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革命
2003-02-01
上海文艺出版社
苏珊・邓恩
256
杨小刚
无
1790年，美国外交家和政冶活动家古维诺尔·莫里斯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法国“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全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和阳光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措索徘徊”。尽管这两次革命都凸显了对有关自由、平等以及公正的相似的启蒙理念，但这次革命还是存着巨大的差异。美国人非常满意于他们保留了许多英国的传统，而法人却致力于对其千年历史的完全破坏。美国人接受非暴力的政冶冲突，而法国人反团结统一看得高于一切。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法国人着重于一切，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法国人着重公共秩序和团体的内聚力。 为什么这两次革命沿着不同的轨道前进？这两种对民主的不同理解视角，对近代历史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它们又对今天的民主给予何种经验教训？用一种明晰的叙事型的体例风格，并特别强调对主订当事人的生动描述，苏珊·邓恩始终追寻着这两次伟大革命在从近代历史一直到我们当代革命支动运中所遗留的影响。她的历史学分析和政学分析有机结合，对那些对民主国家冶理方式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是很吸引力的。
苏珊·邓恩是威廉姆斯大学法国文学和思想史教授，居住在麻省威廉姆镇。最近著有《路易十六之死：弑君与法国的政治想像力》。
致谢第一章 姊妹革命第二章 革命领导权第一节 托克威尔的变革处方第二节 不可实现的政冶第三节 美国人的集体智慧第四节 建筑师的与梦想第五节 革命与演讲第三章 冲突与一致第一节 美国的嘈杂第二节 法兰西民族，统一而不可分割第三节 平衡与强力第四节 法国追求强力而引起碰撞第五节 要斐逊主义模式的政党政冶第六节 法国的一致与镇第七节 党争是毒素第八节 恐怖行为第九节 为了拯救一切的肃清第十节 冲突与共同体第四章 革命的语言革命的舞台第一节 语言暴力第二节 人物上演第三节 活跃在法国布鲁图斯第五章 宣言一否定一权利第一节 为权利而战第二节 革命权利第三节 限制政计的权力第四节 自由，但是第五节 面向未来第六章 避蒙遗产第一节 奴隶制度与革命运动第二节 莫斯科的罗伯斯比尔第三节 胡志明大叔……第七章 论“陛下的忠实反对党”附录1：《权利法案》（美）附录2：《人权宣言》（法）
如果曾经有个模范人物的话，乔治·华盛顿是最后的美国模范人物，是诚实与自我约束的化身。华盛顿是个有雄心的人，但他能以心地高尚的公仆形象掩饰他对权力与荣耀的欲望。他创造的公众形象是这样的一个绅士农场主：他希望离开政治舞台，重返他在弗农山的土地，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愿意牺牲个人幸福，接受重要的领导职务。事实上，他通过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愿意行使并准备放弃权力的形象，一次次地获得了权力。 书摘1 当杰斐逊是个谨慎而富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时，他认为进步只能逐渐地增加，但当他作为一位革命家、业余的哲学家时，他的最终目标只能是“完美”。杰斐逊政治个性的两方面——小心谨慎与理想主义，在他非凡的声明中得到了融合：“我们必须满足于瞄准完美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 在美国政治中，杰斐逊证明了自己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位现实主义和富于实践的政治家。当他听到这个新联邦国家的宪法提议的消息时，远在巴黎的他感到非常的失望。人权 法案的缺失，是个伤害感情的遗漏，这种法案，“没有任何一个正义的政府会拒绝”。尽管他试图建议麦迪逊把宪法草案送回大会再做修正(但他没这样做)，取而代之的是，他声明，如果是多数人的意志占上风，他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尽管如此，他对宪法会得到进一步的修正持乐观态度。他写信给法国大使说：“我们应该满足于宪法为我们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他又补充说，他希望“有个适当的时机来修正宪法里面的一些毛病”。 尽管如此，革命依然使杰斐逊兴奋。1789年他写信给托马斯·潘恩说：三级会议“在交涉的每个阶段都显示了一种冷静和智慧，并表明了一种要将革命的火焰烧遍王国的各个角落并与它一同毁灭的决心，而不打算从政体的彻底改变中做任何退让。”杰斐逊热情洋溢的信表明了他对政治试验和改革的大胆热情的承诺。他所称赞的“冷静”和“智慧”与妥协和耐心并不同义，而是意味着这样的一种果断决心，即“要将革命的火焰传遍王国的各个角落”并与它一同毁灭，而不从“彻底的政体改革中”做任何退让。 火焰、鲜血、自我牺牲以及激进革命的牧歌，是杰斐逊1793年轰动一时的“亚当与夏娃”信函的预兆。在这封信中，他写道，“如果(法国革命)失败了，我们会看到地球的一半将荒芜人烟。如果每个国家都留有一个亚当和夏娃，留有自由，那事情将比现状好得多。”他为政治暴力所做辩解的满腔热情是震撼人心的，尽管有点天真和考虑欠妥，但他关于一个全新的自由人类种族的梦想，则是他的革命想像力大胆并且强有力的证明。确实，杰斐逊从来没有放弃这样的信念，即认为有这样一种目标，“值得我们以流血千里，混乱百年的代价去获得”。杰斐逊拥抱变革的无畏和英勇，证明了贝尔纳．伯林所说的，“这是一种在世纪)80年代基调里的新鲜与勇敢的行为，是一种持续的信念，认为世界仍然是开放的，认为年轻的、有活力的、勇敢的、满怀希望的、富有想像力的人已经主宰了这个世界”，并且正在创造“一个走出历史沉重”的文明社会。 杰斐逊关于“世界总应该属于有生命力的一代”这一激进看法感召着他，使他希望每一代人——不只是他自己——都应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和创造性的精神。这一持续革命的学说似乎是马基亚维里改良概念的满腔热情的翻版，这一学说主张公众活力定期的复原和公民对社会创建原则的积极的负责——尽管对于改良这一概念杰斐逊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剂健康之药，成了革新。正如马基亚维里所认为的，周期性的革命可以确保共和国的健康、活力和长存，而缺乏革新和更新的共和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停滞直到最后消亡。