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国的秘密决战
2003-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奥尔洛夫
407
276000
朱志顺
无
由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亚·奥尔洛夫撰写的这本“20世纪军事秘密丛书”是追述冷战时期重大事件、全面揭示冷战秘密的一部重要著作。作为苏联高级军官和书中所述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奥尔洛夫在书中比较客观、真实地披露了大量尘封已久的政治、军事秘密，介绍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器竞争、间谍战，在柏林事件、加勒比海导弹危机、苏伊士危机、波兰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及北约与华约之间的幕后秘密争斗。这些刚刚解密的材料不仅真实，可靠，读后发人深省，而且其中有些内容还十分有趣，颇具戏剧性和可读性。
亚·奥尔洛夫，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苏联高级军官，是书中所述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掌握解秘档案。
作者前言第一章 阿拉莫戈尔多和莫尔达雷：核时代的路标 一、 第13号任务 二、 2号实验室 三、 2号训练靶场 四、 是科学，还是侦察第二章 美国和苏联：空中闪击战和坦克大进军 一、 空中原子“闪击战” 二、 “苏联坦克大进军”第三章 朝鲜：实力的较量 一、 北方和南方 二、 苏联飞行员在北朝鲜天空 三、 “米格走廊”第四章 苏联：非对称回击 一、“大规模报复”战略 二、导弹登上前台 三、危机四伏的1956年 四、苏联：冲向宇宙第五章 美国：深入“铁幕” 一、 五角大楼：电子战的秘密 二、 中央情报局：乌拉尔那边有什么？第六章 跑向决战场 一、 强度试验：柏林和古巴 二、 临近核战争时刻 三、 从威慑到克制结束语译后记
书摘 在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苏联在核物理领域也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 1939年年中，苏联物理学家Ю．Ъ．哈里顿和Я．Ъ．泽利多维奇对铀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进行了计算，并且得出结论：在纯净的铀—235同位素中可以获得爆炸式反应。1940年，И．B．库尔恰托夫的学生Г．H．弗廖罗夫和K．A．彼得扎克在他的实验室中发现了铀自发裂变现象。库尔恰托夫与这一现象的发现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从学术报道中划掉了自己的姓名，“免得影响自己的学生”。 值得赞扬的是，早在1938年末，苏联科学院就将“原子核、原子核的性质、链式核反应的形成和使用”这一课题摆到整个物理学研究工作的首位，称其为“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课题”。 库尔恰托夫颇有远见卓识，他明白，铀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如能学会对其进行控制，那么它就能造福人类。他让他所领导的集体和所有他能吸引和说服的人们瞄准的正是这一目标，他将此视为自己整个生命的意义所在。 1940年就已经存在明确的概念：人类社会已经站在科技革命的门口。 1940年7月3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建立铀课题委员会。我国杰出的放射化学家B．Г．赫洛平被任命为这个小组的主席，B．И．韦尔纳茨基和A．Ф．约费被任命为副主席。И．B．库尔恰托夫、Л．Л．卡皮察和Ю．Ъ．哈里顿为该委员会成员。 194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原子核物理学每年一次的例会。这是大战前夕最后一次，同时也是公开讨论铀裂变的最后一次年会。库尔恰托夫在会上作报告，在谈到原则上可能实现链式核反应时，他作出预言：“链式是可能的和至关重要的。” 在此有必要哪怕简要叙述一下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1951年，1954年)的科学家生活道路的几个主要阶段。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于1903年1月12日出生于车里雅宾斯克州的锡姆市。1923年毕业于克里米亚大学数理学系。1924年在巴库综合技术学院开始电介质物理学领域的科研工作。 1924年冬，库尔恰托夫受奥博连斯基教授委托，第一次独立进行研究，测量雪的α衰变。这是他首次涉及后来在三十年代初期成了他主攻课题的问题。 1925年夏天，库尔恰托夫来到列宁格勒，接受约费院士的邀请，进入物理技术研究所，被聘为编外一级物理工程师。到了1930年，库尔恰托夫本人已经领导着一个有数个“突击队”参加的物理大科室。1934年，他被该研究所聘为正式成员。库尔恰托夫很快就作出了自己第一批科学发现。库尔恰托夫与其兄弟Ъ．B．库尔恰托夫、朋友Л．Л．科贝科一起，在1929年发现了一批新物质，这类物质被称为铁电体。1934年9月，由于在研究铁电体、电介质和半导体工作中的成就，库尔恰托夫未经答辩就被授予数理学博士学位。两个月之后，物理技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推荐他为苏联科学院物理学通讯院士的候补人选。约费院士于1934年11月13日为其向科学院院长写了推荐信。 在那几年，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中发生了一系列危机。赫鲁晓夫“论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以后全世界都已知晓。这个报告在世界舆论界引起了特别巨大的反响。它对不久前(1955年)组建的华约集团各国的生活的影响尤其强烈。由苏联的敌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引发的原先潜藏的离心倾向和这些国家一些阶层的居民对莫斯科政策的不满，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开始公开表露出来。