法，有极大的“创造性”，那么，《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学术体例上同样让人很为难：说是一本思想随笔吧，书中加了一些脚注，而且着重强调了自己解释这500年来的历史观点；说是一本学术著作吧，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和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实证分析和研究。作者大量采用了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以及布罗代尔著作中的观点，全无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属于自己的创见。
这本书的结构极其可笑：前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是作者去山西给基层干部讲“科学发展观”的讲稿，在成书时拿来即用，充满了政工干部的说教意味；这一部分叙述的是，500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P21）后一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的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给北大文科研究生所开的“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作者描述的是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大致就是从明亡到清亡的历史。（P175）作者得出的三个结论是：第一，“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其次，“漫长的19世纪”还是一个“颠倒”的世纪。第三，“漫长的19世纪”总体上看来又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世纪，但是，这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时代，却是一个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时代，因而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时代。（P175、176）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洋洋洒洒近30万字，作者只有观点和意见的提出，被其用来作为理论支持的，只是一些综合性著作中的部分观点和作者经过过滤和挑选之后的“史实”。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并没有经过作者的消化吸收后重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了“韩式著史”的臆想和推断，其立论和观点都十分可疑。可以说，韩毓海缺乏做学问最基本的研究素养和方法。如此“著史”，并且敢于以如此的书名招摇过市，作者有的不仅仅是“一点”勇气，而是“勇气”膨胀到了极点，迹近王朔所称的“无知者无畏”。
沙滩上面建高楼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自认找到中国五百年来积贫积弱的病根——国家能力差、白银货币权丧失。就后者而言，韩毓海以弗兰克《白银资本》作为证据就极其可疑。在韩毓海的论述中有一个“既定”的说法，即1567年前后，大规模引进白银来解决内部的货币短缺之前，存在着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
对此，经济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易棉阳在《从〈白银资本〉硬伤看经济史学》中指出：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是《白银资本》的第一处硬伤。
不消说，弗兰克的硬伤，被韩毓海不假思索地全部拿了过来，将“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并作为“韩式著史”重要的立论基础，无异于沙滩上面建高楼。无论是中国学者马克■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袁行霈、严文明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还是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马克思·韦伯的《世界经济史纲》，以及《剑桥中国明代史》等著作，均无“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或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的说法。更不必说，弗兰克的观点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并成为共识。弗兰克195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白银资本》产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并非其学术价值，而是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所致。非专业经济史学者的弗兰克本人承认，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这几乎也意味着，弗兰克的研究必然有很多局限、不足和偏差。对中国读者而言，大抵希望能够从韩毓海所描述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历史中重享昔日的光荣。遗憾的是，慷慨激昂的“韩式著史”并不足信，无法给予读者心灵安慰。刻意夸大和自欺欺人的说法非但无助于认清历史，反而容易误导现实。
在第二部分“漫长的19世纪”的论述中，他大量使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彭慕兰的观点，并往前走得更远。韩毓海如是写道：
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P288）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关于煤的使用的观点，已经被学者黄宗智有力地质疑和批驳。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关于煤炭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但是，彭扭曲了瑞格里的观点：
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
在这本书中，韩毓海还写道：
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而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更是处在一个严重的“贫煤带”上。——我们所能知道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使得中国、法国、荷兰、美国在19世纪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采煤业，恰恰就是经济的考量：成本和代价－代价和收益。（P289、290）
而黄宗智之前对彭慕兰的批评是：
