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
2011-11
当代中国出版社
郑琳 杨亮庆等
314
无
理想主义是漂在海运仓2号上空的一种文化空气。 2010年，整个新闻界转载量最大的一篇独家报道是“文强的最后四小时”，是发在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版上的。作者是法治社会部的主任郑琳和重庆记者站站长田文生。法治社会版从2000年创立，至今10年了，打了不少漂亮仗，对法治、民主、公平、公正、民生的推动和维护，整个新闻界是有目其睹的，我也经常听到别的报社老总对本报这个团队的称赞，我心里挺美。我的这篇序言，也算是对法治社会部这10年以来工作成绩的一次总结和表彰。 我们中国青年报究竟要做什么样的报道？什么报道是本报安身立命之所在？就是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在如今资讯爆炸的时代，传统媒体竞争力最有力的体现，是本报的核心竞争力。普利策新闻奖这么多奖项当中，哪一项最受关注，正是调查性报道奖。调查性报道是中国青年报的拳头产品，而法治社会部，则是中国青年报生产调查性报道的拳头部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论断，读者只要看一下后面几页的目录，就会被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吸引了。 那么，怎么才能做好调查性报道呢？ 第一，在选题中，国家利益是最高的。当国家利益和局部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国家利益至上。这是选题的价值基础。 进入中国青年报做编辑、记者，都要有政治观、大局观，永远是国家利益为重。什么叫政治，用最通俗的话说，政治就是关系到大多数人的事情。 中国这30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到150年的发展道路。我们曾经非常幼稚地认为，中国不会有污染，但现在发现根本绕不过去。我们曾经认为，可以绕开很多社会矛盾。现在也发现根本绕不过去。你既然在30年中实现了别人100年到150年的发展，你就一定要在这30年中集中承受他们发展中的社会矛盾。现在，社会矛盾集中地突出爆发了，怎么办？作为有政治观和大局观的报人，就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监督态度。我做这个报道，是为什么？我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要把社会建立得更加和谐、更加平衡。 第二，我们可以不做宏大叙事，但我们的选题一定要有宏大关注。 宏大叙事是很令人生厌的，但是，一定要有宏大关注。比如讲，我们关注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这是宏大的。但是，也有一类选题不是出于这种宏大关注，比如愤青情绪、不平情绪等。 如何做到有宏大关注，我认为，反而是要到基层去行走，去了解底层疾苦，靠铁脚板说话。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话换在今天，对于我们中青报人来说，就是要“上达天听，下接地气”。 我曾经送给报社的编辑记者一句话，“用脚采访，用笔还原”。有些人可能认为，采访是用录音机采访，那就错了。只有用脚采访，才能够采访出真实的，具有观点故事化、故事细节化的好报道。除此，新闻无法立身。 在工作中，不要放弃一切机会去了解实际，要去接近农民、接近工人。你就了解了解农民每天吃什么，他家里是一个什么家庭结构，他一年能挣多少钱，都非常必要。不一定全写到报道里来，但对记者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要与社会密切接触，要建立和工人、农民的情感，这是当一个中国青年报记者很重要的一点。 所谓大报，就是大气。做大气的事情，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为了一社的私利，而是真的为了社会更加地民主、正义、公平、法治、透明。 监督性报道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至少在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心目中，这是清楚的，我们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绝对不能把批评作为目的，监督是为了社会形成健康运行的一种机制，所以，舆论监督要有建设性，这是我们衡量的尺度。 做新闻不能以抢人眼球为目的，这是宏大关注的道德基础。 作为新闻人，一定要有一种媒体道德感。现在，媒体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媒体为了竞争，道德缺失甚至道德沦丧。 去年高考的时候，法治社会部记者王俊秀和本报驻天津记者站记者张国去吉林松原采访高考舞弊案。其实，他们在高考开考的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全部成稿了。稿子非常出色，但传回来后，我们做了几次反复，有些主题、角度也在变。我最后决定，当天不发。为什么不发？全国的考生有700多万人，再加上父母亲，加上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几千万人。这些人那几天是提着心的，12年寒窗就这一下。我的孩子也经历过，我知道作为家长是什么心情。如果当晚就发这篇报道，会给第二天还要考试的学生一种冲击，尤其会给吉林的考生、松原地区的考生很大的冲击。他们会想，我这考试还有效吗？因为有大面积的舞弊，我这考试还算不算了？