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蟾的叫声
200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君特·格拉斯
264
刁承俊
无
《铃蟾的叫声》是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于1992年发表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鳏夫——德国美术史教授亚历山大?雷施克同一个寡妇——波兰女镀金技师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在花市上邂逅相遇，并从相遇、相识、相知到结为连理，最后共同罹难他乡的故事。 像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一样，故事发生地选择在格但斯克，故、事发生的时间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现在属于波兰的格但斯克，旧名但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德国西普鲁士省的首府，它不仅是作者的故乡，而且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顺理成章地成为展现政治风云的理想场所。九十年代前后，多事之秋的东欧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一部重要作品。亚历山大教授是个鳏夫，他回故乡但泽省亲，在一个花市上认识了波兰女艺术家亚历山德拉，他们谈的很投机，亚历山德拉也守寡多年，两人坠入情网，很快缔结了良缘。婚后他俩突发奇想，成立了一家德国－波兰公墓公司，让少小离家的人能叶落归根。迁葬者日益增多，不仅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但泽“千里迢迢从德国回到但泽，进周围的养老院颐想天年，连那些“被迁者”的孙子和曾孙也从德国蜂拥而至。他们在昔日德国人的地盘上大兴土木，一时间，在波兰这片国土上，德国人的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而生。这时，波兰国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德国人在用殖民方式占领土地”，“德国人卷土重来了”，“金钱能支配一切”等声音。亚历山大夫妇为躲避各方面的压力，驾车去那不勒斯旅行，在路上他们听到了铃蟾的叫声，当地人认为铃蟾的叫是一种不祥之兆。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同时创作了荒诞剧《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其中反响较大的是关于1953年柏林事件的《平民试验起义》（1966）。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长篇小说《鲽鱼》（1977）和《母鼠》（1986）都继续使用了怪诞讽刺的手法，将现实、幻想、童话、传说融为一体。《蜗牛日记》（1972）则为一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获奖，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一 是偶然事件把这位鳏夫弄到这位寡妇身旁。或者说，因为他们的故事始于万灵节，事情又并不偶然?不管怎样，当这位鳏夫磕磕撞撞，踉踉跄跄地走路时，这位寡妇已经到了他身旁，不过并非出于偶然。 他来到她的身旁。43码的鞋子放到37码的鞋子旁边。有一位农妇在一只篮子里装满了蘑菇，在报纸上摊开了蘑菇，另外还在三只桶里放着插花出售。就是在这位农妇的展品前，鳏夫和寡妇相逢。这位农妇蹲在市场一侧，在别的农妇和她们小菜园的收获物——芹菜、孩子头般大小的芜菁甘蓝、葱和甜菜——之间。 他的日记证实了万灵节发生的事，泄露了鞋子的尺码。人行道边缘弄得他踉踉跄跄。可是“偶然”这个词并未出现在他日记里。 “在这一天，这一时刻——打十点钟时——大概是缘分，使我们聚在 一起吧……”他要使那第三个人，那位默然不语的介绍人变得实实在在的努力，犹如他多次试图开始确定她头巾的颜色一样，依旧模模糊糊：“并非真正的红褐色，与其说是泥炭黑，还不如说是泥褐色……”还是修道院院墙的砖使他获得更为明确的印象：“有痂……”剩下的东西我只有想象。 