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边书话
2011-7
中国经济出版社
张国云
255
我的文学人生文学人生。这个题目，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可望不可及。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常说的：人生是一本书。父母就是出版社，身份证就是书号，这本书要告诉我们：带有文学的人生才精彩。 在时代高速发展当下，文学已成为人生的精神火焰，燃烧成一个民族的思想之花，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 我庆幸自己能爱上文字，令平凡的工作之外，有了更加新鲜活力。前些天，与人民日报原总编郑梦熊、作家出版社副总编潘宪立、著名作家张延竹等一起，参加袁亚平文集首发式暨研讨会。浙江作协程蔚东主席有：一句话很精辟：如果过去是靠量的扩张，写了十多本书，那么现在要靠质的提升，把十多本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了！这道“把书越写越薄”的命题，对作家，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也对作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迄今为止，我在这个码字方阵中，先后出版了四、五十本经济与文学的书籍。 作为我如何把这几十本书浓缩一本？可能，用最简单、最机械的做法，就是通过厚积薄发，将过去的每一本书，最精辟或最精华的部分抽出来，让人们在我一路狂奔的影子中，能锁定或找到我留下的脚印。 因为有一次，我与著名作家陈丹青谈起鲁迅，他十分欣赏道：“先生的序与跋，独步古今，那种好法，真是品性毕露。”今天我在这里的浓缩，又不只是对我过去的书写，做一个简单的减法或除法。我总以为人生苦短，最终能留得下来是书，是思想。所以，长期以来，写作成了我在八小时工作之外，最愿做的一件事。 坦率地说，我无需在这里炫耀。作为一名探索者，探索自己的道路。这条路，惟有满足我梦的欲望，才会成为我笔下的文字，并能百折不回抵达诗意，不屈不挠走进真实。 只有这样，这本书，才能比命更长。 从未来看，任何一本书，还必须努力做好加法或乘法，即对写作要引进“增值服务”的理念，不断提升作品的附加值和含金量，给人一本书胜过万卷书。我想从现在开始，为打造“精品工程”热身，相信人们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我新的更好的东西。 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文学这条路，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些迟了。 好在我写作，没有什么功利，把人家喝咖啡下馆子的时间，拿出来码字，人生感到特别踏实。 请别笑话，从深深浅浅的脚印中，人们一定会比我得到更多更有益的文学启迪。 ——一根救命草。催生我的文学萌芽。我生在江南，还没有见到西子湖畔清风薄雾，就与哥哥姐姐一起，回到祖籍地苏北的爷爷奶奶身边读书。 爷爷奶奶家，座西朝东，门后一条小河，青瓦白墙，木栅花窗。进门得先打开比人高的腰门。．让我过目不忘的是，大门两旁，悬挂着一副对联：安富尊荣，文章道德。后来我在山东孔府也见到了这副对联，发人深省的是，上联“安富尊荣”的“富”字上面少了一点；下联“文章道德”的“章”字下面一竖顶点。据说，这是过去孔府中专用的两个字，前者为“富贵无顶”，后者为“文章通天”，体现出孔府千百年来不同凡响的“公府第”、“圣人家”的气派。 两家对联，为何如此巧合，我真不敢多想。这里远离喧嚣的尘世，荣辱不惊，安宁平和。推窗远望，细雨朦胧中的古镇，成了一幅黑白水粉画，水声呢喃，人声呢喃，一种时空的错位，深深切切地袭上心头。 记得一个周末，我与哥姐在河边一起玩耍。哥哥看到运河上漂来一簇菱篷，他想摘菱角，结果不小心滑入河中。姐见状奋不顾身去救，但河坡陡峭，一失脚就跌入水里。 我当时才五岁，眼见哥哥姐姐在我面前蒸发了，我也不知天高地中，急忙跳进河里。在深不见底的水中，我抓到了姐姐一只手。但我却被没头没脑的水淹没了，大量的水随之呛入肺中，就在快要窒息时，最后挣扎中的我，突然抓到一根草。 此情此景，我永生不忘。就是这根草，一下子稳住了我急速下沉身体。顺着这根草的浮力，我的头探出水面。我拉着的姐姐，姐姐拉着哥哥的头也慢慢探出水面。 