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发，一定会比高考结束再发，阅读率高得多，转载率也高得多，但我们是不道德的。现在，有多少由于丧失媒体道德而出现的假新闻和不负责任的新闻！ 所以，我们决定，高考结束后再发。稿子发了以后，非常轰动，当然，我们也受到了一些压力，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我们可以顶住。但对社会的责任感，道德和良知，是我们不能突破的底线。有时候，我们要顶住外部的压力，有时候，也要顶住内部的利益驱动。 当媒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认为，社会利益是前提。媒体如果被利益驱使了，那就危险了。公信力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媒体道德是中国青年报人的生存基础。 第三，我们的报道还要体现本报作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身份。 比如法治社会部副主任杨亮庆采访我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标题是《萨科齐太急于求成》，这是中国主流媒体第一次公开批评他。这种批评是中国主流声音。杨亮庆这篇报道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起到主流媒体的作用。当时的背景是中法关系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在网上呼吁抵制家乐福、不买法国货、不去巴黎旅游。我们没有着眼于这种愤青情绪，而是很深刻地批评他的现任总统，而且批评得也有分寸。这就是国家利益、大局意识。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位伟大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介绍他的人说，我非常崇敬他，因为他的每一次研究，常常能够结束一个研究方向。这个学者自己站起来说，能够结束一个研究方向的科学家是好的，但是我更敬重能开创一个研究方向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的话对我们同样有用。我们的报道，不是说给某一个社会问题一种结论，或者一种清晰明了的事实结果，中国青年报报道的价值，常常在于我们开创了一个社会思考的方向，这更有价值。 所谓推动社会进步。我们推动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报道了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而是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向和角度。我们要开创新的思考方向，并向公众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作为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我可以对我的同事们提出这些高标准的要求，是因为，这个院子里的空气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理想主义的。 我常说，中国青年报像一个大火锅，底料是一样的，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报人一直在强化着这种底料，所以，什么东西涮进来都是这个味儿，就是务实的、有建设性的理想主义者。一些别的报社的老总很羡慕我们，说你们老有一大群有新闻职业理想的同事。我说是，凡是没有这种理想的，他就没往这锅里涮，或者涮着涮着，觉得不合适，就往别的锅里去涮了。留在这儿的，都是有这么一种价值观。理想主义是漂在海运仓2号上空的一种文化空气。 假如说，一个中青报的记者，只把这儿的工作当成一份职业，我就是为了每个月往我卡上打的那些工资，然后我好付按揭，有钱谈恋爱，为将来的孩子攒点教育费，或者，我并不想当一个好记者、好报人、好的经营者、管理者，而是想，有什么机会能不能级别再高点，当个官儿。我同学从村官已经考上公务员了，眼看着就正科了，副处也是唾手可得的事情。那么，他在中国青年报是不会愉快的。所以我想，可能经过了30年。尽管进这个院子的人，来的时候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和文化，但到最后，几乎都差不多。中国青年报出去的人也都这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都经过了选择，我们愿意留下来，愿意干这份事。 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这些理想主义者在为了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做的努力。作为总编辑，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谁见证了“文强老大”的最后四小时？
谁先知先觉以租代征近三万亩建高尔夫球场？
谁“谋杀”了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村主任？
谁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
谁见过“处女嫖娼”？
谁亲自揭开松原高考舞弊案？
谁将上访者被抓进学习班？
谁让洱海成了富人的后花园？
谁无意间戳到了医改的痛处？
什么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底线、什么是媒体工作者的底线、什么是触及底线的事情......
