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与酿生
2011-12
光明日报出版社
邓联合
232
序一 李中华 任何思想文化体系或学术思潮皆有其由以产生的背景和渊源，如若离开其背景和渊源，我们就很难对这种思想文化体系或学术思潮做全面深入地研究。这就像地理学家或水利学家对一条大河的考察，要准确了解其流量大小、水质清浊、盈枯变化、水流湍缓、支脉分布，乃至与之相关的季节、气候等情况，一定要沿流溯源，彻底弄清这条大河的来龙去脉，此之谓“若知其流，必溯其源”。 庄子其人其书，乃中国文化之大流也。其说汪洋恣肆、茫无涯涘，似大河考察之不可比，故其源头实难得窥。南宋学者林经德在其《庄子口义后序》中说：“《南华》一书，古今之奇笔也。然尊之者或流于清虚，讥之者或疑其怪诞。虽文字之妙不容泯没，而笺传不明，为书之累久矣。……盖此书之所以难通者，字义多异于吾书，言论或违于先圣，旨趣之不可诘，如凭虚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会归之不可定，如穷三江而昧支流，溯九河而迷故道。每一开卷，未尝不跃然以喜，亦未尝不惕然以惑。”这里所谓“会归之不可定”，即指庄书渊源之难明。而由《庄子》一书思想之复杂，自可推知其源头亦必复杂，故古今研究者对庄学渊源之考察，往往陷于纷淆迷离，有如林氏所谓“穷三江而昧支流，溯九河而迷故道”。 其实，对庄学思想的研究与对庄学思想之渊源的考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分紧密。因此，要知其流，必探其源；欲探其源，亦必知其流。有鉴于此，邓联合君的《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与酿生》正是一部对庄子哲学思想的探源之作，这是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逍遥游”释论——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释论》）之后的又一部关于庄子思想的著作。 这部新著的特点或新义可归纳为四点。首先，如题所示，作者已出版的《释论》主要探讨的是“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而新作之名为“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与酿生”，从两本书名的对比中即可看出作者的用心，即如其所言：“考察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和酿生，不仅可以带动对构成庄子哲学思想的相关范畴和观念之前源的追探，而且还有其自身固有的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即：揭示以庄学精神为代表的独立的个体意识在早期中国思想的演进过程中究竟是怎样破茧而出的。”这一点，也正是作者对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和酿生问题尤感兴趣，从而将其作为这部新作的中心论题的根本原因。在作者看来，如果不能具体而微地揭示其中某些具有关键性的理论范畴和思想观念的历史前源，庄学精神何以生成亦将无从得到切实的说明；反之，亦不能贴切、完整地把握庄子思想的义涵和庄学精神的全貌，从而做到“穷三江而明支流”、“溯九河而知故道”。此即是从庄子“独异的个体”生命哲学之“流”而会乎庄学精神之“源”。“源”与“流”的紧密结合，是这部庄学研究新著之最大亮点。 关于庄学思想之渊源的探讨，虽古已有之，但近世以来的研究最为突出。邓联合之新作，系统地整理、归纳了近世以来关于庄学思想渊源的研究成果，尽其所能，搜刮殆尽，可谓详实地占有材料。其行文及注脚所引的文献资料，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了近世以来所有名家关于庄学思想源头考辨的材料。可以说，该书在文献资料的收集、运用、引徵、评说的范围、能力及水平方面，似皆超越了同类著作。 第二，在详实、系统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对庄学思想渊源这一主题展开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讨论，并首先揭示了庄子思想的“巫魅性及其文化归属”。其中涉及以往研究者考订庄学归属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和意见，例如对“庄学源于楚文化”说、“庄学源于齐文化”说以及“庄学源于商宋文化”说等，作者都一一重新做出厘定和考辨，认为庄子思想的来源是多元的，因此不能把庄学简单视为某种特定地域文化的产物。因为，无论楚文化、齐文化还是商宋文化，其实都是内涵和外延较为含混且动态发展的历史性概念。而如果抛开地域文化的探源理路，“庄学的巫魅性只应被归结为巫文化的遗痕”。因为“作为人类古代文化的普遍形态，巫文化并不仅仅存在于楚、齐及商宋等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是几乎无处不在，其差别只是形态、程度各异而已”。