靠岸时，我这才发现，那根比筷子还细的芦苇根，也已快脱开河岸的薄土。上岸后，发现与我们一起的同伙，早已屁滚尿流逃离现场。 当地人说，这段河道每年都要死人。我们三人都不会游泳，但我们庆幸逃出地狱。到家后，哥哥被家人狠狠打了一顿，说：“你一人死啦，还要害姐姐弟弟一起去死！”记得上小学，我的第一篇作文，写的就是《一根救命草》。应该说，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文学，但这件事，让我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人间真情！一个字就是一个行动。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进入作者的心灵端口，再次输送出来时候，可能就是文学。 ——一本血染的书。惊醒我的文学探秘。我长在十年浩劫“文革”，但我比一般的人，多读了许多书。因为我爷爷奶奶的家，紧邻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我常常可以从学校封闭的书库里，偷到一些书。 读过书的外公，家里有许多藏书，记得二年级我就读完了外公家中的《西游记》、《水浒》和《三国演义》三大名著。参加造反派的姨夫，又经常把他抄家得来的书，偷藏一部分放在我家，这样也给了我偷阅的机会。 此外，爷爷有一条私家货船，时不时帮供销社，运送收购的废旧书籍，这也是我阅读的阿里巴巴。 在文学蛮荒时代，有一次，我得知一位同学手中，有一本《封神榜》的书。为了早日得到他，我就用手上闲书去换，不巧被他哥哥发现，就追打到我家。 记得那是一个闷热夏季的晚上，哥哥得知情况后，挺身而出保护我。经过不知多少次你死我活的搏斗，我就不肯交给他们这本书。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不偷二不抢，我就不怕你们。结果我脸上身上被打得体无完肤，汗水和血水把我手上抓着的书染得通红，但我决不肯松手。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定会影响许多人。我可能还难做到“读书破万卷”。 但文学之初的全部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一个词，一个语体，一旦庸俗化，就成了文学的对立物。 一本再好的书，形成流血事情，我不知道谁还能静心读下去。这次抢书事件，弄得我至今碰上他们，仍爱理不理。也就是这本血淋淋旧书，让我懂得一本书，是需要代价的。 甚至需以生命或鲜血作代价，才能获得一本有价值有人喜欢的书。 文无定法。“吵”也可能有好作品，但杰作的内在品质，还是文静的。 在这里，作为作者得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作为读者得有“踏破铁鞋无处觅”的抱负。 记得瓦雷里不知对谁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具有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而改变”。 书读多了手就痒。或许我就是这一被改变命运的人！——一条老师评语，激将我的文学向往。书看多，对我的写作影响特别大。记得11岁上初中时，我特别喜欢每周两节的作文课，特别喜欢老师布置命题作文。我认为这样公平，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我写的第一篇作文完成后，老师没有给分。当时我想可能是老师忘记了。第二篇作文完成后，老师仍没有给分。我想老师是不是又忘记给分了。 老师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时我是全班岁数最小的，个子和胆子也最小的。所以，我不敢冒失找老师打听。待我的第三篇作文完成后，这次老师仅写了5个字：请不要抄袭。 这下我全明白了，老师原来是不相信我的作文水平。作为非常爱面子的我，当时老师的几个字就像压在我头上的几座大山，有口难辩。 但这五个字改变了我一生。 我心中不虚，半夜不怕鬼敲门，也不想找老师申辩。所以，“在读五个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将来我能做什么”！在作家那里，写作的对象应该是具体的。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晚上都坚持写作，那时电紧张，更多在油灯下写，前额头发经常被灯烧焦，留下满屋发香。 