三只桶里只剩下几种插花，有大丽花、紫菀、菊花。篮子里装满了食用菌。四五朵尚留有被蜗牛蚕食痕迹的牛肝菌排成一行，放在一张地方日报《海岸之声报》头版很旧的那一面上，另外还有一捆香菜和一捆包装纸。插花是三等品。 “毫不奇怪，”鳏夫写道，“多米尼克市场边的货摊看起来少得可怜，最后鲜花便成了万灵节的热门货。还在这前一天，在万圣节①那天，往往就已经供不应求……” 尽管大丽花和菊花供应的数量比昨天多，寡妇还是选中了紫菀。鳏夫仍然没有把握：“尽管是那些晚熟得惊人的牛肝菌和食用菌把我吸引到这个特别的货摊前，那我可是哪怕只在短暂的惊恐之后——要不就是教堂在敲响报时钟吧?——受到某种特殊的引诱，不，受到一种诱惑……” 寡妇从三只桶里抽出第一枝紫菀，接着又抽出一枝，犹豫不决地抽出第三枝，再把这些花放回去，换上另外一枝，然后又抽出第四枝，但同样也不得不把它放回去，用另外一枝紫菀来替换它。这时，就连鳏夫也开始从桶里抽出紫菀，他也像寡妇一样，选了又选，换了又换，而且像她一样，她抽出铁锈红紫菀，他也抽出锈红色紫菀。至少还有淡紫色的和近于白色的紫菀可供选择。这种颜色选择的协调一致把他弄得傻乎乎的：“何等默契啊!我就像她一样，特别喜欢暗自发亮的铁锈红紫菀……”不管怎样，两人都钟爱铁锈红色，一直到那些桶里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为止。 无论是寡妇，还是鳏夫，都没法把花扎成花束。鳏夫把自己的铁锈红的战利品交给寡妇。当这个被称作交易的动作开始时，她已经想把自己贫乏的选择插回一只桶里去了。他把花递给她，她抓住花。这是一次默默无言的交接仪式，是再也不会取消的仪式。这是一些永不熄灭、闪闪发亮的紫菀。这一对男女就这样配成了。 打十点钟了。那是卡塔琳娜教堂。关于他们相遇的地点，我所知道的情况把我那对于该地的了解有时候是模糊不清、紧接着又知道得过于清楚的情况同鳏夫刨根问底的勤奋混杂在一起。他把这种勤奋的成果一小块一小块地搀和进了他的笔记当中。比方说，那座从八角形基面拔地而起，高过八层楼房的塔楼作为西北角塔，是大城墙的一部分。它被取而代之，被称作“厨房里的火盆”。作为一座微不足道的塔楼，它过去就叫这个名字。因为它紧靠多明我会修道院，每天每日都可以观察修道院“厨房里的锅”，它败落得越来越厉害，在没有屋顶的情况下，使树木生长，使灌木发芽，因此有时叫做“花盆”，在十九世纪末期只好同修道院的颓垣断壁一道被拆掉了。从l895年起，在这片宽阔的地带建起了新哥特式的市场。这个市场被称作多米尼克市场。它经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在它那宽阔的拱形屋顶下．在六排售货摊中间，曾经一度充足、后来往往只不过是可怜巴巴的供应，把补织用的纱线同熏鱼，把美国香烟同波兰酸辣小黄瓜，把罂粟糕点同太肥的猪肉，把来自香港的塑料玩具，来自全世界的打火机，把和兰芹烧酒同袋装罂粟、精制干酪和贝纶袜汇聚在一起。 多明我会修道院只剩下阴森森的尼古拉教堂。教堂内部的富丽堂皇完全由黑色和金黄色烘托而成。这是昔日灾祸的余晖。可是市场仅仅从名称上使人想起修士会来。同样的，还有一个夏季节庆。这个被称作多米尼克的节日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在各种政治更迭中幸存了下来，如今，它以旧货和次货吸引着本地人和旅游者。 因此在那儿，在多米尼克市场和圣尼古拉教堂之间，在八角形的“厨房里的火盆”斜对面，鳏夫和寡妇在那一时刻相遇。在这时，昔日塔楼用手写着“教堂唱诗班领唱”牌子的底层被用作兑换所。开门时顾客盈门，一块小孩学写字用的石板挂在入口处旁。石板上美元同本国货币的比例每个小时都在变化，美元越来越贵。这众多的顾客和那块石板证明着共同的困境。 “我可以付款吗?”对话就这样开始。鳏夫不仅想为自己的，也想为她的紫菀——现在唯一的一束紫菀付款。他从信封里抽出几张钞票，面对着上面有这么多零的货币感到茫然失措。这时，寡妇强调说：“您一分钱也不能付。” 很可能，她使用外语增加了这道禁令的严厉程度。如果不是一个一接踵而来的补充说明“现在花束变得更漂亮了”宣布真正的对话开始的话，也许鳏夫与寡妇的邂逅相遇就可以同兹罗提①的行情下跌相提并论了。 他写道：还在寡妇付款时，就开始了一次关于蘑菇，特别是关于晚熟的、迟熟的牛肝菌的对话。其原因就是没完没了的夏季和温暖的秋季。“可是她却直截了当地嘲笑我关于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提示。” 在一个晴转多云的十一月天，两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同花摊和牛肝菌分离开来。