郑琳：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部主任，硕士。数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教育好新闻奖、中国环境好新闻奖、全国人大好新闻奖、中国法制好新闻奖等国家级奖项。曾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国青年报“最佳编辑”称号。
杨亮庆：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部副主任，江苏南通人，南京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2001年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报先后任法治社会部编辑、记者，报社驻山西记者站记者、副站长。
滕兴才：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版编辑，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专业，还原事实真相是一生的志向，用爱做新闻，坚信行胜于言。用脚丈量社会变化之局，用心体会时代变迁之势，在普通人的角度，坚守爱的阵地。
王俊秀：2003年7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入职中国青年报，在法治社会部任编辑、记者，两次获中国新闻奖。
李丽：2005年南开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现任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部记者。
庄庆鸿：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部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相信“铁肩担道义，慎手著文章”。
王帝：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部记者，坚持为民呼喊，挖掘真相。主要从事调查类报道，曾获中国新闻奖。
王梦婕：法治社会部记者，2011年6月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相信点滴舆论监督的汇聚，都在书写中国法治的成长史。
第一章、“拆出一个新中国”
1、谁在以租代征近三万亩建高尔夫球场？
2、老支书因举报丧命之后
3、浙江乐清：上访村主任“交通事故”致死疑云重重
4、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
第二章、那些昭雪的冤案
1、麻旦旦处女嫖娼案
2、台州法院小金库四六分成
3、“夫妻看黄碟”案调查
4、“谁泄露了强奸案询问笔录”
第三章、民生！民生！
1、吉林松原：严查之下高考舞弊仍禁而未绝
2、张衡生之死背后 流浪精神病患者被人为集体遗弃
3、丰田在对中国消费者撒谎
4、独家披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医改报告
5、江苏响水：上访者被强行抓进学习班
6、日本女性记述的中国“慰安妇”历史
第四章、我们还敢吃什么
1、山西疫苗事件中的“官商勾结”
2、反式脂肪酸：香甜奶油中暗藏的陷阱
3、《食品安全法》颁布两年 实施效果喜忧参半
4、调查表明：食品包装含致癌物质缺乏监管
第五章、国在山河破 123/168
1、云南大理洱海填湖建豪华别墅群
2、云南大理为修公路拆毁唐代古城墙
3、那100万住在黄河滩里的人
4、甘肃环县：大坝频频垮塌，天灾还是人祸
5、青海民和：大量新石器时代文物被私藏贩卖
第六章、少年中国说
1、我结婚非得领导同意吗？
2、“我在‘网瘾集中营’的生活”
3、我就这样陷入传销泥潭
4、北京五区动迁农民工子女上万张课桌何处安放
5、我的文章成了高考题 ，我只能得1分
6、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263天
第七章、重庆红与黑
1、独家见证“文老大”的最后日子
2、公交司机罢工风潮背后的现实版“教父”
3、文强庇护养出赌场黑帮大姐大
4、重庆打黑“律师造假门”
第八章、法治面前，不许绕行
1、巩献田为什么炮轰物权法
2、一部恶法是这样废止的
3、网络公关伪造新华社公函删帖
4、民主，从基层开始
5、海牙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院长的故事
第九章、重建官民互信
1、河北沧州：一审计人员吃请后猝死在酒店门前
2、各地维稳成本巨大陷“越维越不稳”怪圈
3、云南孟连警民冲突事件调查
4、山东省安丘市：我们为什么要评“最差公务员”
5、河南杞县居民：我们为什么逃离家园
