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收入分配理论与经验的国际研究
2011-12
经济科学出版社
黄泰岩
208
首先写作和出版《初次收入分配理论与经验的国际研究》这一阶段性成果，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遵循了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方法，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按照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阐明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逻辑发展进程。历史方法，则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按照它的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来把握其规律。研究效率与公平相互协调的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借助理论逻辑揭示其本质规定和规律，但同时还必须通过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一方面总结提升规律，另一方面检验和发展规律。此外，发达国家经历的发展过程往往正是后来者要走的路，揭示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基本条件。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可以使我们在前进中少走弯路，顺利完成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人陷阱”。愿本书的出版能够对达到以上目的起到微薄的作用。我们将在本书研究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效率与公平相互协调的初次分配制度，设计方案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黄泰岩，男，1917年生于山东省招远市。1975年投笔从戎，成了坦克兵。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博士学位。1988年留校任讲师，1990年被特批为副教授，1992年被特批为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博士生导师，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1994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作访问学者。现为辽宁大学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入选北京市第一批跨世纪人才、教育部第一批跨世纪人才、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层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理论人才、教育部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版著作20多本；发表论文450多篇。先后获得10多项学术奖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30多项课题。
上篇初次收人分配的理论研究
第一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理论的总体研究
一、世界各国收入不平等加剧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调整初次收入分配的必要性
四、影响初次收入分配的因素
五、制度对调整初次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居民收入来源及与收入差异关系的理论研究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构成
二、收入差异分解的理论基础
三、劳动报酬的份额及其变动
四、资产收入的份额及其变动
第三章工资变动影响因素及效应的理论研究
一、工资变动的影响因素
二、工资上涨的效应分析
三、工资上涨压力的应对措施
第四章企业利润份额变动及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利润份额的测算
二、企业利润份额的历史演进
三、企业利润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五章政府收入份额变动影响因素及效应的理论研究
一、政府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二、政府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
三、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最优税负
下篇初次收入分配的经验研究
第六章美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历史演进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
二、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产业来源
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的产业特征
第七章日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变迁
一、日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统计制度
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变动特征
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变动的原因
四、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趋势变动的原因
五、几点结论
第八章韩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演变
一、数据说明和指标界定
二、韩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变动
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九章印度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演变
一、测量标准的选择
二、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特征
三、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四、印度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启示
第十章中国台湾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变动
一、中国台湾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历史变动
二、20世纪50—90年代中期初次分配状况改善的主要原因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初次收入分配状况逆转的原因
第十一章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四国及中国台湾初次分配格局的计量研究
一、相关的研究文献综述
二、相关统计指标与核算的选取
三、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四国及中国台湾收入分配份额与要素贡献的比较
参考文献
埃里克·维尔胡根（EricA. Verhoogen，2008）研究了墨西哥制造业中汇率变动对工资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工资不平等问题联系起来的新机制--质量升级机制，并用墨西哥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它的实践意义。在一个存在多种企业和质量多样性的模型中，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他们也会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以维持这支高效率的生产队伍。只有最有效率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较为贫困的“南方”出口者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用于出口，提供给较为富裕的“北方”消费者，却不提供给国内市场。一次汇率贬值会使“南方”企业出口更多的货物，进一步升级产品质量，并同时相对于产业内其他低效率竞争者而提高工人的工资。他使用了1994年年末的比索危机作为变量来源和企业生产效率的代表，发现最初更有效率的企业增加了销售的出口份额，增加了白领工人、蓝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白领工人的相对工资。而且，无论是否存在金融危机，这些变化都比汇率没有贬值时更为显著。他的发现支持了一种假设，即由于汇率冲击造成的质量升级会增加产业内的工资不平等现象。 麦金农（Ronald Mc Kinnon，2006）则从工资的角度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金账户盈余、处于美元标准边缘的债权国而言，由于外贸压力而使汇率浮动升值是不可取的。他研究了汇率升值与工资增长的关系，认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严重破坏平衡生产率增长的工资增长自然趋势，使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更加严重。在固定汇率制下，可贸易部门的劳资双方对于工资的购买力具有稳定的预期。但在浮动汇率制下，双方对于工资购买力的预期不确定，在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的情况下，将工资相对于生产率降下来是理智的选择。 ……
不错，理论扎实，经验分析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