他爱上了她，她爱上了他。寡妇笑声不断。在她那发音准确的话语前前后后都是哈哈大笑声。这种笑声看起来好像毫无理由，只不过是规定节目或者是加演节目罢了。鳏夫喜欢这种近于刺耳的哈哈大笑，因为在他的记录中写着：“活像一只钟声鸟!有时候使人害怕，当然，我还是喜欢听她哈哈大笑，而不去询问她老是逗乐的原因。很可能，她是在嘲笑我，取笑我。不过即使如此，能让她笑口常开，我也感到高兴。” 他们就这样站着不动。或者说：所以他们俩就适合于给我——好让我习惯这种情况——当一会儿，再当一会儿模特儿。如果说她衣着时髦——他觉得“过于花哨了”——的话，那么他的粗花呢上衣配上灯心绒裤子，则使他显出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配上摄影包很合适。作为受过教育的旅游者，他是一个更为优秀的旅行家。“如果不选这些花。那我可以挑选我们刚开始的谈话对象，挑选一些牛肝菌，挑选这儿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可以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您吗?它们看起来很吸引人，可不是吗?” 他可以这样做。她留心着，别让他把太多的钞票数给市场女贩了。“在这儿什么东西都贵得要命!”她大声说道。“不过对于用德国马克的先生来说还是便宜的。” 我在考虑，他是不是在心算，把他的货币同兹罗提钞票上的多位数字进行过比较，他是不是不怕她嘲笑，认真考虑过，要把他写在日记上的有关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①及其后果的提示作为事后的警告公诸于世呢?这一点是肯定的：在买东西之前他给蘑菇拍过照，而且说他的相机的公司品牌是日本的。因为他斜着从上到下垂直拍快照，蹲着的市场女贩的鞋头贴皮进入了镜头，所以这张照片证明了牛肝菌的无比巨大。这两位稍微年轻一点的人身材丰满，比高高隆起的帽子还要宽大。时而向内鼓起，时而向外卷的宽边帽檐遮住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肥胖、扭曲的身躯。当他们四个人把他们又高又宽的帽子平放着，凑在一起，而且由摄影师这样安排，让它们不会重叠起来时，它们便构成一幅静物画。很可能鳏夫作出了一个相应的注解。要不，就是她说出了“像静物画一样美”这句话吧?不管怎样，这位身背挎包的寡妇在购买包在报纸里的蘑菇时，额外得到了一个购物网袋。在蘑菇里面，市场女贩还放了一束香菜。 他要拎这个网袋。她紧紧抓住不放。他求她放手。她拒绝道：“先是送礼，接着还要拎东西。” 这是一场小小的争执。这一对男女当场就这样争来争去的——在你争我夺时网袋里的东西不能有丝毫损坏——就像两人都不想，而且现在还不想放弃他们会面的地点似的。开始是他使她，然后又是她使他重新放弃网袋。甚至就连紫菀都不让他拿。就像彼此之间早就成了知己似的，这一对男女的争执都已习以为常。也许他们可以在每一场歌剧中演唱二重唱吧。看来我已经知道，按照谁的音乐作品来演唱了。 至于观众嘛，并不缺少。市场女贩默默无言地在一旁观看。四周全是目击者。有八角形塔楼，塔楼现在的三房客，人挤得满满的兑换所，旁边有宽广的、恰似被污浊的空气吹得鼓胀的市场，阴森森的圣尼古拉教堂，邻近货摊的农妇和可能出现的顾客。因为在所有这一切之间，聚集着只受到每天每日的困境摆布的、熙来攘往的人群，这种景象很少改变。这些人那一点点钱每时每刻都在贬值。而这时寡妇与鳏夫彼此之间犹如夫妻财产分别占有法一样结清了账，谁也不想离开谁。 “现在我还得到别处去。” “要是我可以的话，请允许我陪您吧。”
《铃蟾的叫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鳏夫——德国美术史教授亚历山大·雷施克同一个寡妇——波兰女镀金技师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在花市上邂逅相遇，并从相遇、相识、相知到结为连理，最后共同罹难他乡的故事。
无
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个人一直都很喜欢，这套书还是挺不错的
格拉斯，知道是名作家。知道他的《铁皮鼓》，之所以买，是在张执浩的博客里看到过一段推荐文字，才决定买下来。
这衣服还真是薄
格拉斯文集
铃蟾的叫声
铃蟾的叫声译文出版社
好书啊，质量很好，速度也不错。
