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翻译文学
2011-5
春风文艺
谢天振|主编:韩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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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10年中国翻译文学，我觉得有两件大事必须一提：一是三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评奖优秀翻译文学奖空缺，另一则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对前者我一直持较多保留意见，对后者我是有贬有褒，譬如对去年的诺奖颁奖结果我颇有些微词，但对今年的结果却是赞赏有加。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是于2010年11月9日正式颁奖的，但之前在先行颁布本届的评奖结果时，文学翻译的空缺就已经引发了学界和译界的热议和质疑。对此有关评委的解释是，尽管“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在近一二十年间的发展，其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然而在表面的热闹之下，能感动读者、令人信服的文学佳译却似乎不多，粗制滥译的反倒并不少见，很多译本禁不住显微镜观察，甚至硬伤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空缺，实际上是一种必然”。 我对这种解释颇不以为然。我当然也赞成在评选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时要考虑译作的翻译质量，对那些翻译质量“硬伤累累”的译作不能入选鲁奖，我也认为是完全应该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译作的翻译质量，鲁奖的评委们是否还考虑过其他因素？本届鲁奖曾有五部译作取得了备选资格，但最终还是无一获奖，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其原因是这“五部备选作品都没有达到获奖标准”。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的获奖标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有关评委屡屡提及的关于备选作品“翻译疏漏层出不穷”、“翻译表达不贴切、不准确”等意见来看，我们不难想见，评委们关注的主要也就是译作的翻译质量，最多还有编辑质量罢了。 然而，在评选代表r个国家最高级别的优秀翻译文学奖时把眼光仅仅或主要集中在译作的翻译质量以及编辑质量上——具体而言也即其语言文字转换是否贴切、是否准确等，是不是就够了呢？假设有一部译作，它的翻译质量达到了评委们的要求，表达贴切、准确，也没有累累“硬伤”，这样的译作是否就可以获得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了呢？若是，那么这样的评奖无疑是把一项崇高的国家级别的优秀翻译文学评奖降格成了一桩普通的文学翻译竞赛的评奖了（文学翻译竞赛的评奖才是把翻译的质量放在首位而不顾及其他因素的）。 而鲁奖评选的是优秀翻译文学。何谓优秀翻译文学？众所周知，文学翻译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译入语国家的读者译介在古今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因此，评判一部译作是否称得上是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首先我们应该看它所译介的原作是否属于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列。否则，如果原作是一部在世界上属于二、三流的作品，甚至是文学垃圾，那么这部译作的质量再高，它也没有资格入选像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国家级别的奖项。 其次，评判一部译作是否属于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之列，还应该看它是否对译入语国家的文学、文化做出了贡献。譬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译介入我国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作品，对刷新我国读者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对启迪我国作家的创作理念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作家在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后发出感叹：“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以为像这样的译作就应该称做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而假如一部译作尽管翻译质量也还不错，出版后也广受读者欢迎，发行量还很大，那至多也就是一部畅销书而已，而绝对不够优秀翻译文学的资格。 最后，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当然还应有较高的翻译质量。但这里的质量不应该只是指译文在对原作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毫无瑕疵，还应该指译作能不能给译文读者以原作读者同样的美的享受，同样的心灵感动，同样的思想启迪，或如草婴先生所言，让读者在读译作时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历其境”。