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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反思与前瞻

黄书光 天津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6  

出版社:

天津教育出版社  

作者:

黄书光  

页数:

315  

内容概要

  《教育经济与管理丛书: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反思与前瞻》着重就传统与现代的接续与超越层面,对20世纪以来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本土建构与政策调控、课程的学理依据与知识基础、德育的观念变革与文化旨趣、教学法的与时推移与内在自觉、实验的特性比较与价值取向等方面展开前瞻性反思,并力求从现代化理想、全球化观念和生命意识的理论高度全方位地审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走向。

作者简介

  陈永明,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年生于上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MPA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欧美同学会会长、教育管理系主任、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为创设华东师大“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点以及MPA试点单位作出奠基性贡献;2003年主编出版的5本MPA教材是我国MPA“教育行政管理”专业方向的首套研究生系列教材,荣获“上海市回国留学人员先进个人”称号。    黄书光,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教育哲学史》第四卷、《胡适教育思想研究》、《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基学教育思想与中国文化》、《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主编《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合著及参编著作有《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文化使命》、《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古代卷)等7部,发表论文70余篇。专著及主要参编著作曾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特等奖”、“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等多项科研成果奖,并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01)、第四届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2002)。

书籍目录

《教育经济与管理丛书》总序引言第一章 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本土建构与政策调控第一节 中国现代基础教育体系的形成一、西学东渐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冲击与清政府的应对二、中国新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三、社会主义基础教育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曲折与前进四、中国基础教育的数量扩充与内涵发展第二节 基础教育的学制改革与外来学制的本土化思考一、西方学制的移植及其本土化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探索三、对中国基础教育学制建设的深层思考第三节 教育政策调控下的基础教育功能演变与权力分配一、教育方针政策的不同定位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导向二、基础教育体制改革与基础教育权力分配第二章 基础教育课程的学理探讨与知识基础第一节 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一、基础教育现代课程体系的建立与本土适应二、社会主义课程体系的确立与发展三、余论第二节 基础教育课程的理想追求一、选修课程对必修课程的挑战二、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的互补三、职业教育课程对学术性课程的反抗四、综合课程在中国开设的可行性分析第三节 知识观变化与当代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取向一、传统知识观下的课程观二、现代知识观影响下的课程观更新三、当代知识观的新发展及课程观的新建构四、当代课程观的新发展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影响第三章 基础教育领域的德育观念变革与理论探索第一节 百年激荡:德育观念变革与政策导向一、清末民初:新旧德育观念的争持消长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德育观念的深层变革三、国共两种德育理论模式之对峙四、共和国德育的曲折发展与改革探索第二节 文化价值取向与德育课程建构一、“中体西用”价值取向及其对清末德育课程的影响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德育课程改革三、三民主义思想统制下的德育课程特征四、社会主义时期德育课程的政治化情结及其调适第三节 生活世界中的当代德育思考一、历史层积与社会转型期的德育困惑二、脱离真实生活的德育表演三、回归“生活世界”的当代德育创新第四章 基础教育中的教学法反思第一节 基础教育中的教学法变革一、传统蒙学教学法的思考二、基础教育教学法的演化三、基础教育教学法发展的特点第二节 教学观念转变的文化剖析一、教学观念转变的时代背景二、教学观念转变的价值旨趣……第五章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实验探索与价值取向第六章 现代化理想、全球化观念、生命意识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走向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民初学制由于其本身的不完善,使学制成为政府单方面行为,由于无法得到社会普遍认可而失去制度的严肃性、规范性、强制性。中国学制的制度化还需要各界共同努力,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更准确地说,关键因素还在于要制定出一个更为科学的同时,也更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学制。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校教育才可能维持其作为一种制度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强制性,使学校教育走上制度化轨道。  作为一种制度,学制本身具有规范性,需要统一遵照执行。这种规范性的推行,一是靠来自政府权威机构的强制性,另一个就是依靠其本身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度本身的严肃性。依靠强制力推行固然是制度执行最基本的手段,但如果制度本身缺乏科学性,在实际推行中必然受阻,因此只有科学性才能保证制度的有效性。民初的学制就是因其科学性不足而使其有效性大打折扣。  制度是严肃的,一般为了保证制度规范、内容有效,在制度制定之前通常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选取一定样本做一个阶段的试验,然后才能被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加以推广,使之制度化。民初的学制却因其缺乏这样一个前期过程而使其不符合中国实情,失去有效性。  其实,民初学制制定的不科学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制度本身缺乏科学的认识。人们认为制度可以被任意移植,随意制定,只要制定出来,就会被强制执行,自然就起到制度的规范作用,却忽略了规范的有效性问题。问题实质是,规范如果没有针对性,不切合需要,与实际情况脱节,规范就根本无实效性可言.制度不但形同虚设,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激化矛盾,使问题更突出。所以制度制定只是制度化的第一阶段,由制度到制度化还需要人们观念认识的发展,只有认识跟上去了,制度的制定才可能更科学、有效,才可能被真正施行。  2.1922年“新学制”改革中对中国基础教育制度的科学化探索  “壬子·癸丑学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各地纷纷呼吁重定学制,一些学校甚至等不及政府制定新学制就已自行开始学制改革,普遍情况是将中学学年延长,并根据地区、社会、学生需要实行文理分科或增加职业教育内容,试行综合中学制、学分制和分科选科制。这些学校改革学制的实践客观上为新学制的制定提供了实验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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