下午回到家后，调了手机静音，关紧窗户，歪在沙发里喝茶看书。突然楼下的家电超市没了雀跃，广场上的动力火车也停了响动。渐暗的天色，将大半个城区罩在一面漆黑之中，就留下半个月亮在天空中。在隆隆的柴油发电机的响声响起之前，有那么一段静谧，就像童话里受了巫婆诅咒骤然停滞的城堡，世界好像突然安静下来，我习惯了噪音的耳朵却“刺痛”起来。和我已经“电器化”的耳朵一样，我的眼睛最近也病了，病成了“千里眼”，病症和红眼病表征类似，干燥、缺水、痒痒，如雷达渴望闪烁的飞物一般，全天候、全方位的窥探着和自己有关、和自己无关的高潮与伪高潮。
书的第72页，格拉斯终于把寡妇和鳏夫从邂逅写到单人床上，这背景还是1992年，昆德拉在《加速前进的历史里面的爱情》述说到——“初次调情与性爱之间的辽阔空间消失了。人和性之间不再有感性的无人地带作为保护。人直接与性对阵，此事已成定局。”——我了个去，你现在该明白，为什么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往往在第七页第二行，人与性的直接对阵，就开始了吧？简单、粗暴和我们伟大的奔向小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起，和DNA一样，成为在这个加速的三十年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的集体共性。
“更快”之中隐藏着是一种权利欲，它意味着冲过终点线之后的鲜花与荣誉，但你是否记得雅典奥运会上刘翔撞线那刻那张夸张与变形的脸呢？——太快，就会扭曲，进而肢解，散落成一地的碎片。“在劳伦斯的作品里，性的自由有一种戏剧性或悲剧性的反叛气息。再晚一些，在亨利·米勒的作品里，性的自由围绕着一种如抒情诗般热情奔放的欣快感。三十年后，在菲利普·罗斯的作品里，性的自由不过是一种既定的、众人一致确认的、集体的、平庸无奇的、无可避免的、设定好的情境：既无戏剧性，也无悲剧性，也没有抒情诗的奔放与激情。”——在加速前进的历史里，连个体生存最幽秘处的欲望，都已被异化至极限，弥漫一股强烈的工业化流水线气味。可想那些分裂散落下来狼藉一片的生命碎片，它们失去了个体生存的连续与一致，下降成为一片片待消费的孤独的身体。世为刀俎，我为鱼肉，岂不被任人宰割？
在读《城堡》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都会且应该会有一个“卡夫卡”式的过程，在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微妙平衡之中，经历理性与幻想的二元对立，最后获得一种承认并接受一切真相的澄明与统一。——卡夫卡死了，留下一句“目标虽有，道路却无。”——年轻的时候，在山脚下的村庄，也总是打破了头皮的想上到城堡之中去。还会有一浪接一浪的年轻生命，被这汹涌的加速的历史的波涛冲到这甚是荒芜的山脚之下。我不清楚会有多少人，会转身离开，离开“卡夫卡”，这个世界上的，只是有那么一小些些的人——他们总是不加解释，又拒绝模仿。
一个月前开通了新浪微博，被陌生关注着大声疾呼：“你微博简直就是一股市动态么！”我说：“工作和生活不相干，股市需要动态解盘，但生活不需要直播！”说这个话时，我的病好的差不多了，你的呢？
在书的临近末尾，在书中一位人物埃纳•布拉库普老太太去世之后，有这么一段话——“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有尽头，就连生命也没有尽头。亚历山德拉被枪杀的兄弟，我被烧死、被炸死的兄弟在继续活着。尽管被草草掩埋在某个地方，尽管没有掩埋在任何地方，他们仍然活在我们心中，他们不想停止活下去，相反地，他们要活着，要靠我们活着……”——让我从些许的倦意中清醒起来，仿佛听到了那森林里湿地边那幽怨而又深远的——“《铃蟾的叫声》”。
掩卷沉思，如果让我来说说对君特•格拉斯《铃蟾的叫声》这本小说，我会用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解读：
墓地、亡灵与生者
记得有一期锵锵的节目，“道叔”提及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喜欢去看那里的公墓。原因大概是你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从墓地这个反映他们对待死者的态度的地方，可以有多一点去掉伪饰的真实。很多人会认为墓地是比较晦气的地方，因为生者希望死者获得静谧的长眠与安息，于是与连谈论起来也悻悻然而最终成了一种约定俗成忌讳。但墓地的静谧在有些特殊的时日会被打破，每个文化里都有特殊的祭奠亡灵的节日，本地的习俗是在年初及清明，还有中元节的那天。