换言之，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译作应该像原作一样，营造起一个优美、生动、丰富、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这样的译作才称得上是优秀的翻译文学。 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当然不应该有“累累硬伤”，但我也反对把译作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这种做法不是在评优秀翻译文学奖，而是外语教师在批改学生的翻译作业。对于偌大一部译作来说，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因此，译作中存在的一些翻译瑕疵不应成为其能否获奖的主要考虑因素。 本届鲁奖文学翻译的空缺还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了优秀的翻译文学家，已经没有了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这对目前仍然健在的优秀翻译文学家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同时也不符合目前我们国家文学翻译的现状。我当然承认目前市场上粗制滥译的翻译作品是不少，它们败坏了我们国家文学翻译的声誉，但是它们不是我国目前文学翻译的代表，代表我国目前文学翻译水平和成就的，应该是草婴、杨绛、李文俊、杨武能、赵德明等一批真正优秀的翻译文学家。 我们的评委一方面对着翻译质量“硬伤累累”的备选译作慨叹“目前能感动读者、令人信服的文学佳译却似乎不多”，但在另一方面却对众所公认的翻译大家及其优秀译作视而不见；一方面强调“文学翻译应是一门精致的艺术”，应“给予足够翻译时间，慢工出细活儿”（本届评委主任蓝仁哲教授语），但另一方面却又急功近利地把目光囿于最近三年出版的翻译作品。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功利的评奖标准和方法，凝聚着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煌煌十二卷的《托尔斯泰小说集》、李文俊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精心翻译的福克纳作品等，也就无缘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了。这对鲁迅文学奖实在是一个讽刺，同时也是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迄今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缺乏权威性的原因所在。 作为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优秀翻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本来它理应担当起一个正确的导向作用，也即通过评奖展示我国现阶段真正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通过评奖引导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向草婴先生等这样一批终生不渝、献身崇高的文学翻译事业的杰出翻译家学习。但是由于目前这种过于功利的评奖标准和方法，一批优秀的翻译文学家及其译作被排斥在评奖的范围之外。 由此可见，文学翻译之所以空缺本届鲁奖，与其说是因为我国目前文学翻译界缺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不如说目前的鲁奖优秀翻译文学奖的评奖理念，机制、方法和标准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前媒体和公众都普遍预测今年该轮到诗人来领奖了，譬如赢得许多中国读者喜爱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就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之一，我们2009年推出的“翻译文学卷”就选入多首阿多尼斯的诗，然而最终评委揭晓的得主却是秘鲁小说家巴尔加斯·略萨。 尽管结果出乎预料，但在第一时间获悉略萨得奖的消息后我却由衷地为之感到欣喜，不是为略萨，而是为诺奖评委所做出的明智的选择。因为把诺奖颁发给略萨这样一个在我看来是真正的、纯粹的文学家，给诺奖注入了明确的文学因素，多少表明了一个文学奖项对文学的回归。如果说2009年把诺奖颁发给德籍罗马尼亚裔作家赫尔塔·米勒带有明显的政治印记的话，那么选择略萨作为2010年的诺奖得主其政治因素显然大大淡化了。 我对略萨毫无研究，对略萨的作品读过的也不多，但他的一部长篇《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和一篇散文《文学与人生》（均赵德明译）却足以让我认识略萨卓越的文学才华和他对文学的真知灼见和深刻情怀。 …… 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焦虑，对人与环境如何和谐相处问题的探索，等等，是当前被称为“日本环境文学”的作品关注的焦点。日本作家阿部昭的小说《自行车》（《世界文学》第2期）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和情节：男主人公住家的附近有一块空地成了“大件垃圾”的堆放站，许多自行车被扔在那里，“从接近报废的到几乎全新的，从成人使用的到儿童专用的，各种款式和型号的应有尽有”。不光是自行车，普通家庭日常使用的各种家具器皿，“从锅碗瓢盆到冰箱、煤气灶，从厨盆、浴缸到洗脸盆、洗衣机，还有餐桌餐椅、成套的客厅沙发，甚至挂钟、电视、梳妆台、旅行箱，各类物品一应俱全”。