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日本的遗书
2008-8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陶晶孙
205
曹亚辉,王华伟
无
怀念父亲 陶棣土 常言说，人的价值盖棺定论，可是也不乏历经若干年之后又由历史做出新裁决的情形。今年是父亲陶晶孙去世第四十三个年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下获得解放的第五十个年头。恰逢此时，在日本，父亲的文集《给日本的遗书》即将第三次再版发行；在北京，今年五月《陶晶孙选集》得以出版，真可谓双喜临门。 父亲幼年漂洋过海移居日本。在开始懂事的少年期赶上了辛亥革命；在多愁善感的青年时代投身于创造社等文学革命运动；在壮年期则遇上日本侵华战争，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到了人生成熟期，正欲再次投入真正的文学创作时，却病倒于日本。 学医学的父亲回国后，发挥他的社会医学专长，开始了改善家乡无锡农村的卫生状况的活动。这是他毕生从事的预防医学、寄生虫研究等众多事业的开端，其精神为他在东南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活动所承继，之后又贯穿于他在台湾的整个生活，并留下了宝贵的业绩和资料。 青年期的父亲在初期的创造社写下了一些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但是随着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左翼文学的倾向增强，在左联时期，他开始以无产阶级作家而为人所知。然而，不久上海被日军占领，在挚友们纷纷去了重庆、延安之后，他却由于接到特殊任务而继续留在了上海。当众多爱国人士为了抗日陆续转到内地之时，自言时刻与疾病为伴的体弱多病的父亲，原本为热血之士的父亲，却要在日本当局所管辖的研究所继续从事医学研究。虽说是自己的本职，想来也绝不会很愉快吧。这期间，创作无法进行，韬光养晦，只留下了一些充满挖苦和讽刺的随笔，其活动转入了地下。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他还坚持进行了许多农村社会医学研究，并有论文发表。 可想而知，每一次见闻到处频发的日军的残暴行径时，为了控制自己激愤的情绪，父亲该有多么痛苦。一想到他的那种心情，我就感到心如刀绞，这一时期，对父亲来说，正是最痛苦、最苦恼，充满了痛楚的时期。 关于父亲晶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介绍，关于他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晚年的几部作品的评论居多。他在日军占领时期没有引人注目的创作。 听说，在日军占领时期，东南医学院被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转移到了重庆。父亲与那里的东南医学院的人经常有秘密来往，有人在转移去延安之前也来秘密道别。在日本投降的时候，父亲成为了接收日本陆军医院的委员，对接收的一部分医疗器械，他没有交给彻底腐败的国民党，而是秘密地送给了新四军。 之后父亲就移居到了台北。就是说日本战败后，在与从重庆返回到上海东南医学院的郭院长一起接收了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后，他便到台湾大学去赴任了。然而，不幸在继续。由于国民党大肆屠杀台湾同胞的二-二八事件所引发的恐怖政治，使得年轻有为的青年被大批杀害。在这场腥风血雨中，父亲在指导学生的同时，还默默地掩护着那些青年，帮他们逃往国外。在台湾，父亲除了写医学论文以外，彻底罢笔，完全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贯彻做人的义务。事后的评论家不在少数，而父亲日后却对此只字不提。 大概就像父亲爱读的《西哈诺·德·贝瑞拉克》①中的台词所说的，“当我留在下面伫立在黑暗之中时，别的奴隶爬到上面，赢得了光荣的接吻”，“我的整个一生都是这样的”，而且肯定还会再加上一句：“这样做值得！” 父亲去世后，在中国国内，解放后刚稳定下来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股狂潮中，重要的历史资料遗失、散落，遭到破坏，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父亲唯一的联系人潘汉年同志，也因冤罪被捕，在狱中愤然死去，三十年之后才终得平反。还有父亲的好战友、著名作家夏衍同志，也被监禁在牢狱之中长达八年之久，后来得到平反。记得我们弟兄去北京拜访他时，他抚弄着由于拷问而瘫痪的双腿，静静地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前不久，夏衍同志走完了他功劳卓著的一生。在北京出版的《陶晶孙选集》，装点其开头的就是夏衍同志的序文。衷心为夏衍同志祈祷冥福。 回想起来，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但却一贯朝着明确的目标，怀着高度的热情；除了医学之外，他对文学、音乐等也都是全心投入。但是由于体弱多病、文弱的性格因素以及受到社会变动等种种特殊条件的制约，尽管他才华横溢，却无法尽情挥洒，最后没能战胜病魔，连天年都未能享尽。