老师的命题作文已满足不了我的欲望，我偷偷开始学习写诗写小说。记得当时写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有四、五万字，充满了“文革”中“三突出”的气味。 而此时，写作在这里，对我是一件“容易做”而不是“喜欢做”的事。 从长期来看，影响一个人成就的其实并不是喜好和热情，而且喜好往往很难精确定义；能够把事情做好则相对更简单明确，也更有意义，就是利用自己的所长，落实到对组织和他人的贡献上，和更多的人去分享知识。 这也会成就一个人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可以说，老师的评语是一个激将法，如一根无形的鞭子，让我终于找到了信心。 一部好的作品，要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也许写作，这是一条充满艰辛与坎坷之路。 但作为梦寐以求的事，我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让人自信。 ——一封退稿信，成就我的文学之梦。庆幸我赶上上世纪80年代，一篇文学作品拥有千万读者的盛世。那时我才十多岁，文学的景气对我还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给我一支笔，我就能写出自己最新最美的东西，仿佛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记得当时社会上，比较尊重文学青年。连投稿也是免费，即稿子写好后，套一个信封，或用报纸糊一个也行，然后直接投入邮箱。 那段时间，我成了当地发稿信或退稿信最多的人。走在路上，碰到邮局的人，都能喊得出我的名字。 作为作者，有退稿信是正常的，没有反倒不正常。文革的东西，写作对象更重要，如“三突出”，像我们这些刚涉世的孩子，真的难以把握。现在看，那时没有把握，反倒因祸得福。 一次，我那镇上的文化馆长，在邮局分拣员手上，看到一封沉甸甸的退稿信。由于封口脱开，他从散落的几页纸中，窥见到是我写的东西，感觉不错，觉得我有培养价值。 不久，文化馆长约请我到他家面谈，并向上鼎力推荐我，参加了当地县首届小说创作班学习。 暑假的苏北，高温酷暑，全县约十多位，或多或少具有成果的文学青年，集聚到当地著名的“五七”干校。我当时仅14岁，是该班最年轻的学员。 那时干校没有空调或风扇，白天得汗流浃背，聆听各路精英学者授课；早晚可以赤膊上阵，写作自己的作品。 那时干校也没有澡堂，傍晚得跑到河里洗澡。为了安全，学校每次都让当地的一名叫谢桦的武警，带着我下河。我的游泳就是那时学会的。 过去我写的稿纸，一直都是商店买的320格的。这次是我第一次使用到文人常用的500多格的大稿纸，在上面写字，就觉得不一样，觉得很有分量。 记得我写了一篇4万多字反映边防前哨民兵的中篇小说，由当地集结出版，还得到县文化馆表扬。一本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作为奖励品。 后来，我们这批学员中，我与夏坚勇都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夏坚勇《湮没的辉煌》的文化大散文，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成名还早。 有趣的是，那一时期的文艺创作都没有稿酬，甚至连署名权也没有。而作为文学青年们，仍干劲十足，激情澎湃——我们的思想在深刻与肤浅中流动。 我们的青春在张扬与枯燥中辗转。 我们的作品在热望与迷离中徘徊。 ——一只打死的狼。点亮我的文学人性光辉。1995年5月，我响应全国学习孔繁森的号召，参加了援藏大行动。在那连空气都吃不饱的高原，对那山那水那人那天涯路，我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 在一次无人区返回的路上，藏族司机看到草坝上有5只狼，问我怎么办？我问当地动物保护条例有什么要求。说除狼以外，均不允许伤害。 我突然来了精神。掏出随车携带的冲锋枪，从副驾驶窗打出一个点射。听到枪响的狼，真的狡诈，5只狼分别向5个方向逃窜。 追谁呢？司机能做的，就是追那只在草坝上拚命逃的狼。我又打了一个点射，狼倒下了。在我们快追到时，它又跳起逃跑。 我判断狼是装死，以迷惑我们。它没想到我们会如此死心塌地追上来。 眼尖的司机告诉我：“狼中弹了，你看它嘴里还在吐血。”