看着这些所谓的垃圾越堆越高，看着有些甚至大老远地开着小型卡车把立体声音响、大衣柜等物件扔到这里，男主人公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些“大件垃圾”比起他家“那些小心使用的可怜的家具用品来，大多都要好很多倍”。他经常到这里来散步，实际上是想在这里给他的第三个孩子找一辆成色比较新的儿童用自行车。这天白天他发现了一辆这样的自行车，但碍于面子没有下手，打算待晚上天色暗了后与家人一起去取。然而晚上的大件垃圾堆放站却是热闹非凡，有好多人打着手电在那里寻找各自感兴趣的东西。不用说，那辆自行车早已被人家捷手先得了，不过男主人公也没有空手而归，“五口之中竟有三人捡来了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垃圾”。“至于儿童自行车嘛，只要再等上两三天，说不定同样的东西又会出现了。”男主人公在心里这样盘算着。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立体几何》（《外国文学》第1期）和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等待》（《外国文学》第2期）是两篇需要细细品味的短篇小说。《立体几何》故事结构非常巧妙，是在一个杀人的故事中套入了另一个杀人的故事。然而尽管小说讲述了两桩谋杀案，但在作品里读者却丝毫觉察不到半点谋杀的血腥气。这与小说的叙事方式有关：男主人公“我”不瘟不火地自述其如何全身心地醉心于整理其曾祖父留下的整整四十五卷日记，而对其妻子则感到不胜其烦，打算与她离婚。在整理日记过程中他发现曾祖父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一个密友M，但后来M却消失了。他细读相关材料，发现日记中提到一个“无表面的平面”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任何物体通过一系列的特殊折叠便可以使它消失。显然，曾祖父就是运用这个理论使他的密友M消失的。于是“我”拿来一张纸，严格按照日记上所写的步骤，一步一步地进行折叠，手中的纸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接着，“我”假意与妻子示好，却在与妻子做爱时把她“折叠”起来，而后她也不见了，“深蓝色的床单上只剩下她追问的回声”。 小说《等待》的故事很简单：本尼·阿维尼是一个小镇的区议会主席。表面看本尼是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男人——本人是区议会的领导人，妻子是小学教师，一对双胞胎女儿也都已长大成人。但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收到妻子托人捎来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别担心我”四个字。起先他确实也并不感到担心，但在他回家后发现妻子不在，接着在找遍了妻子有可能去的地方妻子都不在时，他开始担心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回忆和反思他和妻子关系中的问题：在两人相敬如宾的表象下，他们没有真正的对话和沟通，他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却从未考虑过妻子的感受，妻子的理想与追求。妻子热爱雕塑，希望开一个雕塑作品展，他不支持；妻子与女儿们在一起谈话，他“从来不知道她们谈论的是什么，也不想去知道”；甚至在妻子愤怒地指责他“既不关心我们也不关心孩子”时，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把它当回事。现在妻子的出走，终于揭开了在他们表面幸福、风平浪静的婚姻生活中早就潜在的感情危机。他坐在妻子“两三个小时前曾坐过的纪念公园那条长椅上”等待妻子。 《等待》表面看似乎只是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凡人琐事，但研究者发现它蕴涵着非常深刻的主题，它生动地揭示出“生活的悲剧都在于对话的缺失”，“夫妻不合、父子冲突、民族争斗、国家分裂都是缺乏交流的结果”。 在“散文”部分，除前面提到的米勒在诺奖授奖典礼上的受奖词外，我还发现了另一位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的受奖词《写作的光荣》（《外国文艺》第5期）。这篇最初发表于1957年的受奖词是法国文化界配合20lO年“加缪年”而第一次予以全文发表的。正如译者袁莉所言：“这虽然是一篇被延迟了半个世纪才发表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闪耀着不灭的时代精神，透示着强大的文字力量。” 当代法国作家端木松的《法国没落了吗？》（《译林》第6期）虽然篇幅很短，却意味深长，虽然谈的是法国的事，却对中国读者同样富于启迪意义。作者举出当前法国学校里学生错字连篇的作文，大声疾呼：“法语一直是我们存在的家园，难道今天可怜的法语要毁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吗？”作者进一步强调指出，“成为今天的法国人，首先要为法国而自豪。要为法国自豪，最好是要了解她。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不再学习法国历史、她的伟大和她的语言，那么法国人真的就不会有什么希望。” 葡萄牙著名诗人佩索阿的《受教的斯多葛信徒》（《译林》第4期）是作者的札记、散文片段的汇编，虽不成篇，却文笔隽永，处处有智慧的闪光，发人深省，引人共鸣。 在“诗歌”部分，除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李立扬的诗外，我还特别推荐1995年的诺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诗十首》，（《外国文学》第4期）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的诗《诗十三首》，（《外国文学》第5期）。两位诗人的诗作都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广阔的国际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和娴熟的写作技巧。而对生命的循环、历史的循环和艺术的循环的沉思，正好突显出两位诗人的共性，也一定能赢得中国读者的赞赏。
