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学论集
2013-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宝生
无
代序跋涉在梵学之路梵语是印度古典语言，仿照“汉学”一词，我在这里用“梵学”指称古典印度学。印度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与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梵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其深度和广度也就可想而知。我与梵语结缘，有很大的偶然性。1960年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报到时，却告知我已被调到了东语系。而到了东语系，又把我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这是命运给予我的恩赐，使我得以在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教授亲自执教下学习了五年。在这五年中，我们不仅学会了梵文、巴利文和英文这些语言工具，也对印度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有了深切认识。尽管我对印度古代社会、历史、宗教和哲学的研究也怀有浓厚兴趣，但我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强烈爱好。1965年学业结束，我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进入研究所还不到一年，就遇上“文革”。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在“炼狱”中经受了痛苦的磨炼。因此，“文革”结束，能够重新开始学术研究，倍感幸福。其实，在“文革”尚未正式结束之前，我们研究所在1973年就已开始非正式地恢复学术研究。冯至所长还亲自写信委托季羡林先生指导我的研究工作。殊不知当时先生尚未“解放”，我在北京大学一幢学生宿舍楼的值班室里找到了他。这次“非同寻常”的问学，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从bibliography（目录学）入手。”这样，在此后几年中，我经常查阅和浏览国内外学者的梵学研究成果。由此，我也养成阅读书目的习惯，每年按照一定的经费额度，为图书室订购梵学图书。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图书室收藏了从事梵学研究尤其是梵语文学研究的许多必备用书。作为学术研究的准备阶段，我在那几年里读了不少书。不仅读梵语文学的书，也读有关印度古代社会、历史、宗教和哲学以及中国文史哲、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这是一种出于求知欲而无功利性的读书，当时直接感受到的是知识的拓展和精神的愉悦。它的实际效用要到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才会真正显现。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专精”和“博通”构成辩证关系，每位学者在具体研究中都会有自己的专长，但在知识结构上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走上正轨后，我便开始撰写和发表梵语文学研究论文。在治学方法上，我自然而然会受到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业师的影响。同时，我也自觉地向所内前辈学者学习，尤其是对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著作，都怀着敬仰的心情认真地读过。打通中外文学，打通人文科学，这是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应该努力追求的学术目标。如果说我是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的“受业弟子”的话，那么，我也自认是钱锺书先生的“私淑弟子”。面对诸位先生的学术造诣，我深知自己在一生的学术道路上，必须虚心又虚心，容不得半点骄傲和自满。1983年至1986年期间，我参加了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印度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其中的梵语文学部分主要由我承担，季先生只撰写关于史诗《罗摩衍那》的一章。因为季先生当时刚刚完成这部史诗的翻译工作，并撰有《罗摩衍那初探》一书。我联想到季先生在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中，也是只撰写他本人做过深入研究的一些条目。然而，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对梵语文学的概况虽有所了解，但对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深入研究才刚刚起步，发表的论文也有限。因此，严格地说，我还不适宜承担《印度文学史》中梵语文学的撰写任务。但出于工作需要，我只能边干边学，撰写的主要方法是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注意吸收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这次编写工作，我对梵语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入的梳理，加固了自己的梵学根基。1987年至1991年期间，我承担了社科院重点项目《印度古典诗学》。在中国，向学术界介绍梵语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是金克木先生。早在1965年，他就为我们研究所编辑的《古典文学理论译丛》选译了一些梵语诗学名著的重要章节。而我在撰写《印度文学史》中《梵语文学理论》一章时，真切地体会到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诗学宝库。从那时开始，我就注意收集和订购这方面的图书。在资料基本齐备的基础上，我用了两年时间认真阅读梵语诗学原著以及印度学者撰写的各种梵语诗学研究著作，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并译出许多需要引用的梵语诗学原始资料。然后，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工作。这部著作依据丰富的原始资料，描述了印度古典诗学的源流、体系和结构，对它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形成的种种独特的批评原则、概念和术语做了认真的阐释。