彭慕兰关于长江三角洲煤炭供给的论断也不足置信。蒂姆·赖特（Tim Wright）关于中国煤炭工业的详尽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工业需求到来之时，中国的煤炭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其年产量从1896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36年的400万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专家都会知道位于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县煤矿，这里的煤经由湘江和长江供给张之洞在武汉设立的汉阳铁厂。显然，那些煤矿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换句话说，中国（或长江三角洲）工业化的滞后不能以彭慕兰所强调的煤炭资源匮乏来解释；相反，是工业需求的缺乏才能解释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彭慕兰的论述把本末倒置了。
彭慕兰与黄宗智等学者的争论，当年在学术界曾产生很大影响，两人还曾经当面交流，结果是都未能说服对方。但是，黄宗智等学者对于彭慕兰论据和结论的质疑被学界公认是有力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韩毓海对于黄宗智的论据视而不见，将彭慕兰的史实硬伤拿来即用。这到底是学术上的懒惰，还是存心的忽视？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
在这本书中，韩毓海大量使用了“国家能力”这一概念，但是并未交代这一概念的来源和原始出处，也未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所指进行清晰的描述，让我一度以为这一概念是韩教授自己的发明。让我们看看英国学者迈克尔·曼的描述。
迈克尔·曼对于国家权力进行了两个层面的区分。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即国家采取的系列行动不需要与公众社会进行常规化、制度化的沟通。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公众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以提供“后勤补给的方式”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克尔·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即属于此类。
在这本书第2页，韩毓海写道：“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第22页中称：这一部分对最近5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研究，能够使读者们看到：500年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大致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另一方面却是“制度的无为”——即“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既指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基层无组织能力，又特别是指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税收体制的混乱，从而最终不得不将货币委之于国外的货币市场，结果逐步丧失了财政金融上的自主性。
按照韩毓海的描述，“‘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既指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基层无组织能力，又特别是指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税收体制的混乱”，其范畴并非迈克尔·曼所述的“国家能力”，其权力运行模式从上至下，无疑应当属于“国家权力”的范围。显然，韩毓海在这本书中陷入了概念的误区而不自觉。
在迈克尔·曼看来，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并不同一，国家权力过大极可能造成国家能力下降。近代以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专制的法国并不比民主的英国强大，因为专制权力的后勤基础不如“基础性权力”的后勤基础强大，英国政府能够汲取比法国更多的财政收入，能够更有效地动员社会各阶层，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内部的统一秩序，维护国家的对外利益。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的时代，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控制极其严格。白钢先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的研究显示，为控制人口，保证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很重视加强户口户籍管理，1370年实行半印勘合户帖制度，户帖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人口、男子已、未成丁数、妇女大人与小孩数；产业田亩数、瓦、草房间数，牛畜数等等。由地方官和户部尚书押名，以字号编为勘合，用骑缝印，把半印勘合交由户主收执，而户籍名册则上交户部备查。以后凡人口有增减变动，均得申报。如不申报或隐瞒年龄的，家长要受杖100以下的处分（P639）。1381年，在户帖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更为严密的黄册制度和里甲制度。里甲中各户要了解彼此的丁口、职业，互为担保。逃亡、流徙均属非法，出入邻里要相互告知，离境他往要领取“文凭”、“路引”方能通行，否则要受到杖责并押回原籍。一人犯法，全家受牵连；邻里知情不报便要连坐（P640）。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称，明朝政府不能动员国内财政资源，或许与迈克尔·曼对专制的法国的研究相类似。而黄仁宇也同时指出，在增税实行时，有的边际土地拥有者确实无力缴纳，地方官员就必须抓捕和责打他们。在个别情况下，欠税人可能被责打致死。甚至最残暴的措施也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韩毓海关注的问题，即明代统治者没有能力动员国内财政资源的问题，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利瓦伊在《统治与岁入》中对于“掠夺性统治理论”的研究或许是较好的答案。利瓦伊认为，统治者使岁入增长最大化的目标受到如下因素的约束：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统治者总是掠夺性的，但不可能总是随心所欲。而专制君主虽然垄断了强制力，但未必拥有完善的监控能力。然而，他们能获得岁入的数量，取决于他们杜绝代理人中饱私囊的能力；他们甚或不得不提供一些抽血代理人的激励机制，从而让代理人尽可能的征收岁入。
