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民主·思想
2011-1
海豚出版社
余英时
93
无
能够成为二00六年“克鲁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透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知识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一九四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入籍的国家--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转轴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给有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 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中国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点与转轴时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个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现实世界只是这个永恒世界的拷贝，但早期中国哲学绝未提到这种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为二，但中国宗教传统也没有这种清楚的划分。早期佛教文化极端否定现实世界，将其视为虛无，中国的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道”的观念也是由转轴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 ……
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断代方式被马克思一斯大林主义者鼓吹的五阶段演化史取代，后者在今日的中国仍被奉为正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代序：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人文与民主——在“余纪忠讲座”上的演讲中国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四次突破
“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 一、“国学”观念的复苏 自上世纪九0年代所谓“国学热”以来，“国学”这个观念，在消歇了四十多年之后，几乎一夜之间又在中国大陆上复苏了。与其他的“热”--如“文化热”、“'后学'热”相较，“国学热”具有两项明显的特色：第一、它的持续性，十几年来这股“热”不但未消退，而且还在继续增高；第二、它的扩张性，即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国学热”的社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突出现象，电视上有各种“论坛”，著名大学附设“国学”训练班，培养“企业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资源”，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活动。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网路则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如果说“国学”今天是大陆上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大概不算是夸张。 “国学熱”的社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但不在我要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今天讲演的主旨是检讨“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关系。 “国学热”不但最初是从学术和文化界开始的，而且也在学术和文化界发生了实际的影响。最明显的，清末以来的所谓“国学大师”重新为新一代人文研究者所发现，他们的著作在淹没了三四十年之后也重新受到普遍的重视。 近几年来“国学大师”的传记和全集、选集等一直是大陆出版界一个十分兴旺的部门。在中国人文研究（如文、史、哲）的领域中，偃后重生的“国学”也不断扩张它的影响力；许多著名的大学都开设了“国学研究”的专业中心，甚至还成立厂“国学研究院”；以“国学”命名或以“困学研究”为主旨的学报也相继问世。所以我们今天已不能忽视“国学”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功能和意义。 二、“国学”与“西学” 一一两套学术系统的会通 “困学”一词和“国粹”一样，最初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早在德川晚期，即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已出现了一批“国学者”（koku肛kuSha）。他们可以说是对日本儒学的反动，强调日本本土学术的主体性。所以“国学”概念的起源还早于“国粹”。这两个日本名词在清末都传到了中国，变成了“中国的国学”或“中国的国粹”。章炳轔、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都曾正式用过“闷学”或“国粹”两字。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名词一一“国故”，与“国学”大致相近；章炳麟《同故论衡》在民国初年几乎人手一编，所以“国故”一词也风行中国。“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的运动便承之而起。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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