此书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艺美学丛书”，出版后，受到国内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们的欢迎。这部著作虽说有填补国内梵学研究中的学术空白的意义，但我决定从事这项研究也有现实的动因。当时国内文学理论界出现比较文学热潮，并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将广大的东方纳入比较文学视野，努力开展东西方文学比较和诗学比较。这当然是美好的学术愿望。可是，在国内，东方诗学研究一向是薄弱环节，所以，我发愿要写一部印度古典诗学著作，为中国的比较诗学提供一些资源。在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深体验到印度古典诗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与中国和西方古典诗学迥然有别，但在文学原理上是相通的。我觉得各民族诗学中那些超越时空而相通的成分往往是文学理论的最可靠依据，代表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和基本原则，故而打通印度、中国和西方诗学，是一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基于这种想法，在完成《印度古典诗学》后，我准备“趁热打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实际上，我也已经尝试写了两篇论文：《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以及《禅和韵——中印诗学比较之一》。但这项研究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从1993年起，我接受了另一项学术任务，即主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已由季羡林先生译出。而《摩诃婆罗多》的规模更宏大，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号称有“十万颂”（现代精校本约为八万颂），篇幅为《罗摩衍那》的四倍。这项翻译工作原本由赵国华邀请我们几个老同学共同承担。金克木先生为我们确定了翻译体例，还亲自翻译了这部史诗的头四章，为我们示范。然而，不幸的是，赵国华英年早逝，甚至没有亲眼见到于1993年先行出版的第一卷。这样，出版社的领导找到我，希望我出面主持完成这项翻译工作。我考虑到《摩诃婆罗多》本身的文化意义，也考虑到应该实现亡友的遗愿，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这项工作也得到科研局的支持，于1996年列为院重点项目。从1993年我接手主持这项工作，直至2002年完成全书的翻译，前后花费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我把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作为项目主持人，我除了承担较多的翻译任务外，还负责全书译稿的校订和通稿工作，并为每卷译文撰写导言。随着工作的展开，岁月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这是一场“持久战”，既是对自己学术能力的检验，更是对自己意志和毅力的考验。正如我在译后记中所说：“我有一种‘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的真切感受。而劳累时，看到眼前已经完成的工作量，又会激发信心和力量。尤其是离最终目标越来越接近的一两年中，我全神贯注，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翻译。在这些日子里，《摩诃婆罗多》仿佛已与我的生命合二而一，使我将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我能体验到淡化身外之物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而这种精神愉悦又能转化成超常的工作效率。我暗自将之称为‘学问禅’，也就是进入了思维入定的‘三昧’境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了全书的翻译（约四百万字）。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精心编辑和印制，于2005年出版，贡献给国内学术界。从学术上说，《摩诃婆罗多》起码有印度学和史诗学两方面的研究意义。在完成翻译工作后，我完全可以接下去对这部史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但我决定还是回到我已放下很久的诗学课题上去，开始了中印古典诗学的比较研究。因为许多饶有兴味的诗学问题始终萦绕在心，激发我的研究欲望。这项研究的预期成果分为两部分：一是译出几部梵语诗学名著，二是写出一部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专著。这样，我先翻译梵语诗学名著，一鼓作气译出了《舞论》、《诗庄严论》、《诗镜》、《韵光》、《诗光》和《文镜》等十种，其中四种是选译，六种是全译。后来，它们结集为《梵语诗学论著汇编》（约八十万字），作为《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之一出版。在完成翻译任务后，我进入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阶段。我先对中印古典诗学的文化背景进行思考，撰写了三篇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的论文：《历史和神话》、《宗教和理性》和《语言和文学》。就在这项比较诗学研究进入正题之时，我的研究重心又身不由己地出现了转移。当时，有一些青年学者愿意跟随我学梵文。我想到梵学研究资源丰富，而国内梵语人才稀缺，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担起培养后继人才这份责任。这样，我于2007年夏至2009年夏开设了一个梵语研读班。参加这个班的学员都已经具备梵语语法基础知识，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精读梵语原典。因为只有真正学会阅读梵语原典，将来才有可能独立从事梵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经过两年的学习，学员们觉得收获很大，并希望能将我们的教学成果保存下来，便于今后复习和参考，也为国内提供一部学习梵语的辅助读物。于是，在学员们的协助下，我编了一部《梵语文学读本》。所收篇目都是我讲课用作教材的梵语文学名著。读本内容包括梵语原文、汉语译文和语法解析三个部分。这部读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而就在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执行这个项目。