这表现在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风潮中(1953年)，而在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危机期间表现得最为充分。 早在1956年以前，波兰人民共和国危机临近的征候已经开始显现。1954年3月，中央委员会书记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已经谈到国内党的政治生括必须民主化。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被清除出党的机构，许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有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1955年1月第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高层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指责他们破坏法制，在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波兰社会中“思想激动”加剧，特别是知识阶层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辩论俱乐部(如“偏心轮俱乐部”)不断出现，在这些社会组织和俱乐部内尖锐地提出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书报检查措施的削弱使得能让社会激动的各种意识形态、经济和历史问题都被提出来交广大读者讨论，这些问题曾在《新文化》、《文化评论》、《随便》等杂志上作了详细分析。所有这一切都使民众觉得不安。“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等外国电台的反苏广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苏联形势的变化促进了波兰自由思想的发展，苏联终止了“救人兼害人的事业”，重新审理了“列宁格勒案件”，揭露了贝利亚及其帮凶，开始为政治犯平反和恢复名誉，等等。这一切不可能不对波兰的内部政治局势产生影响，催生了导致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的那些政治变动。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论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对政治变动的强大的推动力。波兰国内是从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在3月3—4日在华沙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共二十大工作情况报告中知道这一切的。尽管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保密的，但是它很快就被公众所知悉。比如，3月1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刊登了以赫鲁晓夫报告为题的编辑部文章。这成了轰动的消息，在党内和社会上激起了风波。6月28日和29日，波兹南各大型企业的工人游行示威转变成了街头骚乱。示威者提出了“要自由!”、“要面包!”、“打倒共产主义!”等口号。这已经是极为严重的行为。甚至还发生了示威者与内卫部队之间的枪战。自发的暴乱终于借助军队被残酷地平息，但70人被打死，近500人受了伤。 苏联领导人为波兰发生的事件不安，他们在寻求使局势“正常化”的办法。需要一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将波兰人民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组建仅一年的华约组织内。克里姆林宫、首先是赫鲁晓夫认为哥穆尔卡可以成为这样的领导人。他作为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牺牲品，作为对“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自己独特观点的人物，在国内和党内享有公认的权威，他抵制了近年的大清洗政策。 这次政治关系的会谈整个气氛十分紧张。我们当然没有拍桌子。必要的礼貌还是遵守的。 大部分时间讨论的是其他重大的国际问题。在会谈时我主动提起古巴问题，向总统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强调指出，美国方面所进行的毫无节制的反对古巴的行动、对古巴与别国贸易所进行的封锁、对直接侵略这个国家所作的呼吁，很可能对全人类造成严重的后果。 肯尼迪说：“古巴目前的制度不能使美国满意，如果有另一个政府存在，那将更好。” 他的说法听来很尖锐。我提请他注意，他对措辞根本未作选择，并不想消除对古巴问题所发表的激烈言辞所带来的影响。 这时我提出问题： “那么美国领导人其实有什么理由认为，古巴人不能按自己的观点、而应该根据华盛顿的态度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呢?古巴是属于古巴人民的，无论美国还是某个别的大国都无权干涉古巴的内部事务。我们从总统和其他官方人士口中听到的所有这类所谓古巴似乎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只要对两个国家——一个是巨人，一个是婴孩——的幅员和资源作一下比较，那么对古巴的责难没有任何根据就极为清楚了。” 我先援引古巴的立场。古巴不止一次声明，它不打算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它坚定地坚持两国互不干涉内政、努力通过谈判解决所有与美国政府有争议的问题。然后我指出： “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国家之间谈判的结果。” 这样，我让美国总统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对苏联或古巴有什么要求，那么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 与此同时，我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向肯尼迪声明： “如果美国对古巴、同时也对那些与古巴保持友好关系、尊重它的独立、在它困难的时刻给它以援助的国家采取敌对行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苏联不会扮演旁观者的角色。