杰斐逊同样热衷于“骚动”和定期性的起义，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使领袖们保持对政体建国原则的忠诚。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亚伯拉罕·林肯接纳了杰斐逊的建议，他力劝国民们“在革命这一完美的开始和自由的氛围中，重新审视宪法”。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那里，他们将重新发现深奧的建国真理，这一真理不仅“适用于所有的人类和时代”，而且可以确保美国社会的不断更新。林肯写道：“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一种激情不是来源于体现在《独立宣言》的情感上的。”在宣言中，林肯相信他寻找到了变革的永叵原则。 当杰斐逊只为活着的一代人的政治自治和主权观念而激动时，许多人还是坚持把社会看成是一代代人合作的结果。在杰斐逊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他宣称，世界只属于活着的人，麦迪 逊读了后深感不安，他力图使他的弗吉尼亚老乡冷静下来，并提出两点建议。首先，两代之间存在一种持续性；其次，尽管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为人民拥有变更和废除“糟糕透 顶”的政府的权利而辩护，但他对于政治试验的扩散持有保留态度。然而，美国的试验还是成功的，麦迪逊警告说，“试验天性是如此的不稳定，以至于几乎难以遏制它的扩展”。明智的 麦迪逊或许已经影响了杰斐逊，后者上了一些年纪就渐渐认同了周期性的和非暴力的宪政改革，而不是周期性的革命。 杰斐逊激进地鼓吹造反和变革，相对于麦迪逊对政府的慎重沉思，或许看起来有点鲁莽。但是，他对于政治试验的热衷却是他以后拥有勇敢、易复原的乐观主义和忠实精神的一个证明。事实上，杰斐逊对于革新是充满热情的，以至于他在以后的几年中，像托克威尔看待法国革命一样，满足于把美国的革命看成是这样的产物，即那些在政治领域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理论家，把这个国家当成一块实践他们的无任何历史依据的构思和抽象观念的白石板的成果。杰斐逊评述说，“我们的革命……赐给了我们一本签名纪念册，在这上面，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我们满意的东西”。他补充说，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习惯于把革命描述成不负责任和不文明的行为，事实上，“我们没有机会去调查那些发霉的记录，去搜寻皇室的羊皮纸(档案)，去研究半野蛮状态的祖先的法律和制度。我们诉诸于那些本能的东西，发现它们深刻地镌刻在我们心中”。最后，杰斐逊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能够自然地发明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而庆贺。“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去试验自治政府，当我们不得不去设想它的时候，对于这门科学我们却是新手，它的原则和形式很少进入我们以前的教育。” 杰斐逊、亚当斯、麦迪逊、华盛顿、汉密尔顿、莫里斯都是新手吗?他们都是在政府中没有经验和不熟练的人吗?难道杰斐逊忘了自己的政治经历，忘了他在弗吉尼亚议会的服务吗?忘了他作为一位档案保管员为弗吉尼亚的宪法和立法记录所做的努力吗?忘了他曾对撒克逊宪政的羡慕?在杰斐逊去世的两年前，他突然令人惊讶地在观念上从美国革命转向了法国的孪生姊妹革命。他把美国革命想像为是由一些缺乏政治经验，遗忘甚至蔑视历史的人所创造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理论政治试验的结果。难道他忘了，在1776年，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希望回到他们在国会建立之前已经很熟悉的，并早已确立的权利和自由上，只不过那些权利后来被乔治三世剥夺了? 杰斐逊虚妄地认为，美国革命“赐给了我们一本签名簿，在上面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我们满意的东西”。这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逃避的梦想——一种梦想着无限的个人自由和梦想着脱离传统、经验和历史牢笼的解放。革新战胜了修复。杰斐逊把美国设想为一块全新的陆地，在这里，政治理论和人的理性力量，而非历史塑造了未来。 ……
致谢 在这个课题中，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给了我许多帮助和鼓励，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吉塔·梅、迈克尔·麦吉弗特、卡罗尔·布卢姆、加里·雅各布佐恩、麦卡利斯特·布朗、迈克尔·麦克唐纳、小罗伯特·F·达尔泽尔、杰夫·温特劳布、拉尔夫·勒纳、和里查德·K·马修斯，都在我的部分手稿中，慷慨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在我收集俄国革命的法国原始资料时，伊戈尔·季莫费切夫提供了知识方面的帮助。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的长期奖学金以及威廉姆斯大学的财政资助。我还要提出感谢的是，唐纳·切纳尔和他秘书科的同事菲利斯·卡特勒、艾利森·O’格雷迪，还有威廉姆斯大学图书馆的沃尔特·科马罗夫斯基，感谢他们的力所能及和热情的帮助。我的朋友及经纪人菲菲·奥斯卡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 书的某些部分曾在《威廉与玛丽季刊》(第三系列，五十三卷，第四集，1996年10月)和《党人评论》(六十五卷，第二集，l998年春季)上刊载过。 最后，我还要对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表示深深的谢意，他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仔细阅读了我的手稿，给我开了富有启发性的历史和政治课，还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这两次革命都彰显了对自由、平等以及公正等的追求。但是尽管如此，这两次革命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革命的结果是保留了许多英国的传统，而法国革命却致力于对其千年历史的完全破坏……诸如此类的差别，存在很多。本书就是对这些差别的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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