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管人 七分做人5
2012-3
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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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则是最好的管理 ——感召力比权力更为重要 《礼记·哀公问》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公曰：‘敢问何谓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在回答鲁哀公“什么是为政”这个问题时强调：为政就是正。君主端正自己，那么百姓就服从于政令了。君主怎么做，百姓就跟着怎么做，君主不做的，叫百姓怎么跟着做？管理者好比风，员工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希望员工做到的，自己得首先做出个样子来，以身作则是最好的管理。 感召力，是在没有权力和金钱等利害关系下的一种影响力，是感化和召唤的力量。它是领导力量最为重要的特质，也是领导力的最高境界。它能有效改变和影响员工的心理与行为，使团体达到思想与行为的相对一致，形成统一的群体目标与行动。一个管理者是否具有感召力，是领导有效性和事业成败的关键。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指出：“管理者的惟一定义是其后面有追随者。一些人是思想家，一些人是预言家，这些人都很重要，而且也很急需，但是，没有追随者，就不会有管理者。”可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概念，管理者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感召被管理者。 有一群要去旅行探险的人，需要一个仆人，以便在他们的行程中为他们做饭、洗衣及处理其它～些琐碎的事情。 于是，他们拜访了一座修道院，询问是否可以帮他们找一个仆人。僧侣们为他们推荐了一个叫利奥的人，但是解释说，他只能与他们随行一段距离，然后就得返回修道院。 利奥为了照顾好他们，不仅为他们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还在他们犹豫、想退缩的时候，不断给他们以鼓励。所以，在利奥离开他们之前的一切行程都很顺利，能按照他们的原定计划去执行。 但在利奥离开之后，他们的士气逐渐衰减，群体逐渐分裂，最终他们的计划被迫取消。 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浪迹了很多年后，又来到利奥所在的修道院。他发现利奥并不是一个卑下的仆人，而是伟大的、受人尊敬的僧侣领导者。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总结领导者的威信是如何产生的时候说：“领导的威信三分靠权力，七分是靠正确的决策、处事公正、待人真诚、以身作则来实现的。” 我们过去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革命战争中，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跟我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美国著名成功学大师希尔博士有句名言：“真正的领导能力，来自于让人钦佩的人格。” 带人要带心，做一位成功的领导，除非具备相当程度的感召力，否则，很难赢得员工的信赖和忠心。一个人之所以心悦诚服地为他的领导或组织卖力工作、奋斗，绝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领导者让人信服。 一位员工推崇他的领导说：“你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你都能感受到他浑身散发出来的光和热。我之所以努力，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我。” 现代企业中，往往“跟谁干”比“给谁干”更重要。《26个策略留住核心员工》一书的作者乔丹·埃文斯分析说： “高层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倡导敬业精神和行为，例如，与员工探讨其职业发展规划，尊重他人亦不失尊严，以多种方式对工作业绩进行奖励等。同时还必须让各级管理者对员工不够敬业的现象负责。这意味着对那些成功的激励和挽留人才的管理者进行奖励并将其树立为学习榜样。” “三分管人，七分做人”就是说，领导者仅仅有了权力地位、掌握了管理方法仍是不够的，还要从本身做起，修炼性格，培养影响力，大到为人处世，小到举止言谈——“管理尽在管理之外”，唯有做人做事成功者，才能彻底地征服人心，才能统领大局，管人管事才能游刃有余。 李伟 2011年11月于北京
自《三分管人 七分做人》系列陆续出版近三年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特别在全国各地机场书店，颇有些影响力。
作为这个系列最后一辑，《三分管人
七分做人5》承袭了本系列简捷、明快的风格，在立意与思想上，又进行了深度与广度的挖掘，将管理与励志充分结合，简单实用，通俗而不失厚重，是值得主管者珍藏的一本好书。
李伟
男，七十年代生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从基层主管做起，历任多家知名企业中高级主管、管理培训师，现为财经自由撰稿人。
管理通俗化的首倡者，长期致力于通俗管理的研究，并多有著作出版。其中《三分管人七分做人》、《大公司管人，小公司管事》、《中国帝王谋略》等书畅销不衰。
上篇 信义立而王，权谋立而敬
中篇 成大事者，唯“胸襟”二字
下篇 得人心者得天下