版权页：插图：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普利策有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利益，是推动地方政府搞大拆大建的根本原因。建工业园区，盖商业楼盘，建设配套工程，这些都需要土地。干这些事儿，显眼，见效快，而且对经济（其实是对GDP数字）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官员们自然乐于向征地拆迁要政绩。这正是地方主政官员最核心的利益。更何况，很多情况下，这背后还有经济腐败的巨大空间。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当钉子户，还是常年上访，甚至不惜采取自焚等极端手段，老百姓保护家园﹑保护土地的举动常常是被形势所逼。无论是土地还是房子，都是百姓安身立命的所在，可以说是底线，无论是对谁，要做触及他底线的事情，是一定要慎之又慎的。可是有的地方拆迁补偿标准之低，简直是不给老百姓留活路，有的地方拆迁时间之紧，常常忽视程序，搞限时强拆。开发商以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在这些血案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些个案的报道中，我们极力淡化了其中一些可以用“刀光血影”来形容的对立甚至对抗，然而事实上，最终留给我们最深刺激的还是那些血的代价，比如钱云会惨死车轮下，比如郭成志被弃于高速路上。而麻木是最可怕的信号，那是社会机体要生大病的警告，如果还没有麻木，请和我们一齐努力。第五天，我去了寨桥村，钱云会的故乡。阳光下，村民自发聚集钱云会出事的村口公路上，钱云会的遗像前，老母亲正在哀哭，周围亲属正在反复向围观的人们激动地说着什么，现场是一般的丧事氛围，唯有道路两侧赶来“看热闹”的人们的私家车各停了一个车道，绵延出很远。整个村庄的人们因为此事来来往往，弥漫着敏感的气氛，男男女女聚集在钱家宅院前，交头接耳，但是没有人进门，似乎没有什么目的，又好似在等待些什么。乐清蒲岐镇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钱云会三次被捕中的最后一次是因非法转让土地，而非进京告御状。针对此，网友也新提出了疑问：“一个村主任何以能一手遮天、非法转让土地？然后又被本该为受害者的村民坚持选为村长？在其死亡后，还有村民不惜牢狱之祸，为其围攻警察？”“4万啊！去年我家果园足足赚了4万！现在征地后1年收入不到5000元，家里每人每天只有3块钱过日子了。”王帅的父亲对记者说，大部分村民都不懂法，地方政府宣传时也误导，说土地是国家的，征用只需要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根本不知道还有土地补偿。要不是王帅回老家告诉他，他也是这样认为。我刚出市委大门，就接到王帝的电话，从电话的口气中，我得知他被灵宝五帝工业集聚区指挥部“控制”了。采访不会顺利，这我们早有预料，但没想到竟会被“控制”。事后我得知，王帝当时被前后左右几个大汉围住，被强行关在一间屋里，两人在屋外“把守”，两人在屋里“审问”说着说着，这位专家越来越激动，他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用手指使劲敲着办公桌说：“我们的国家赔偿法，与其说是一种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不如说是一种嘲讽。天底下哪有这种赔偿标准的？”说到激动处，他甚至连粗话都出来了。他一路骂过，从无良的警察，到呆板的法官，再到虚伪的立法官员，都被他骂了一个遍。突然间，他戛然而止：“天，杰人，你看我都说到哪了。不是讲好只就赔偿额作简单点评吗？我声明一句，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私人之间的妄语，不能作为报道依据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接到的举报材料显示，2008年9月17日，代替李从方执行的法官庞威在电话里说，《协议》是2008年交到他这里的。该房产2005年2月已经查封，依法应不能交易，怎么会有这份《协议》？《协议》怎么能通过审查？於望盛也证实，是法官李从方建议他们，在2008年假造了那张所谓“2005年”的《协议》。“我完全可以这样解释：就算在拍卖前没有通道，就算包括土地证上也没有通道，我们法院在处置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设置一个。”朱坚法官说。孙燕山说，强奸案属于公诉案件，首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后转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本案在犯罪嫌疑人批捕前，询问笔录就已流出，应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外泄。张丽平拿出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2009年8月23日给她出具的《公安机关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上面写着'将在60日（如特殊复杂情况将延长30日）内向你作出书面答复意见'，可我至今也没有收到任何说法。”她对记者说。5月19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丛台区公安分局政治处处长袁清波，他答应马上帮助联系相关人员接受采访，但此后再联系袁清波时，他的手机便再也没有接通过。