作者的这一看法，对于确定庄学源头及其思想特质，都具有独特意义。之所以如此，其理由起码可以归结出两条：一是巫文化作为人类早期历史阶段的普遍信仰，不应有特定地域的限制，而此时的楚文化、齐文化及商宋文化只是这种普遍信仰的子系统而已；二是就历史连续性而言，巫文化的产生、传播和发展自有其先后的历时性，无论庄子为楚人、齐人或宋人，均为战国时代的楚人、齐人或宋人，而战国时代的楚、齐、宋，盖早已是巫文化历史发展的晚期，所以就其历时性而言，对于人类早期流行的巫文化传统来说，再辨析庄子为哪一国人似已无太大意义。因此可说，探讨庄学思想的渊源而打破地域文化的分限，是邓联合这部新著的又一新义。 第三，在确定了庄学思想与巫文化（其中包括神话在内）的渊源关系这一前提下，作者借鉴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代表作《巫术的一般理论》的观点，并把莫斯所描述的巫文化的常见特征与《庄子》文本相比照，通过分析那些被边缘化的巫者、畸人、巧匠等特殊社会群体，揭示了庄子生命哲学的超越向度正是在巫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作者指出，一方面，庄子为个体自我构筑了一个宏富雄奇、玄远伟阔而又无比强大的心灵世界，一个不仅间离，更且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微贱的个体来说，它既可作为自我的精神逃遁之所，又是可借以抵抗现实社会的逼迫乃至超越整个尘垢世界的圣域”；“在此圣域中，个体已然克服了包括生死在内的所有现实自我必有的缺憾和限制，获致超绝时空的神性生命样式”。另一方面，庄子生命哲学中的“自我神化”的理想，本质上是孤独的个体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意义的境况下，“为摆脱自我生命的死局，转而向内主动寻求精神突围的结果，而与日常经验世界相悬隔的巫魅观念和信仰恰恰可为其内在突围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一意义上，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庄子撇开了垄断化、排他化、政治化的官方宗教传统，他所承继的是日渐式微的巫文化的原始精髓。”这就意味着，在先秦诸子中，似乎唯独庄子以其内有的“自我神化”的生命理想，对渐逝的巫文化进行了继承、改铸、加工和过滤，走出了一条迥异于儒墨诸家学者而继承并扬弃巫文化的道路。庄子哲学中卓伟超拔的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盖与此有重要关系。应当说，这也是轴心时代“哲学突破”的本有之义。 第四，除巫文化外，作者还分别对庄子与先秦道家、庄子与作为对话者的先秦儒家及名家等的关系，做了翔实的分析与考辨。其中，作者对庄子与先秦道家之老子、关尹、列子、杨朱及稷下道家的关系一一做了比较系统的疏理、考证和辨析，可以说有许多亮点和新义。例如，在庄子与老子的关系方面，作者一方面强调了庄与老的差别，认为老子追求的理想目标是得道之圣王“以道莅天下”，而庄子的言说中心恰恰是统治者逼压下的普通个体，其思想大旨是险恶时世中个体生命的存养和精神超越。因此，与老子相比，庄子的思想旨归不是为得道之圣王或为世主提供治道，而在于个体自我的心灵超脱，即所谓“乘道德而浮游”。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考辨，揭示了“巫史传统与庄老思想背景之亲缘”关系，导致二者思想由以生成的文化渊源存在着重合之处，这种重合之处即二者共同依循的巫文化传统，而非如前人所谓的“殷文化”背景。正因为二者的文化渊源具有亲缘契合性，所以庄子特别倾心于老学，且在吸收和继承的同时，亦超越了老学。其超越主要表现在庄子从“道物关系”、“得道之方”、“得道者”和“生存智慧”四个方面对老子思想的发展或转换。细读该书，可发现作者对庄老关系，以及对庄子与关尹、庄子与列子、庄子与稷下道家等关系的辨证疏理，其中亦有许多新义。 至于作者从其所揭示的庄子与作为对话者的儒家及惠施的关系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庄子》书极具对话争论的性质，庄子思想即是在百家之学相互激荡和彼此促发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产生的，所以诸子间的相互对话、交锋、批评和反思，乃是庄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交锋和互动，便不会有庄子之学和《庄子》其书。 总之，邓联合君的新著《庄子哲学精神的渊源和酿生》，可以为读者全面理解庄子思想提供新的视角、开拓新的领域。该书不仅对庄学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先秦道家及诸子思想起源的研究，对具有原生态和胚胎性质的中国早期巫文化及神话的研究等，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任何新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尤其是对于《庄子》这样的奇书，两千多年来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到头来仍是仁者见仁而智者见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确解，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确解，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庄子》一书的最大魅力所在。 邓联合君书稿成，嘱我写序。几读书稿，考虑再三，是为序。