版权页:插图:9.不可过分依赖权谋 老子说：“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意思说，人间的权谋愈多，为政者勾心斗角，国家就愈陷于混乱；在上位者技巧太多，人民起而效尤的结果，智伪丛生，邪恶的事层出不穷。 毛泽东曾说：“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略读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张居正作为宰相，十年首辅，锐意改革，力挽狂澜，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地位和成就与商鞅、王安石差可比肩，甚至并驾齐驱。 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改革家舍我其谁的气概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尤为难得的是他具备杰出的行政才能以及坚强的毅力，终于使得已经空谈了几百年的兴利除弊的改革成为事实。但是，身处封建王朝，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力，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的载体往往就是权谋。张居正也是如此，历史给了他使用权谋的机会。 隆庆六年（1572），明穆宗朱载重做了6年皇帝病故，只活了36岁，太子即位。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10岁的皇帝。遗诏中日：“东宫幼小，朕今付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司礼监的首领是老皇帝的红人、掌印太监冯保。高拱首辅，踌躇满志，要有一番作为，而高仪年迈多病，张居正资历尚浅，能与之争权的只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高拱想联手张居正拱倒冯保后，再回头收拾张居正。不想张居正阳奉阴违，棋先一招，一面答应高拱共同对付冯保，一面却暗中勾结冯保先下手为强。 《明史纪事本末》就此事做了详细记载：万历元年正月十九，小皇帝一早出乾清宫，发现一无须男子，装扮成宦官，袖中藏有佩刀，遑遑走过。皇帝身边的侍从立即将其拿下，交由冯保审问。那男子回答名叫王大臣，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冯保知道，戚继光是张居正十分倚重的著名将领，便立即将这个消息密报给张居正。张居正对着冯保的耳朵说：“戚继光现在手握重兵，千万别将他牵扯进来，倒是可以借机除掉高拱。” 于是，冯保派出自己的心腹陈洪，扮作犯人模样，入狱接近王大臣，令他诬陷高拱，说是受高拱指使而来。并说，如果他能配合，不止可以免罪，还会让他做官，赏他重金。张居正也按这个口径上书皇帝，并指使吏部尚书杨博做成此案。杨博拒绝了，说：“高拱那个人虽然跋扈，但天日在上，他怎么会干这种事？”此事立即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大臣们纷纷上书，力保高拱，指斥张居正，甚至警告说：“你难道就不怕恶名污青史吗？”张居正四面受敌。 当冯保公开审理此案时，面对大堂上摆放的各种刑具，王大臣精神崩溃了，高呼道：“你们答应给我富贵，怎么倒要对我用刑了？”事情的真相彻底暴露，张居正和冯保骑虎难下，竟用生漆水残忍地弄哑了王大臣，草草了结此案。如果这次栽赃陷害成功，高拱将遭灭门大祸，其门生、部属受到牵连的无辜将成百上千！ 张居正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以“时政苛猛”推进改革，人们还是能够理解，对他的骄横、专断、褊狭，喜奢华，也可以谅解，甚至对他因重用阿谀奉承之人，而加速新政的灭亡也是充满了同情和惋惜。但是，张居正对已经远离政治的旧日同僚，设计无中生有，嫁祸于人，竟然下灭九族的残忍之手，却无法给予宽容，这绝非品德厚重者所为。张居正阴谋败露以后，更使反对改革者同仇敌忾，义无反顾；使观望者人心背向，背道而驰；也使自己阵营的同志心怀畏惧，离心离德；更在自己的品格上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张居正病逝，人亡政息的悲剧再次上演。同年十二月，在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领头倒戈下，反对派开始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后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满门查抄，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家属被别有用心地置于空室，十多个亲属在饥饿中凄惨地死去。凡被认为与张居正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倾注一腔心血的新政，更是付诸东流。正如《野获编》上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在中国历史上，张居正是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谋权、固权是为了推行改革，而又因过分依赖权谋而使众叛亲离，最后连承载着无数心血与鲜血的改革成果也人亡政息，付之东流。 曾国藩的心得是：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虚不正，杀身之本。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权谋”一词原指“随机应变的计谋”。其形象本无美丑之分，甚至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如田忌赛马、传统京剧中的《甘露寺》都表现的是一种随机应变的计谋。只是后来人们更习惯把一些使用阴谋手段的事情加到它们头上，形成了“权谋”，就是阴谋的俗成概念。应该指出，在企业管理竞争中，凡是使用不光明正大的权谋手段就是阴谋。 领导者做人智慧： “权谋”一词原指“随机应变的计谋”。其形象本无美丑之分，只是后来人们更习惯把一些使用阴谋手段的事情加到它们头上，形成了“权谋”，就是阴谋的俗成概念。
《三分管人七分做人5:最卓有成效的管理之道(永恒珍藏版)》是属于领导者的，大部分事例和经验是他们自已所经历的。只不过是我们以新的思维，新的角度，给予了新的意义。《三分管人七分做人5:最卓有成效的管理之道(永恒珍藏版)》吸收了许多西方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使其尽可能地适应中国的实际，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三分管人七分做人5:最卓有成效的管理之道(永恒珍藏版)》可说是一本通俗版的“性格+管理”的双重教程，“简洁、通俗、易懂”是本身的特点，真诚地希望它能给读者朋友带来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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