于是记者联系办案民警王永志，王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记者试图联系丛台区公安分局局长杨俊海，但其办公室电话和手机始终无人接听。有人告诉记者，一台5000元的设备，连同答案就要价20000元。但行情因答案的“质量”而定。有出售者打保票，使用设备后，包进本科院校或包进重点大学，考试成绩不到本科线不收答案的费用，过了本科线收16000元，超过重点线收40000元。在买场的情况下，老师“不管闲事”是理所应当的。有家长举例说，往年曾有学生截获了不属于自己的纸条，拿起就抄，监考老师制止，他理直气壮地说：答案是你递的，兴他抄不兴我抄？在同一个校园里，五六名考生谈论着一位卖家的叫价：“5万块钱一科，而且不能单买。”当中有名男生惊讶地大喊：“5万块钱一科？以后创业的钱都有了！”6月3日一分完考场，王锋立即从县教育局拿到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儿子所在的考场28名考生的姓名、学校、模拟考试成绩单等信息。“材料整出来了。哪一场，都有谁，你要没有人，都看不到这单子。无论兴亡，百姓皆苦。这是学者总结的历史经验。苦，有时候表现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有时候表现为天灾人祸、衣食不保；但更多的时候，苦就是不幸福。而当下百姓的幸福感就不高，无论身边体验，还是媒体报道，百姓对社会的不满日益增多。具体说来，令百姓谈之色变的大的方面主要有教育、住房、医疗，小的方面则更多。作为媒体，我们”挑了许多错“，比如我们一直在反复呼吁应早日出台的《精神卫生法》，比如医疗改革如何更多更有效地惠及大众，比如如何杜绝高考这座贫寒子弟跳龙门的独木桥因为不公而不复存在……百姓为什么会觉得生活在当下不幸福，甚至有人宁愿回到物质贫乏的解放初期？第一，因为人们不能容忍没有底线的不公，第二，百姓的民主素质已经进步到爱国家就是要让国家的人民更幸福的层面。中国百姓是很好的百姓，他们不在乎你是不是多收了我税或费，只在乎你收了钱是不是能办事儿，甚至不办好事儿但只要不办坏事儿就行。这么朴素的爱国情怀是不容一再挥霍的。因为人民对于公平的追求将日甚一日，总有一天，将不是如何分改革之利于民的问题，而是人民如何决定改革方向的时刻。加了甜蜜素的粽子、绝育黄瓜、染色馒头、牛肉膏、瘦肉精，这些让人应接不暇的有毒有害食品，消费者初时惊愕愤怒，数次曝光之后，也只能感叹一句”还能吃什么“？本来，黑心的造假售假者应该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如今，恰恰相反，大行其道的是他们，无处可藏的却是消费者。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发？不管是之前的三聚氰胺，还是现在的反式脂肪酸，近年来食品安全屡成舆论关注热点，说明政府监管不力，对违法者打击不力，直到出现不良后果才引起重视，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我国政府再不能不作为了，对任何食品添加剂，国家都应建立更严格的标准，制订更严厉的限制规定，并切实监管到位。当媒体曝出问题时，政府要勇于担当，及时调查并落实整改，才是真正安抚公众情绪的做法。食品安全是社会诚信的底线，从三聚氰胺到染色馒头，食品变成化学试验品震惊社会，社会的诚信安全底线摇摇欲坠。保障食品安全，必须对危害食品安全的非法行为施以严刑峻法，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用。美国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要推出集团诉讼和惩罚性赔偿，不要对企业有任何怜悯之心，只有”达摩克斯利剑“高悬，企业才不敢利欲熏心，中国的食品危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据老人讲述，她有个亲戚在当地政府部门任职，一次邀请她去家里做客。该官员家在某别墅区，老人看到其奢侈豪华的生活不禁惊呆了。后来她发现，不只她这位亲戚，这里的别墅很多都是当地官员的，她更加感到不平：“很多百姓买不起房，他们却住着这么大的房子，我真是看不下去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决定“舍小义、顾大义”，给中国青年报社拨通了电话。河南农科院张辉副研究员等人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证实了滩区的贫困：到2008年年底，河南省共计有103.55万人生活在黄河滩区，其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达27.8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贫困人口有36.3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5％。谁来拯救他们？我们迈出了这一步，在压力之下，地方政府终于做出了让步，承诺对一些黄河滩上的村落进行搬迁。可是，在手记成文的前一天，我了解到，当初我第一次接触到的那座黄河滩上的小村子——花二庄，仍未搬迁，村民们说，对他们做出搬迁承诺的领导走了，现在搬迁又再次渺无音讯。20座问题大坝中除了记者暗访发现并向其提出的这三座大坝外，至少还有7座大坝没有到达设计使用年限。这7座大坝的建设时间距今最远的是2001年的杨滩沟大坝，最近的是2008年10月的段家沟一坝，而7座问题大坝的设计使用年限都是10年以上。