在培养人才方面，开设了一个学期为三年的梵文班。在研究方面，制定了有关梵学各领域的研究计划。我一方面分担梵文班教学任务，另一方面主持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不仅有助于读解梵语佛经原典和古代汉译佛经，也对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近代以来，我国前辈学者都很器重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只是由于国内缺少梵语人才，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未能全面展开。现在，国内新的一代梵文学者正在成长起来，已有可能全面开拓这一研究领域。这样，我近几年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先后完成了《入楞伽经》、《入菩提行论》和《维摩诘所说经》三部佛经的梵汉对勘，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回顾我这一生，跋涉在梵学路上，乐在其中。这部《梵学论集》中所收论文，我是按照它们发表年代的次序排列的，呈现出一路走来的足印。我一步一步行走着，我的生命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桑榆之年。但是，梵学研究对我的吸引力依然丝毫未减。我还惦记着我的中印古典诗学比较研究，希望自己能在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告一段落后，再回到这个课题上来。
本书收录了社科院学部委员黄宝生研究员关于梵学研究的论文29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印度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二、中印文学、文化比较，以及古代印度文学、佛学对中国影响研究。三、古代印度文学、佛经中译本的序言。
黄宝生，1942年生，上海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1965年9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和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和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成果有著作《印度古代文学》和《印度古典诗学》，译著《印度哲学》、《惊梦记》、《佛本生故事选》（合译）和《故事海选》（合译）等。
代序 论迦梨陀娑的《云使》 《本生经》浅论 胜天的《牧童歌》 古印度故事的框架结构 印度古代神话发达的原因 《管锥编》与佛经 印度戏剧的起源 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 梵语文学修辞例释 禅和韵——中印诗学比较之 在梵语诗学烛照下——读冯至《十四行集》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 佛经翻译文质论 书写材料与中印文学传统 季羡林先生治学录 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读《梵竺庐集》 《故事海选》译本序 《摩诃婆罗多》译后记 《摩诃婆罗多》前言 神话和历史——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之 宗教和理性——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之二 语言和文学——中印古代文化传统比较之三 《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导言 《奥义书》导言 《薄伽梵歌》导言 《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总序 《梵汉对勘》导言 《梵汉对勘》导言 《梵汉对勘》导言
版权页： 而印度的三千枚左右印章文字，至今尚未获得公认的译解方法。因而，印度现存最早的、可以辨读的文字是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石刻铭文，使用婆罗谜体和驴唇体两种字体。婆罗谜字体由左往右书写，后来演变成包括梵语天城体在内的印度各种语言的字体。驴唇体由右往左书写，显然受西亚波斯字体影响，后来在印度消亡。 文字的产生，意味书写材料的产生。印度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桦树皮和贝叶。贝叶是印度多罗树（即棕榈树）的叶子（Patra，音译“贝多罗”或“贝多”）。按照印度的气候条件，这两种书写材料都不宜长期保存。另外有些书写材料，如竹、木、布、兽皮、金属和岩石等，由于不实用，不可能普及。中国的纸张至迟在七世纪末叶传人印度，但一时不可能广泛使用。此后，中国的造纸法也传人印度。尽管如此，纸张直至近代都未能在印度完全取代贝叶。以苏克坦卡尔主编的《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第一篇为例。他所利用的六、七十个抄本大多是十六至十九世纪的抄本，其中虽然纸抄本居多，但贝叶抄本仍不少，还有个别桦树皮抄本。 这样，由于印度古代缺乏合适的书写材料，文化领域里长期保持远古时代口耳相传的方式。现存整个吠陀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书写的知识。尽管我们不能据此断定吠陀时代根本不存在书写，但毋庸置疑，口耳相传是当时学习、掌握和保存文化知识的主要手段，书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至多偶尔用作辅助手段，因而不屑一提。又如，中国古代前往印度取经的高僧在游记中写道：“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法显《佛国记》）“咸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但实际上，法显、义净和玄奘都搜集到大量梵本贝叶经，携带回国。这同样可以说明，印度古代的传播媒介以口耳相传为主，以书写为辅。 显然，这种师徒口传的方式有利于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现存《梨俱吠陀》各卷中标明的作者分属各个“仙人”家族。这些所谓的“仙人”也就是后来的婆罗门祭司。婆罗门凭借口耳相传的方式垄断了各种吠陀经典。连刹帝利子弟也必须向婆罗门支付酬金，方能学习吠陀。而低级种姓根本无权学习吠陀。《乔答摩法论》规定：“如果首陀罗听取吠陀，他的耳朵必须被灌进熔化的锡或虫漆；如果他背诵，他的舌头必须被割掉；如果他默记，他的身体必须被劈成两半。”正是通过垄断宗教和文化知识，婆罗门的最高种姓等级和婆罗门教的正统地位才得以长久维持。
《梵学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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