司机想用车碾狼，狼大概知道了我们的图谋，连忙改道，眺过一道壕沟，往山上逃窜。 手急眼快的我，又打了一个点射，这下狼终于倒下了。不等车停稳，我抢先跳下汽车，突然狼“嚯”地站了起来，用它满泪的双眼瞪着我。我惊吓得直往车门后靠，一股怜惜突然升起。 司机令我赶紧开枪，慌乱中，我从腰里拔出77式手枪，近距离连开了3枪，狼终于倒下了。我扑过去，发现狼的眼睛未闭，我想用手去抹狼眼，结果抹了一把热泪。我知道，狼死不瞑目。 人性的本能，让我双膝立刻在狼面前跪了下来。我想把狼的尸体带走，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埋葬掉。藏族司机大声说：“不行，快撤”！这时，我才见四周的半山腰，一片狼嚎。我们的车一动，上百只的狼，从四面八方向那只死狼包抄过来。那张巨网“捕捞”般的围剿，包围圈愈来愈小，快接近狼尸时，他们立马一片混乱，争先恐后撕咬着狼尸。那场面，极为宏大气势，也令人毛骨悚然。 此时，我倒似一个杀人刽子手。我失声大哭，我为狼而忏悔。 是啊，在这5000米的高原无人区，别说做人，就是做一个牲畜，也是十分可怜的呀。 此时，文学写作为我搭建了一座神庙，使我获得了忏悔的平台与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我们的宗教，就是我们的信仰。而没有人性的文学，一定是短命的。 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吧！它能让我们保持人的本性，不轻而易举地迷失。 善良，宽容，简单地活着，可能我们没有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好，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一天一天美好起来。 ——一部高原之作，挑战了我的文学极限。应该说，文学是没有极限的。援藏前，我中标获得一个省级的课题。到援藏后，我每天挤出业余时间，写作出版了一本30多万字的书时，当地人的惊讶，不是我的作品写得如何，惊讶的是我在4700米以上的高海拔，如何写作的？生物学家早已断言，人到海拔4500米以上将难以生存。并把这一高度，确认为“生命的禁区”。在这里，空气里的含氧量仅为内地的50%，一年需九个月烤火度日。 对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老百姓概括为：风刮石头跑，满山不长草；一步三喘气，四季穿棉袄。 在这种恶劣生存环境里，高原人说：“在这里，活着就是贡献！”此话对内地人说来，的确令人费解。 在藏北这一生命禁区里写点小文章勉强还可以，怕的是写大文章，那的确是件玩命的事。被人们称为“文坛大侠”的女作家龚巧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她决定要到生命禁区去进行创作，1985年9月，她开始了冒险的实践，可她在高原采访写作了没几天，便倒下了，遗憾万分地离开了世界。 青年诗人罗启潮，凭着年轻的优势也来到高原向“生命禁区”挑战，可惜寥寥无几的作品便成了他生命的绝笔……关于在生命禁区里到底能否写书的争论，由此而起。好在我著书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些。 在藏北，那时还没有电灯，高原缺氧条件下，每次至少点两支蜡烛，才会放出亮光。而人在这种环境下，一动脑筋，常会缺氧头痛。 同时人的灵感，也受到极大抑制。 在藏北，我的第一瓶墨水仅用了七天，我想喝也没这么快。结果向人打听，是因那曲气候太干燥，墨水挥发很快。而到冬天写作时，又很滑稽，墨水与瓶子永远是冰在一起。自来水钢笔在这里很难派上用场。 在藏北，那时信息极其闭塞，当天的人民日报，在一般的县城，最少要迟后一个月才能看到。写作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显然极不方便。 在藏北，长时间熬夜写作，手脚关节痛和腰痛也让人难受，尤其是握笔写字的右手，常常会握不住笔，肘关节伸不直，并隐隐胀痛。 两眼眼压很高，眼珠像兔眼通红，眼珠常常感到欲从眼眶中蹦出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雪域高原上的写作，就是这样充满艰辛、苦涩和遗憾。 回想写作之路，就像在黑暗中摸索，有时一句诗，一段话，会让人顿悟或快乐。当我2008年获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奖，2010年又获得中国时代艺术文学贡献奖时，我突然有一种记忆的冲动在燃烧。 