其中2008年10月修建好的段家沟一坝的设计淤积年限最长，为30年。这些水保大坝的垮塌看起来是因为雨水的冲刷，导致土坝渗水最终垮塌，但与它们的“集体脆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同处一地却完好存在了许多年的大坝。在距离陈掌坝不到5里的毛井乡砖城子村李干掌队一处大坝，据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已经完好地使用了近30年，即使经历了2008年的“超过200年一遇”的大雨，也依然无碍。而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也了解到像这样已投入使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大坝，在陈掌坝方圆十几公里的区域内还有多处。我们故意说这些货太差，要看精品。金刚手这时打开了保险柜，拿出几件手镯和项链问我们要不要。我拿过来看了看，都是象牙白的石珠，打磨得珠圆玉润，精致美观，很难想象，我们的祖先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已经在装饰和审美方面颇费工夫的了。后来我们在柳湾彩陶博物馆里看到与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石珠项链，属于马厂文化，距今4300-4000年。我真的很想买一条，只要300多块！看我兴致勃勃，王还让我去他家去看货。在他家，王陆续拿出许多文物向我展示，有蛙纹彩陶瓶，龙纹彩陶壶，七山瓶……。还有汉代的龟形器物，有三足鼎。我随便挑了几件，他为我包好，决定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尤其是那两件国宝级的文物：“大肚子”和人头罐。一个很重要的采访就这样误了，我郁闷之极！此时我才想到，瞿队长一定是给报社打电话，还有多华，他不知道托了几层关系找到这位瞿队长，我的行为一定也让多华为难。但多华一定不知道我所经历的事情，这个红古分局，当初报料人就跟我说，他们和民和公安局一样，和文物贩子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我无法证实这一判断的真假，但在红古分局的经历确实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知道，王裕霖当天下午就被放了，很可能就是在我们一起去他家的时候，他就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了！而我，则被当成了嫌犯，在接受公安局的“审问”！我才明白，跟王裕霖才是做戏，而不是跟我！记者问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市、区政府或教委有没有相关的农民工子女安置政策？”她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有政策。因为这次拆迁的不止一所学校，几个乡都拆了一批学校。”“有些孩子随着这一声'拆迁'，将面临辍学，他们能感受到城市的关爱和温暖吗？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中，却不能把这个地方叫做家，这种痛苦多少人能体会？城市希望这些孩子对自己怀有怎样的感情呢？会是爱和温暖吗？”方洁说。“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社区里的好朋友、伙伴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而拆迁会使孩子离开好朋友。频繁地拆迁会对儿童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也有可能导致儿童的适应障碍。”韩嘉玲研究员说，“这些都是在拆迁过程中，要考虑到的。”“我们倡议政府更认真地考虑，拆迁对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方洁说。打工者子弟学校教师张树军说：“我们希望透过媒体呼吁，应该为拆迁学校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预留座位。孩子是最重要的。”办学12年的育英学校校长说：“现在我们感觉政府忙着拆迁，这一大群农民工子女被暂时遗忘了。我们特别希望政府能关注孩子们和（打工者子弟学校）老师的去向，即使只是关心一下我们也特高兴、特满足。”那个令全国震惊的大足石刻失窃佛头，国家二级文物，正面对着文强的大桌，靠墙放在茶几上，用玻璃罩罩着。文强书桌旁的陶瓷大缸里，插着许多书画卷轴，但熊峰看到，有一个卷轴是单独放的，由“很整洁的绸布或者纸包着，高高地放在书柜最上面一层”。搜查人员将它封存起来，它就是后来被网上哄传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据悉，经专家认定，此画为真迹，但因有后来的画家对该画进行“修复添笔”，如何认定其价格，目前仍未能最后确认。“想过会很豪华，没想过会这么豪华。”熊峰摇着头说。“当你亲眼看到曾经的领导家生活这么糜烂，气愤是油然而生的，就不会再对他有敬重。”