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2013-3
汪进元 法律出版社 (2013-03出版)
汪进元
《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分基础理论、基本原则和权利各论三大部分:在基础理论部分,关于中西方权利理念的擅变与分野、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及其导向功能,以及基本权利的限制方式、合宪基准及其整合,基本权利的生成逻辑、判断基准和多视角的分类等;在基本原则部分,人性尊严、平等保护、正当程序等,另增加了权利救济的司法主治原则;在权利各论部分,分解单个基本权利的构成要素、个别限制的特殊方式及其合宪性等。通过比较分析和法释义学解读等方法,探究了基本权利的核心内涵、价值基础和功能;同时,对中国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文及其与部门法的关系进行了解读,也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汪进元,法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莱特学者。先后任武汉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兼任中国现法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港澳台法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第一编基础理论 第一章中西权利理念的胚变与分野 一、中西权利理念的萌生与胚变 二、西方权利本位主义理念的分野 第二章基本权利的概念和分类 一、宪法权利是否等于基本权利 二、基本权利的含义和特点 三、基本权利的分类 第三章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及其导向功能 一、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甄别 二、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之导向功能 三、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在中国的定位与导向 第四章基本权利的功能和国家保护义务 一、基本权利之功能与国家保护义务的关联性 二、基本权利的主观功能与国家保护义务 三、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与国家保护义务 第五章基本权利的主体和效力 一、基本权利的主体 二、基本权利对国家的效力 三、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效力 第六章基本权利的生成与限制 一、基本权利的生成逻辑 二、基本权利限制的目的和功能 三、基本权利限制的方式和类型 四、特别权力关系主体的权利限制 第七章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基准 一、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合宪基准 二、基本权利限制的实质合宪基准 三、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基准整合 第八章基本权利的位阶、竞合与冲突 一、基本权利的位阶 二、基本权利的竞合 三、基本权利的冲突 第二编基本原则 第九章人性尊严原则 一、人性尊严的法哲学之争 二、人性尊严的法释义学之辨 三、人性尊严原则的含义、属性和功能 第十章平等保护原则 一、平等保护的历史演变 二、平等保护的基本含义 三、平等保护的司法标准 四、平等保护原则在中国的问题 第十一章正当程序原则 一、正当程序的基本类型 二、正当程序的运行路径 三、正当程序的构成要素 四、正当程序的宪政功能 第十二章权利救济的司法主治原则 一、司法主治的理论逻辑 二、司法主治的功能选择 三、司法主治在西方的宪政实践 四、司法主治与中国司法权的地位变迁 第三编权利各论 第十三章生命权 一、生命权的含义和构成 二、生命权的构成之争 三、生命权之剥夺的合宪性问题 第十四章人格权 一、人格权的概念重构 二、人格权的构成范围 三、人格权的保护与限制 第十五章人身自由 一、人身自由的含义和构成 二、人身自由限制的规则模式比较 三、人身自由的限制方式及其合宪性 四、非法证据排除:宪法保护人身权的“黄金”条款 第十六章表达自由 一、表达自由的含义和价值 二、表达自由的基本形式 三、表达自由的限制方式 四、表达自由限制的合宪性 第十七章选举与罢免权 一、选举和选举权的含义、属性和特点 二、选举权的构成范围 三、选举权的利益表达机制 四、选举权的程序制度 五、罢免权与罢免程序 六、选举权争议的处理机制 第十八章公民立法与决策权 一、公民立法与决策权的含义 二、公民直接立法与决策权 三、公民立法和决策参与权 四、公民立法与决策权的限制与审查 五、中国公民立法与决策权的制度与实践 第十九章财产权 一、财产权的含义和构成 二、财产权的属性和功能 三、财产权的法律限制 四、财产权限制的合宪基准 五、财产的征收与补偿 第二十章劳动权 一、劳动权的含义和属性 二、劳动权的保护范围 三、劳动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 四、中国公民劳动权保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二十一章生存权 一、生存权的含义和属性 二、生存权的权域范围 三、生存权的救济之道 四、中国公民生存保障的问题与对策 第二十二章受教育权 一、受教育权的含义和属性 二、基础教育不同于大学教育 三、受教育权的保护范围 四、中国公民受教育权保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参考文献
版权页: 四、平等保护原则在中国的问题 (一)法律面前平等的历史轨迹 在中国,自古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平等观;墨家也认为“赏当贤罚当暴”,而且“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到了近代社会,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提出了三民主义思想。他在解释民权主义时指出:“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他更明确指出:“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权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章公理”。同时,他还主张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等。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分别在第3条、第85条、第86条等具体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而且还专条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一律平等地享有。1954 年《宪法》经1975年和1978年两次修改之后,删去了“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现行《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相应规定,并将“法律上的平等”改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平等原则一直仅仅是一个法律适用的原则。至于立法机关和政策制定机关是否受平等原则的约束?如果一项法规政策违背了平等原则应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在宪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 从理论上来说,传统的专著和教材无一例外地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解释为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且还进一步强调,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法律不体现少数敌对分子的意志和利益,所以在立法上不能讲平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囿于宪法的明确规定,从字面上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政策导向使然。由于平等原则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在理论上未能达成共识,在法律实践中也未能确立,所以,我国宪法中以平等权为核心和支柱的人权保障性条款难以具体逐一落实。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在招工、招干和招生等工作中出现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疾病歧视和出生地歧视等现象时有发生,并且还得不到妥善解决。个中原因不必细说,但是各地方和各部门的相关法规政策带有歧视条款当属其中的主要原因。
《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编辑推荐:权利限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划定公民权利的界限,另一方面是锁定国家权力的范围;表面上是维护公共利益,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