但是，尽管处在动荡不安的日中两国的夹缝中，父亲仍能够将苦恼深埋于胸中，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生存着，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度过了无悔、短暂而高浓度的一生。 在堪称第二故乡的日本，父亲一面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一面满怀激情地开始了文学创作，然而仅仅两年后就病倒了，实在是令人痛心。在我们做儿子的看来，在我们即将尽孝的时候，父亲却被老天爷召走了。父亲选择日本作为最后的活动地点时，我们与他在一起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少。而且那时我们还年轻，考虑问题很简单，时常对父亲那持重的态度感到不耐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以他那“时刻与疾病作伴”的病弱之身，竟然精力充沛地一面钻研作为本职的医学，同时在文学、文艺方面也留下了诸多业绩，不禁令我肃然起敬，沉浸在对亡父晶孙的无限缅怀之中。
日本战败后的陶晶孙，就任台湾大学医学部教授。一九五0年四月以近乎流亡的形式从台湾来到日本（据说被视为反蒋危险分子）。一九五一年后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同时在多家杂志上发表随笔和短篇。一九五二年二月死于日本。《给日本的遗书》于同年十月出版，主要收集了他在日不到两年间发表的文章。作为战后日本的文明批评论，这《给日本的遗书》在日本文化界备受称赞，至六十年代中期多次再版，最后一次再版是一九九五年。 五十年代初的陶晶孙如此评论战后日本，说日本是落第的秀才。“一度放荡后被先生落了第的秀才，被排在了肮脏的殖民地人民的后面。想再次努力上进却说要‘再度优越’，轻视排斥别的学生，又挨先生训斥。最后，先生就根本不许他再次逞强了。” 而且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战争，给日本留下了疮痍、寡妇甚至混血儿，这些同样也是日本留给中国的。但中国人并不要和日本人清算什么。日本同意投降近来却又溜开敷衍了（指旧金山和会）。即使如此中国人还是不谴责日本国民。敷衍了讲和，不好意思，就开始说中国的坏，说什么竹制的壁障，实际上是在自己的眼前拉了一条壁障，这就不好了。” 这些话，给战后摸索国家复兴再建的日本人以莫大的冲击和影响。是继续追随欧美，还是回归亚洲，重视和亚洲人的连带？这是日本人至今都还在踌躇不前的课题。在此问题上，陶晶孙以他深厚的学识和横跨中日的理解力，显示了他卓越的先见之明。 所以日本人爱读陶晶孙，日本学者甚至说，中国现代作家给日本影响最大的，除了鲁迅，就是淘晶孙了。郭沫若郁达夫也和陶一样留学日本，接受日本文学的影响，但他们对日本的影响，就远不及陶。还有，陶晶孙和其日本夫人的恩爱，也是中日婚姻中少见的，特别是和郭沫若对郭安娜的抛弃相比较起来。这也许也是日本人从陶的幽默讽刺中能感觉出日本爱的一个远因。
陶晶孙(1897—1952)，原名陶炽、陶炽孙，笔名晶明馆主、晶孙等。江苏无锡市人。1906年随父亲去日本。1919年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时与郭沫若结为好友，参与创办同人杂志《Green》。1921年7月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1919年创作的《木樨》和1925年创作的《音乐会小曲》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1927年从日本回中国，一度主编《大众文艺》和《学艺》杂志。1929年加入革命剧团艺术剧社，1930年3月2日加入“左联”。30年代起主要从事医疗卫生、医学教学和医学研究工作，成就卓著。1946年去台湾。1950年离台去日本。陶晶孙在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对医学、天文、建筑更是深有研究，精通日文和德文，有译著行世。
怀念父亲第一辑日本见闻录居住在日本的快乐——收音机·音乐·模仿近来的日本为了中日友好落第的高材生——日本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这一年黄言集箱根游记——访吴清源变异开放的兰花——记一位护士长的故事住院记——兼论白求恩医生的护理方式供给中心的小偷——记一位护士的故事汉文先生的风格第二辑留守日记通勤日记——写给我们怀念的VAN懦夫日记——悼新城新藏先生普希金·高尔基·鲁迅鲁迅和周作人往事藤村杂记——记《文学界》及其介绍者徐祖正曼殊杂谈少年时代的回忆初次乘火车的故事烹斋杂笔附录：回忆父亲陶晶孙／陶易王战后五十年与《给日本的遗书》／伊藤虎丸奇人与奇书——陶晶孙及其《给日本的遗书》／高建国