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2010年翻译文学》精选了2010年度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文学佳作，这些作品都是外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分别有小说、散文和诗歌三大类。 《2010年翻译文学》是“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的翻译文学卷，由谢天振主编。
序小说远亲熊从山那边来独自一人恋爱中的骗子时装密码树之子和白痴一起生活自行车立体几何等待散文写作的光荣每个词都知道某种魔圈法国没落了吗受教的斯多葛信徒（片段）诗歌李立扬诗四首诗十首诗十三首索引2010年外国文学作品汉译书目辑录2010年我国主要期刊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篇目索引2009年11～12月外国文学作品汉译书目辑录2009年11～12月我国主要期刊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篇目索引关于外国文学作品汉译索引及书目的说明
“我打不开这台现金出纳机把钱退给你，”她解释说，“因为谢纳伊·哈纳姆回家吃午饭时把它锁上，钥匙带走了，我不好意思说。”她的头靠在我的胸脯，又开始哭起来，我继续小心翼翼、满怀怜爱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我到这儿来工作，是为了多接触些人，打发时间的，不是为了钱。”她哭泣着说。 “为了钱而工作，也没什么可难为情的啊。”我没心没肺地胡诌。 “是的，”她说，像个沮丧的孩子，“我爸爸是个退休教师……两周前我满十八岁了，我不想成为家庭负担。” 担心控制不住情欲的冲动，我把手从她的头发上拿开。她立刻明白了，镇定了一下，我们都向后退了几步。 “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哭过了。”她揩了揩眼睛，说。 “我保证，”我说，“朋友之间庄重的承诺，菲松。我们相信彼此会保守秘密的。” 我看到她露出微笑。“这包我就留这儿吧，”我说，“回头再来取钱。” “你愿留就留这儿吧，但你最好别来这儿要回钱。谢纳伊·哈纳姆不会承认手包是假的，否则你会后悔的。” “那就换别的东西吧。”我说。 “我不能那么做了。”她说，听来就像一个傲气又娇气的女孩。 “不，真的，这没什么的。”我说。 “但对我来说可不一样，”她坚定地说，“谢纳伊·哈纳姆回来时，我要把那笔钱要回来。” “我不想那女人再给你找麻烦。”我回答说。 “别担心，我想出办法来了，”她说，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我会说西贝尔·哈尼姆已经有个一模一样的包，所以她来退货的。这样说行吗？” “好主意，”我说，“但为什么我不可以直接跟谢纳伊·哈纳姆说呢？” “不，什么也别跟她讲，”菲松断然说，“因为她只想着怎么骗你，从你那儿打探隐私。一定别再来这家店了。我可以把钱交给维吉希姨妈。” “哦，请不要让我妈妈知道了。她更喜欢刨根问底。” “那我把钱放哪儿呀？”菲松问道，扬起眉毛。 “送到泰什维基耶大街131号莫哈梅特公寓吧，我妈妈在那儿有房子，”我说，“我去美国前，把那里当做我的隐匿处——我去那里学习，听音乐。那地方很开心，后面还可看到花园……午饭时间我也去那儿，两点到四点之间吧，抓紧处理完我的案头工作。” “好吧。我把钱送到那儿去。公寓的门牌号是多少？” “四号，”我小声说。我只能挤出下面的几个字，它们像哽死在喉头，出不来了。“二楼。再见。” 我在心里把这一切计划好了，心怦怦乱跳。出门前，我鼓足了勇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回头看了她一眼。来到大街上，4月的午后热得有点反常，我的羞愧和内疚与那么多幸福的景象混在一起，尼桑塔斯的人行道上似乎闪烁着一种神秘的黄色。我拣有阴凉的地方，沿着楼房的边上和蓝白相间的橱窗遮篷下面走。我看到一个橱窗里有只黄色的水壶，就迫不及待地进去买下了。这只黄色的水壶，不像其他无意中弄到的东西，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毫不惹眼地待在我母亲和父亲，后来是我母亲和我吃饭的那张桌子上。每次我碰到那个水壶把时，我都会想起初次尝到与世隔绝的痛苦的日子。我母亲在饭桌边默默地注视着我，眼里充满着悲伤和责怪。 一到家，我亲了下妈妈表示问候；虽然下午这么早就见到我她很开心，但还是感到惊讶。我告诉她说，我一时心血来潮买了这把水壶，又说：“您能把莫哈梅特公寓的钥匙给我吗？办公室里有时很吵，我简直无法集中精力做事。我在想，也许待在那儿，我更走运些。我小时候待在那里，幸运就一直伴随着我。” “那里的灰尘一定有一英寸厚了。”我母亲说，但她径直去了她的房间取出公寓钥匙，上面系着一条红丝带。“你记得插着红色花的库塔雅花瓶吗？”她把钥匙递给我时说，“家里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你去时看看我是不是拿到那边去了？工作上别那么辛苦……你爸爸一辈子拼命工作，就是为了你们生活得快乐点。你们应该幸福的。带西贝尔出去，享受享受春天的气息吧。”说着，把钥匙塞进我手里，她奇怪地望了我一眼，说，“别犯糊涂啊！”我们小的时候，她就是用那种眼神看我们，警告我们说，生活有着不可预料的危险，那要比，比如说丢了把钥匙，更深不可测、更凶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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