庄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学界关于其“前史”即庄子哲学之源起问题的研究，迄今还停留在零散片面、粗泛笼统或各说各话的状态，而这也正是未来若干年庄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本书以独异的个体生命精神这一庄学之魂为切入点，全面考察了古代神话和巫文化、老子等道家先驱、儒墨以及名辨等前在思想文化资源与庄子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清晰描绘了其逻辑生成机理。
邓联合，男，1969年生，江苏铜山人，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及庄学史，已出版专著《“逍遥游”释论——庄子的哲学精神及其多元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四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多项。
序 一
序 二
绪 论
（一）庄学探源之困
（二）理路转换：从庄学到庄学精神
（三）庄学精神的意涵
第一章 从“人神合一”到“自我神化”
——庄子与巫文化
（一）庄子思想的巫魅性及其文化归属
1.庄子与楚文化、齐文化
2.庄子与商宋文化
3.从巫文化的角度看
（二）超绝日常的个体样态——庄子与神话
1.时空之外的神性生命
2.特异功能者
（三）边缘社会的“天人”——庄子与民间巫者
1.巫者的边缘化
2.畸人
3.巧匠
本章结语
第二章 形之生灭，神之逍遥
——庄子与道家
（一）道家学脉中的庄子
（二）从“以道莅天下”到“乘道德而浮游”——庄子与老子
1.“老庄”、“庄老”及“老自老，庄自庄”
2.巫史传统与庄老思想背景之亲缘
3.道物关系
4.得道之方
5.得道者
6.“史官理性”与“生存智慧”
（三）清静自守，随物应世——庄子与关尹
（四）虚而遨游，无待无穷——庄子与列子
（五）从贵己重生到无己外生——庄子与杨朱
（六）道术分途——庄子与稷下道家
本章结语
第三章 庄子与作为对话者的儒家、惠施（一）庄子与儒家
1.庄出于儒？
2.修身与存身
3.方内与方外
（二）庄子与惠施
本章结语
第四章 个体的出走与庄子哲学精神的生成
（一）现实世界的“尘垢化”
（二）圣王历史叙事的消解
（三）“天道”之远逝
本章结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章从“人神合一”到“自我神化” ——庄子与巫文化 20世纪20年代，许地山先生曾认为，“绝地天通”传说中颛顼任命的“南正所司底事体是属于天志底，是巫祝或道家思想所从出。……哲学思想底起源可以说都是巫祝们玄想或妄解底结果。因为他们底责任就是要将玄渺无端底天则来解释或规定这陵乱发展底人事。这原始底哲学在各种文化底初期，都可以找出来。”此论虽未必尽妥，但以道家出于巫祝，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却颇为新颖，而我们今天更可由以探析庄子哲学思想的渊源。这是因为，且不论早已被郭象删除的那些“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的鄙背诡诞之文，即就今本《庄子》而论，其中或隐或显仍深刻烙有众多的巫文化印痕。上承许说，1940年代闻一多先生在其文《道教的精神》中进一步指出，“《庄子》书里实在充满了神秘思想”，其前源很可能是某种神秘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一种巫教”，庄子哲学既是从中分泌出的“质素”和“精华”，同时也是古老“巫教”的鲜活“反影”。严格地说，“巫教”之称仍可商榷，但此一洞见却为庄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庄子思想渊源的追探，开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和诱惑力的致思路向。惜乎长期以来大陆学界的研讨重点大多集中在庄子思想除魅化的人文意涵方面，而对其与神秘巫文化的血脉渊源，除了简单笼统地视之为楚、殷或东方海滨文化的影响，以及在神话学领域偶有创获外，其他方面皆言之甚少且肤泛。事实上，适切的“返魅”，亦即回溯、还原先秦时期巫文化的历史场景，进而细致深入地理清庄子思想中的巫文化遗存，不仅丝毫无损庄子作为哲学家的辉光，反倒有助于我们贴实把握其思想精蕴，拓宽庄学研究空间。 