小时候，常在年初二和爷爷一同去往祖母的坟上上香。奶奶故去之后，每年的年初二，去奶奶的墓上上坟祭拜，便成了一家人那一天的大事。奶奶的墓修在离城郊的一个作为公共墓地的山的半山腰上。每到大年初二，去往那座山的唯一的道路上，都是是人满为患。上山的路上，更是香蜡不断，炮竹声不绝。记得有一年，大概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去扫墓祭拜的私家车把唯一的两车道的路结结实实地堵了起来，从山脚下延绵出去两公里。站在山腰上，父亲给奶奶的墓前上完香后，叼着烟笑着跟我说：“这钱啊！都是烧给别人看的！”。真真是一语中的。逝去的生命依旧活着，活在我们的故去的记忆之中，活在我们的缅怀与哀念的情感之中，也活在我们的社会存在之中，影响着我们存在的方式。
人是社会的人，而墓地是他的个体历史与社会文明史相联结的节点，特别的地方是墓地同样是个体的历史与世界自然的历史相联结的节点。所以它一方面象征着肉体重归自然母体（终结），另一方面又象征着灵魂永恒在社会存在之中（再生），因此墓地所守护的亡灵似乎具有了一种纯洁性，一种神性。以此，故去的老者都被后世的子孙们奉为现实的神祗，希望他们在历经沧桑洗练沉淀的智识能显降而成为护佑我们前行的福祉。我们烧纸钱、烧纸糊的名车豪宅，前几年新闻报道，烧纸糊的超女的。与我们去到寺庙贿赂佛祖，去到道观贿赂道仙并无二致。而墓葬文化所给现实生存所带来的反思功用，如同宗教所能带来的反思功用一样，被我们捡芝麻丢西瓜的给抛弃了。这像如同小说里德国-波兰公墓公司的发展，越往后越背离最初的出发点，留给主人公的内心的自我质疑一样试用于我们自我去反思，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现代化压倒一切的市场经济的错呢？
身份、隐喻
回到小说本身，还要提一提作者格拉斯，还有他的故乡——但泽，以及80年末90年代初的左和右的道路选择的时代背景。
但泽这个城市很有意思，靠着波罗地海，历史上夹杂德意志和波兰两大民族之间，又是个多民族混居的城市。除了君特•格拉斯之外，但泽还有一位名人——叔本华。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就不难发现，波兰裔德国人的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为什么多是围绕着但泽，而且始终都包含着“身份”这个一个话题。动荡和摇摆的变迁，加诸在每个亲历其变革的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我想形成了他们对待人生的悲观态度。小说以德国-波兰公墓公司为一个载体，与其在说“和解”，未尝不如说是在讲“回归”。人至垂暮之年，都会有“落叶归根”的念想。在我的想象世界，墓碑就是一扇门，一扇打开过去的门，一扇回溯到本源的门。所谓“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发肤还之父母之初，无些毁伤，亲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归之，心性还天之初，无些缺欠，天之孝子。”，讲的也正是死亡与重生、消逝与永恒。
特别喜欢小说的魔幻而又寓意深刻的结尾。那个生吞过蟾蜍，又被学生们称之为铃蟾的男主人公，在万神庙的圆形小室中，望着圆形顶端的孔洞的穹窿，张开嘴巴——帽子歪在一边，铃蟾的叫声从他的嘴里发出，逐渐升腾，直至圆形顶端的孔洞，然后钻越而出。女主人公在一旁道出一切：“人们都成了哑巴，也不想鼓鼓掌。”直至最末，这对爱人化作无名氏长眠在了去往梦想之地那不勒斯路途之中的他乡的乡村公墓里，舒服地长眠在了他们面朝大海的墓地里。
蛙类是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的一种动物，对政治文化生态非常敏感的格拉斯以铃蟾自喻，你听懂了他“顾左右而言它”之外那发自深处的幽怨叫声了么？
君特－格拉斯的开头总是乱糟糟，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最后一个句号。他总是东拉西扯地说啊说，仿佛要把世上一切说尽，而且确实，他说尽了世上的一切——至少关于他的故事的那部分。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九十年代的但泽地区——现在这个地方叫做波兰的格但克斯，二战时德国西普鲁士省首府——的路上，孟加拉人带领波兰人驾驶三十多辆人力车；一个德国商人，不止一个德国商人，在周围建满他们的疗养院和公墓；至少五万德国人愿意把这里作为他们肉体的归宿，也许包括灵魂，谁知道呢？谁知道灵魂是否愿意随肉体一道埋入土壤？反正波兰国会一直在大叫：他们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殖民，用马克而非坦克。