当然，名也好，利也罢，这些都不是我“会当凌绝顶”的动力。许多单位或部门纷纷要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我均婉言谢绝。 写作对我起初是兴趣，后来成为八小时之外一份事业，现在感到是一份责任。我喜欢低调做人，我喜欢夹着尾巴做人。 也许我的过去微不足道是一滴水、一根草、一朵云或一个符号，不值一说。但它对我的人生可能就是一场透雨、一片森林、一个故事或一段耐人寻味的经历。 惟有忠实于生活的人，才有可能影响于后世。而这种影响首先是因为你创造性地保留了你所从属的时代的体温和气息。一个写作者回避了所经历的时代生活，充其量只是一缕飘散的云烟，时代过去了，什么也不会留下。 写作给我最大的财富，是淡定，是从容，是忘我我坚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想到人生的穿越，那些执著追求的坚持，那些意乱情迷的暗涌，那些天高水长的洗练，那些望眼欲穿的守望，最后敢大声说——此生没有虚度！这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我就想努力做这样一个人。 感谢写作，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个亲密而浪漫的伴侣，伴随我走过一个个缤纷四季。 这就是我所经历并追逐的文学人生。 张国云2011年3月21日
一如“诗话”、“词话”或“曲话”，“书话”之名盖循此演化而成为一种独特体裁。书话是以序跋唱和为主体的怀旧文字，但《云边书话》作者张国云的独特经历和交叉学养，使《云边书话》别具特色。作品以“文学人生”为基调，围绕作者名下数十部作品的出版因缘，重现事实，列叙掌放，念昔日而瞻前路，温故纸以发新知。摩挲书叶，我们可以感知到作者心系文学的深情与别具只限眼的见解。 作为一名多产作家，作者有机融合了文学的偏好和经济的专长。他笔下的文字，因其才、识、情之艺术的凝结而给人启迪、唤起共鸣。作者的作品问世之后，应响热烈，颇多唱和，本书对此给以留念式的铭记。阅读这一作品，作者的才情、性情和雅趣跃然而出，而那“书人书事”，让人在回昧静谧时光之际，感触到文字的激情和生命的热度。
张国云 工商管理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得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奖。 出版40多本著作，代表作有：《企业集团》（中国社科优秀著作奖）、《现代企业制度》（首批我国社科中标课题）、《走进西藏》（世界高海拔4700米以上写书第一人）、《高原手记》（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叩天问路》（优秀文学作品奖）、《一路狂奔》（全国新星作家金奖）、《财富问号》（中国科学管理优秀著作奖）、《服务崛起》（中国影响力优秀著作奖）、《眼界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奖）、《云上的金顶》（2008年中国诗刊优秀作品）、《一个妈妈的女儿》（2009年签约作家作品）、《如云掠过》（2009年首届中华之魂优秀文学奖）。 发表700余篇作品，代表作有：《说不尽的布达拉宫》（列为国家规划教材《语文》课本）、《生命禁区写书》（人民文学杂志优秀散文奖）、《抓住发展第一要务》（求是杂志优秀论文一等奖）、《孩子，我们为你骄傲》（人民网征文优秀诗歌，2009年《汶川情，中华魂》诗歌网友投票评选列第四）。
自序·我的文学人生卷上穿透灵魂人在高原一路狂奔财富问号叩天问路如云掠过商业模式云上的金顶夕阳新娘服务崛起眼界世界与生命同行一个妈妈的女儿绿色经济我们的命就是这个时代中国什么都不缺，就缺操盘高手听见云的流动流通一次革命生产服务滚滚钱江又一潮卷下自然情韵与生命感悟渲染夸张和客观准确的艺术溶合三问财富前沿的问题与民生的视角文学的召唤肇自然之美成造化之功期待一个全民富足的时代张国云其人与其书服务何时崛起只有大富才能大国西藏有条通天之路高原赞歌生命最倾心景致的世界服务业如何跨越式发展壮哉！雪域高原援藏之歌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悦读时代智慧人生危机，谁能逃脱大美无华的诗人诗的盟约云彩流动的天籁之音我们这个时代的抒写黑暗中一束阳光与云共舞感悟时代感悟生活附录·张国云作品系列后记·不负如来不负卿