而本章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庄子哲学的个体生命精神与巫文化究竟有何关联？ （一）庄子思想的巫魅性及其文化归属 以其文风之瑰奇诙诡、其思想之玄渺谲怪为表征，庄学蕴有深邃的巫魅性质，这是学界共知的事实，但究竟何以如此，学者则持论不一。其中较为常见的做法是把庄学纳入某种地域文化系统中，并以之来解释其巫魅性质的渊源所自。概括起来，此类观点主要有三：楚文化说，齐文化说，商宋文化说。鉴于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探讨庄学精神的前源和特质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理论环节，故需对其进行逐一辩议。 1、庄子与楚文化、齐文化 《汉书？地理志》说南方楚地的社会文化风气是“信巫鬼，重淫祀”，《列子？说符》亦云“楚人鬼”，而把庄学之巫魅性视为楚地巫风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甚至进而以庄子为楚人、以庄学出自楚文化系统，则是学术界由来已久且至今仍然颇为流行的观点。 据崔大华先生查考，宋代始有庄子为楚人之说，例如朱熹在谈及庄孟何以不相及的问题时云： 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所以孟子说陈良云云。（《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庄子去孟子不远，其说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闻。今亳州明道宫乃老子所生之地。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然当时南方多是异端，如孟子所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如说“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当时南方多异端。（同上） 从中可见，朱熹断定“庄子自是楚人”有两层理由或涵义：就地理空间说，庄子所在的南方之蒙属于楚地；就文化属性说，庄子的异端思想和“南方多异端”的社会风气相符。但从历史上看，蒙为楚地的说法并无确凿依据，即使蒙在宋亡后或被楚争得，但宋之将亡，庄子可能已逝，故不能说他生前是楚人。相较而言，朱熹想当然地说庄子是楚人似更多是从文化属性着眼。按照他的看法，既然南方的社会风气“多异端”，那么异端的庄子思想产生并属于楚文化系统再自然不过了。同时我们还可发现，对于朱熹来说，在文化属性上“南方”和“楚地”是一回事。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人大致延承了朱熹的观点，且更有新的发挥。按照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先秦学派的划分，庄子和老子等道家人物皆属“南派正宗”。梁氏认为，南方“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所以“南学之精神”便是“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相应于此，“南方则多弃世高蹈之徒，接舆、丈人、沮、溺，皆汲老、庄之流也：盖民族之异性使然也”。依梁氏，庄子思想乃是南方之地理环境、社会风习和民族性格的天然产儿。近乎此，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说：“楚国之壤，北有汉江，南有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如庄、列是也。……老学起源荆楚，然学派所行，仅及宋郑，庄子宋人，列子郑人。”又说：“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老子为楚国苦县人。及庄、列之徒承之，庄为宋人，列为郑人，皆地近荆楚者也。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此论虽以庄子为宋人，但既然其学“为老聃之支派”，而老学又“发源于泽国之地”，故庄学亦可归为“南方之学”也，更何况宋近荆楚。不难看出，刘氏是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预设，以老子为中介，从文辞和义理两个方面溯庄子思想之源为楚文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王国维对庄学的看法与刘氏大同小异。在文辞方面，他认为南人常有“伟大丰富”的想象力，“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例如庄子“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在义理方面，南方学派长于思辩、推崇隐士、重视个体、持平民立场、有遁世倾向，其理想“树于当日之社会外”，而庄子即出于此派，具有这些思想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