这一切的中心，或者说，这个故事的中心，生吞铃蟾的叙述者的中学同窗，忧郁的美术史教授，雷施克先生和他的寡妇女友——他们在菜市场相识，他为他们挑选了一朵铁锈红紫菀花——镀金技师皮亚特夫斯卡女士，尽管他们的初衷和一直以来的愿望，仅仅是想让德国人和波兰人像他们两个一样，“敌对者不再成为死神，不再成为敌人”，却让我们在格拉斯乱七八糟的胡扯中，只听得见铃蟾的叫声——这不吉利的生物在此却显得弥足珍贵、纯粹和天真。在它占领的那片树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之下，是一大片沼泽：无尽的资本主义、以自由贸易为借口的各种目的、民族仇恨、偏执、政治上的讨价还价、知识分子们清高的迂腐或迂腐的清高、以及当然是最不起眼的，理想和现实间的选择。
人们如何对待过去发生的暴行、虐待和罪恶行为？隔阂和冲突造成的伤口是如何被治愈的？一个人如何从集体创伤中恢复过来？”安德鲁－格瑞比讨论了这些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在这本名为《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的书中，格瑞比的视角过于宏观了，它或许更适合法律系和政治学系的大学生阅读，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和作者无须为他们从未看到过的现实中的每一个具体细节作多余的讨论。但是，当这些大学生读者走出高耸入云的大学围墙，从蛋壳里走出来以后，他们会发现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涌动。立法和红头文件所能做的，只不过刺激被管理者加强他们的偏好伪装而已。
当然，我们已经学会把政治观点同经济活动分离开来，或许在很多情况下，出于利益考虑，二者很难分离并以利益矛盾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博弈），但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在社会最底层。普通人填饱肚子以后考虑性生活，在满足性生活以后才考虑精神生活。不负责任的骂街和靠骂街填饱肚子是两种精神生活在境界上的差距，后者指责前者肤浅和毫无作为，前者警告后者当婊子立牌坊绝对没有好下场。
应当注意到的是，以上内容所显示的和未能显示出的所有矛盾，都指向一个可以称之为“承认”的连结点：波兰不承认德国人，德国人承认但泽是他们的故乡，受害者不承认暴行者的忏悔，暴行者不承认暴行，新的历史不承认旧的历史，偏好伪装者不承认他们的真实偏好，等等……关于“承认”概念可以通过阅读阿尔克塞－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了解，在此不赘述。仅仅需要指出，在霍耐特的三种承认形式中，最尖锐的矛盾存在于“权利”，而且甚至可以说，所有的矛盾都源于“权利”，所有的不满和敌意往往都由于自身权利受到的侵犯，因此这些不满和敌意也可以被量化为权利被侵犯的程度。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可以产生这样一个良好的期望：时间可以治愈所有伤痛，时间可以让一切敌对双方达成和解。因为那些被量化的不满和敌意，一定会随着时间渐渐消失，至少怀着不可消除的不满和敌意的人们总有一天要魂归黄土，到那时，和解将成为一个空概念，因为它将无用武之地。
遗憾的是，这一良好得简直无赖甚至无耻的期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有人相信时间会消除一切，并努力拖延时间，他将会发现，现实同他的期望恰恰相反，不仅仇恨没有消失，原本可能消除的敌意和不满也变得不可消除，因为他的不作为行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深地侵犯着对方的权利。无论他通过怎样的努力在其他方面赋予对方更多权利，都与侵犯的事实无关。
不作为使得原本可能实现的和解变得无法挽回，那么怎样的作为才能够实现和解呢？
嗯……从理论上说，真的不知道！知道也不说，说也没人听，听也听不见……
君特－格拉斯的开头总是乱糟糟 初读就不引人入胜 先丢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