苏联是个大国，一旦因为古巴问题或者世界其他某个地区的局势而出现爆发大战的危险，它绝不会只当观众。” 肯尼迪在回答时肯定：“我的政府并无进攻古巴的计划，苏联从古巴未受到任何威胁就可以知道。” 这时我又指出在吉隆滩进行的对古巴的侵略行动。 “这总是美国组织的，”我说。“这是美国政策的产物。” “吉隆滩地区的行动是一个错误，”总统承认说。“我会制止那些赞成入侵的人，我将尽力制止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我不否认，古巴问题的确很严重。真不知道这一切将以怎样的结果告终。” 他开始泛泛谈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他没有使用“导弹”一词。我无法解释总统为什么不用这个词。不过，他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使我的处境变得轻松了。我同样认为没有必要直接谈导弹的事。 ……
作者前言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如此随意说起的“冷战”一词，竟成了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几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的名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的战胜国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毫无疑问，两种社会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即已出现。但是，在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集团的联合作战期间，反希特勒同盟各盟国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并且能够友好地处理在反对共同敌人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二战炮声刚一停息，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当即“森严壁垒”。 但是，“冷战”时代与战前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力量的对抗令人惊奇地不同，甚至与以往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或集团之间那种政治、经济、地理战略性质的矛盾也迥然不同。 “冷战”时代相互对抗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是全球性的，此时还出现了能给全人类带来死亡的新式武器。“冷战”时代有如下特征： 出现了拥有非凡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 世界成为由超级大国领导的两大敌对集团对抗的两极世界； 双方均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能够在数小时内给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 双方均拥有处在高度战备状态的大规模的兵力集团，并且不断地使之完善。 这就使整个世界在数十年时间处在“核战争的边缘”。在“冷战”时代最初的几十年(40—60年代)，空中原子武器及其后的导弹核武器被视为是取得全面核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武器，后来由于意识到不可避免的互相毁灭而被视为限制武器。 此外，“冷战”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对抗双方竭力填补殖民体系崩溃后出现的“第三世界”的战略和地缘政治真空。 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军事力量愈来愈多地深入政治，而核武器实际上成了特殊的政治工具。因此，旨在对政治对手造成威慑的军备竞赛便成了既能以炫耀优势核力量公开威吓对方，同时又可竭尽所能秘密地研制和储存武装斗争的新式兵器的一种手段。双方力争在必要的时刻出其不意地展示比政治对手所拥有的更具威慑力的武器。 因此，超级大国在导弹核武器方面的竞赛往往伴随着众多秘密的、后果极其严重的行动和事件，在国际局势激化的情况下则摩拳擦掌、虚张声势，在平时则千方百计对本方的武器的数量和性能严加保密，对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新式武器的研制秘密竭力予以侦悉。 只是在近年，随着两极世界的解体，广大公众才可能了解到智慧人物、军工企业、情报网络之间整个这一切背着公众、紧张激烈、充满戏剧性的斗争。 那么一切情况究竟如何呢?为什么苏联出现原子弹完全出乎美国领导人的意料呢?苏联是怎样研制原子武器的呢?这中间科学与侦察哪个起了主导作用呢?为什么美国尽管拥有原子弹和战略轰炸机，而且已经制订了“空中原子闪击”计划，但不敢贸然对并不拥有这些兵器的苏联实施打击呢?苏联并未参加朝鲜战争，苏联的飞行员和火箭兵怎么会出现在朝鲜战场的呢?美国的情报机关猜出赫鲁晓夫的导弹秘密了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加勒比海危机，把世界推到核灾难的边缘?是什么促使美苏两国达成军事战略均等的呢? 本书要给读者回答的正是包含着超级大国导弹核竞赛秘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本书不仅仅要说明以往的历史事实，更主要的是要揭示事情为什么偏偏是这样。在此还想补充说一句，本书的作者是书中叙述的许多事件的亲身参与者。
本书是"20世纪军事秘密丛书"之一，追述冷战时期美苏两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间谍战等等尘封以久的政治、军事秘密。它不光讲历史事实和揭示秘密，而且说出了事情为什么偏偏是这样，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无
看看我的购物车你们就知道了我想要的书你们都没有我还怎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