这是一次穿透灵魂之行。 一个朝圣者说：走进西部，也许会发现理想，走进西部，也许能看见天堂。当我用心来感悟这一问题时，发现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 有趣的是，为此我曾跑到国外，在尼罗河边的国王谷，耶路撒冷的圣城，拉斯维加斯的花花世界，踩着被毒日头烧红的沙砾，去寻找埋葬在那些炽热大山深处的古文明。后来，我又走到中国的西部，踏着同样烫脚的大漠，沿着往日辉煌过的丝绸古道，走进和太阳一样灿烂夺目的西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我有幸见到几个国家的沙漠地带，一个是深深埋在地下的古埃及法老精灵，一个是深深藏在宫中的三大教徒的圣地耶路撒冷，一个是深深掩在荒漠上无什么文化可觅的赌城，还有一个是深深躲在石窟中灿烂的敦煌古文化，让我从中领教到人类文明最先迈出的几步足迹，然而我也看出这当中的区别，古埃及、古阿拉伯人和才二百年历史的美国人表现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唯独中国才带有多元人类文化的因子，而这又要数西部最为风光。 ——漫行西部，有一种震撼。一种洗礼灵魂的震撼。 当拂去敦煌历史的尘埃，撩开厚重的窗幔，黄沙落日相伴的敦煌，仿佛是从高原、雪山、草地、沙漠的夹缝中挤出的一朵花。一个埋没了不知多少世纪的神秘小石屋被发现了，王道士不知道这种发现的含金量，加之这时正是八国联军在天津租界与义和团打得难分难解的日子，谁也没有把目光投向这一大漠荒凉的小石屋内。而作为外国考古家的贝希和即伯希和、司代诺即斯坦因得知后则乘虚而入，从小石屋走向天国。如今站在被人掏空了的藏经洞前，仅剩下一尊佛像，欲哭无泪一般地向人们诉说那千古遗恨。面对那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保护不力的清政府，人们哀声叹息。 那天，莫高窟对面的那座三危山，正逢雨后，云遮雾罩的三危山时隐时显，被雨过天晴的阳光照耀得五光十色，扑朔迷离。有人告诉我，这是三危山的佛光。我开始在三危山脚下徘徊，慢慢地品味石窟，点点找回自己，寻找被莫高窟震撼的惊魂。当一颗烦躁的心得到安宁，我终于从敦煌五彩缤纷的石窟壁上听到历史留下的雄浑凝重的回响，那是从高原传到莫高窟内的诵经声，从草地步入三危山上的驼铃声，从雪山流进石窟九楼阁上的风铎悬响声，从沙漠飘向鸣沙山上的流沙声。 带着敦煌的惊魂，我上路开始探访了阿里的古格王国遗址，路旁土林环绕，时而峰峦叠起，时而大柱横立，有的似那持枪而立的哨兵，有的形如腾飞的骏马，有的如同雄伟挺拔的古城墙和古城堡，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知道这就是西部最为壮丽的景观之一——土林。听说，藏族先民们就是利用土林这一自然资源，掘洞而居，才建立起雄伟的古格王国。对于古格王国遗存下来的大量遗址和遗物，至今人们所作的所有考察和研究，可以说仅属于初步的探索，有许多谜没有解开，有许多遗迹还没有发现？如古格王国的臣民后来迁居到何地？古格王葬身于何处？记载古格王国发展历史的抄本在哪里？如此等等，都说明古格王国永远是一个诱惑。 离开枯燥的石窟土林，我换个味口来到长江源头。当我抬头，触接到那冰川挤出的那涓涓溪流，立刻震惊了，我认为走遍世界，找不到比这儿更雄伟壮阔的地方。造物主之手巧妙地随意点播，使她既有海洋般坦荡的胸怀，又有大山般突兀挺拔的气质。巍峨挺拔的格拉丹东，作用一个巨大冰峰群，远处望去形状就如一位身披洁白袈裟，向东方禅定修行的大佛。同时又如一条银色的狂龙，飞舞于银色的波涛之间。山下两条庞大晶莹的冰川，分别向南北方向延伸，那水晶般的冰体绵延不断，更是壮丽无比。草原似海，她默默地哺育着千千万万的西部儿女；群峰如林，格拉丹东如玉剑直刺青山，万里长江从巍峨的雪山中奔腾而出，浩浩荡荡，滚滚东流……由于长江源头海拔高达近七干来米，是“生命禁区”的禁区，在此谁都不能过多停留。 让我扫兴的是，随身带去的一架名牌像机，竟耐不住长江源头的高寒，胶片在机子内被卷成碎片。相机虽然没有把壮丽无比的格拉丹东记载下来，但永远抹不掉我对雄伟壮观的长江源头的美好印象。 ……
《云边书话》像是一部人生黑白的老电影，像是一张生活陈年的旧唱片，也像是一盘跟踪记实的音像带，向人们述说我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青春，也许再不回首，可我坚信“革命者永远都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