1995年至2008年，文强分管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治安、经侦、禁毒、法治、监管工作14年期间，有64万起刑事案件未破，1447起命案未能侦破、杀人嫌犯在逃……其间，重庆市共发生11317起涉枪案件，且年年上升，仅辑枪治爆行动和打黑除恶斗争收缴的各类枪支就达5687支……文强包庇纵容以“亮点”为代表的卖淫窝点多达9处，造成毒、赌、黄泛滥。10年来，有380多名女青年被逼沦为卖淫女，有1人死亡，7人至今失踪……中国青年报：对于你父亲的这个结果，你觉得是他个人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文伽昊：大部分是我父亲个人不对，但也有制度的漏洞。中国青年报：你认为制度有什么漏洞？文伽昊：有多大的权力才犯多大的过错，他犯这么大的过错，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纠正，如果早点纠正，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中国青年报：你觉得为什么没有纠正过来？文伽昊：第一，可能是我父亲工作成绩很好，掩饰了他的问题。第二，监督的力量也少了，否则我父亲也不会这样。如果明知做错事会被发现，制度足够严密，想犯错误的人都不敢了。找专案组是谢才萍准备“摆平”的第一步。她通过熟人找到专案组的一名领导，采用“以钱开路”的老办法，在送给对方装有5万元的信封后，她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我愿意投案自首，但是你们必须保证我能够取保候审，这是我哥（指文强）的意思”。这位专案负责人称：“市局查得紧，你的事难度太大，我不敢打保票，钱你还是拿回去吧。”说完，把5万元还给了谢。之后，谢才萍又通过熟人找到南岸分局一名负责人，提出同样的要求，也被拒绝了。谢仍不死心，又找到一名法官，企图通过他与公安局领导的关系，实现所谓投案自首，达到取保候审的目的。尽管谢才萍的目的没有实现，但她逃犯的身份仿佛被人“遗忘”了一样，她多次现身，与专案组、法官和警方领导谈“自首条件”，在“自首”不成的情况下，却没人动过将其抓获归案的念头，致使她当了近1年的“网上逃犯”。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六楼会议室，法理学、民法、宪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媒体记者、旁听的学生把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大家都想知道，在座的诸位法学界“大腕儿”如何回应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关于“《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公开信。学者之间意见相左不新鲜，但这般规模的公开“叫板”，恕我孤陋寡闻，真是第一次遇到。从酝酿到出台，《物权法》历时13年，历经8次审议，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纪录。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泳教授，将部分网络公关公司比喻成一朵长在网络丛林中的“恶之花”，这朵游走在道德甚至法律边界的“恶之花”，对消费者、网络世界乃至企业自身的危害性都难以估量。刘军也认为，网络“灰公关”在法律、行规和道德的空档期，也许有所斩获，但是几年之后，随着法律行规的日渐清晰、同类公司的逐步规范和公众意识的日益跟进，这笔钱“一定不好挣了”。“你是否在一片深海逆流而游？你是否感觉正在绝望地下沉？你是否经历了太多而深深厌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当你无法接受它，你可以改变它。有时候在你最灰暗的时候，所有的光亮都似乎消逝，当你像寒冬仅剩的一朵花儿，所有的色彩都已变灰，坚持住，变坚强。”它来自一位得了多年癌症的外国歌手的《be strong》，她现在已治愈了。她说：Well， hang on， and be strong..
《底线:新闻背后的真相》编辑推荐：中国这30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年到150年的发展道路。我们曾经非常幼稚地认为，中国不会有污染，但现在发现根本绕不过去。我们曾经认为，可以绕开很多社会矛盾，现在也发现根本绕不过去。既然在30年中实现了别人100年到150年的发展，就一定要在这30年中集中承受他们发展中的社会矛盾。现在，社会矛盾集中地突出爆发了，怎么办？我们可以不做宏大叙事，但我们一定要有宏大关注。重庆红与黑，独家见证文强的最后四小时，“食品安全”，把消费者逼成专家，成本巨大的“越维越不稳”怪圈，谁让洱海成了富人的后花园，考量官民互信的大逃亡，“网瘾集中营”的生活，国际法正义吗，中国青年报独家披露，总编辑陈小川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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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看，是同学推荐的，应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