怀念父亲 陶棣土 常言说，人的价值盖棺定论，可是也不乏历经若干年之后又由历史做出新裁决的情形。今年是父亲陶晶孙去世第四十三个年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下获得解放的第五十个年头。恰逢此时，在日本，父亲的文集《给日本的遗书》即将第三次再版发行；在北京，今年五月《陶晶孙选集》得以出版，真可谓双喜临门。 父亲幼年漂洋过海移居日本。在开始懂事的少年期赶上了辛亥革命；在多愁善感的青年时代投身于创造社等文学革命运动；在壮年期则遇上日本侵华战争，自己的才华无处施展；到了人生成熟期，正欲再次投入真正的文学创作时，却病倒于日本。 学医学的父亲回国后，发挥他的社会医学专长，开始了改善家乡无锡农村的卫生状况的活动。这是他毕生从事的预防医学、寄生虫研究等众多事业的开端，其精神为他在东南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活动所承继，之后又贯穿于他在台湾的整个生活，并留下了宝贵的业绩和资料。 青年期的父亲在初期的创造社写下了一些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但是随着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左翼文学的倾向增强，在左联时期，他开始以无产阶级作家而为人所知。然而，不久上海被日军占领，在挚友们纷纷去了重庆、延安之后，他却由于接到特殊任务而继续留在了上海。当众多爱国人士为了抗日陆续转到内地之时，自言时刻与疾病为伴的体弱多病的父亲，原本为热血之士的父亲，却要在日本当局所管辖的研究所继续从事医学研究。虽说是自己的本职，想来也绝不会很愉快吧。这期间，创作无法进行，韬光养晦，只留下了一些充满挖苦和讽刺的随笔，其活动转入了地下。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他还坚持进行了许多农村社会医学研究，并有论文发表。 可想而知，每一次见闻到处频发的日军的残暴行径时，为了控制自己激愤的情绪，父亲该有多么痛苦。一想到他的那种心情，我就感到心如刀绞，这一时期，对父亲来说，正是最痛苦、最苦恼，充满了痛楚的时期。 关于父亲晶孙，已经有很多的文献介绍，关于他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晚年的几部作品的评论居多。他在日军占领时期没有引人注目的创作。 听说，在日军占领时期，东南医学院被一分为二，其中的一半转移到了重庆。父亲与那里的东南医学院的人经常有秘密来往，有人在转移去延安之前也来秘密道别。在日本投降的时候，父亲成为了接收日本陆军医院的委员，对接收的一部分医疗器械，他没有交给彻底腐败的国民党，而是秘密地送给了新四军。 之后父亲就移居到了台北。就是说日本战败后，在与从重庆返回到上海东南医学院的郭院长一起接收了南京的日本陆军医院后，他便到台湾大学去赴任了。然而，不幸在继续。由于国民党大肆屠杀台湾同胞的二-二八事件所引发的恐怖政治，使得年轻有为的青年被大批杀害。在这场腥风血雨中，父亲在指导学生的同时，还默默地掩护着那些青年，帮他们逃往国外。在台湾，父亲除了写医学论文以外，彻底罢笔，完全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贯彻做人的义务。事后的评论家不在少数，而父亲日后却对此只字不提。 大概就像父亲爱读的《西哈诺·德·贝瑞拉克》①中的台词所说的，“当我留在下面伫立在黑暗之中时，别的奴隶爬到上面，赢得了光荣的接吻”，“我的整个一生都是这样的”，而且肯定还会再加上一句：“这样做值得！” 父亲去世后，在中国国内，解放后刚稳定下来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股狂潮中，重要的历史资料遗失、散落，遭到破坏，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父亲唯一的联系人潘汉年同志，也因冤罪被捕，在狱中愤然死去，三十年之后才终得平反。还有父亲的好战友、著名作家夏衍同志，也被监禁在牢狱之中长达八年之久，后来得到平反。记得我们弟兄去北京拜访他时，他抚弄着由于拷问而瘫痪的双腿，静静地讲述了父亲的故事。前不久，夏衍同志走完了他功劳卓著的一生。在北京出版的《陶晶孙选集》，装点其开头的就是夏衍同志的序文。衷心为夏衍同志祈祷冥福。 回想起来，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但却一贯朝着明确的目标，怀着高度的热情；除了医学之外，他对文学、音乐等也都是全心投入。但是由于体弱多病、文弱的性格因素以及受到社会变动等种种特殊条件的制约，尽管他才华横溢，却无法尽情挥洒，最后没能战胜病魔，连天年都未能享尽。但是，尽管处在动荡不安的日中两国的夹缝中，父亲仍能够将苦恼深埋于胸中，默默地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生存着，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度过了无悔、短暂而高浓度的一生。 在堪称第二故乡的日本，父亲一面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一面满怀激情地开始了文学创作，然而仅仅两年后就病倒了，实在是令人痛心。在我们做儿子的看来，在我们即将尽孝的时候，父亲却被老天爷召走了。父亲选择日本作为最后的活动地点时，我们与他在一起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少。而且那时我们还年轻，考虑问题很简单，时常对父亲那持重的态度感到不耐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以他那“时刻与疾病作伴”的病弱之身，竟然精力充沛地一面钻研作为本职的医学，同时在文学、文艺方面也留下了诸多业绩，不禁令我肃然起敬，沉浸在对亡父晶孙的无限缅怀之中。
陶晶孙实际上是与鲁迅有同样意义的作家……对日本文学和思想给予影响的中国作家，除鲁迅而外，陶晶孙是唯一的人物。 《给日本的遗书》蕴藏着陶氏特有的激情，任何时候都充满轻快的幽默和微笑。还没有见过对中日关系的剖析如此深刻并富于教训的文章。真可谓警世的文学，为世上有识者共同瞩目。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