中国的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权力组织形式本身的痼疾。拥有绝对皇权的统治者对于权力的代理人和执行者的官，以及韩毓海反复强调的“吏”，显然不可能“完善监控”。对此，阿克顿早有“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而明代以降“国家能力的下降”，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导致。当统治者从人民这里予取予夺，剥夺了几乎所有权利，而且不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人民不可能自愿服从或如玛格丽特所说的“准自愿服从”。当人民只是在权力的压迫下被动的充当输血者，或者在过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盘剥下生存，自然就不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动员——或许，这才是韩毓海所称“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四月份第一遍读完 韩毓海先生的这本书，实在是“呆痴”了好些天。因为他打破了我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完全用另一种方式解读了50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其行文之奇伟，华山不足比其肩；其浩然之正气，堪比文公之《零丁》。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这本书，但我对“近代中国为什么衰败？”这个严肃的命题更关注，所以从这方面略作分析。近代中国衰败的主要原因如下：
1：货币主权的丧失
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货币。1567年，即隆庆元年，国家承认白银作为合法货币。这个政策的颁布和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推行有直接关系。并且当时民间商人，走私商人也推动了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但中国的白银产量完全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的白银矿藏本来就不丰富，而且地方集团的腐败，导致国家开采银矿的成本太高。也就在1567年，明朝政府正式解除海禁。中国白银严重供应不足的事实直接刺激了美洲白银的开采。这之后美洲白银的3/4，日本白银的大部分出口到中国。这确实缓解了中国白银短缺的事实。但是，中国的货币的主导权也就随之丧失了。中国货币主权的丧失，完全说明了明朝不是“闭关锁国”，恰恰相反，是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太高了。连货币这样关乎国家命脉的大事都要通过“市场”来解决。而清朝的货币政策完全继承了明朝。1840年前后，当世界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转换的关键时刻，清朝货币体系顷刻崩溃，而财政体系也随之瓦解。因为“金贵银贱”，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天然地处于下风。这样的局面至今也没有改变。甚至蒋介石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货币主权的丧失而导致经济崩溃，再由经济崩溃导致社会危机，这样的恶性循环终于湮灭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
2：国家能力的下降
为什么明朝政府开采白银的成本会很高？ “官开必立官设衙役，取掘夫役，种种费用，十倍矿利”。“这就是说矿利入官，本来可以减少人民的赋役，而一旦设立衙门开矿，由于供养衙门和采矿劳役的原因，人民的负担反而十倍矿利。”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更加依赖美洲白银的原因。而这个问题也就涉及到“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个特殊情况。古代社会的官僚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但是这套选拔制度在宋明以后走向反动。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四书五经，没有经济司法财税等内容，这就导致经济司法财税的功能由“吏”来行使。而吏不是政府官员，不是在编人员，不能升迁调动，这就形成了地方势力集团。而经济司法财税的权利自然落到了这个集团手上。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都要打击这个集团的势力，但其悲剧性在于改革政策的推行必须借助这个集团，这就形成了“体制性的自相矛盾”。最终这些伟大的改革无不以失败告终。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势力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这个时候国家面临千百万无组织的农民，其行政效率根本无法保证。
3：清朝军队腐败无能
由于清朝推行“轻徭薄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仁政。并且为了减少治理成本，政治上依赖社会地方自治，经济上依赖社会互助。这就导致，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税收逐渐下降，而又导致军队缺响，再加上军队腐败，到处掠夺老百姓的财产，与土匪无异，甚至老百姓自愿给英军引路，像清军这样的“土匪”军队如何能够打仗！而英国当时采用的“海洋战争”的策略也使清朝束手无措。当兵临南京城下，控制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江浙一代时，清朝政府考虑到一次性向英国赔款比调集大兵与英国继续打下去更加有利，所以决定签订《南京条约》。大清帝国根本没有看到这根本不是赔款这么简单的事，而是现代民族“军政合一”“军商合一”的政治组织国家的崛起。大清帝国对于这一切根本没有认识，仍然沉浸在大中华帝国的圈子里。
当中国遭到外来侵略的时候，基层毫无抵抗力量，竟然使几千英国鬼子如入无人之境，把一个人口占世界1/4，GDP占世界20%的大清王朝打得落花流水，其大国雄风，荡然无存，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由此开始。
国家能力的强大不在于出超和入超，而在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是否都能按照统一的指令发挥出最大效力（主要指战争方面）
煤新能源是否能在生产中使用起来，是看人是否掌握了科学规律，的确与煤本身无关。英国的强大当然可能有其他因素，比如法国弱智，没有选对发展方向。但现在社会，在有科学技术支撑的条件下，煤就是一种新财富，如果利用得好可以使一地区财富增加。
一个社会是否专制与是否能把国家力量发挥到极致，从历史上看毫无关。系。
顶一个，张弘兄为了这篇书评，下了很大工夫，揭穿一些漏洞，赞！
对此，经济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易棉阳在《从〈白银资本〉硬伤看经济史学》中指出：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是《白银资本》的第一处硬伤。
_____________________仔细读了书评和书，觉得书评的批评不令人信服，问题太多，比如秦汉时候哪里有什么世界经济体系，还有用今天外贸盈余和17世纪前后的外贸盈余相比，严重失当，自然形成的货币白银和随时可以大量印制的纸币美元怎么比？其他漏洞也很多，这个批评的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