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2007-6
安徽教育
孙宜学
224
无
进入20世纪，一向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慢慢敞开了大门，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恢复、丰富起来，拜伦、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杜威、罗素……在中国人面前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就是在这股潮流中访问了中国，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他的来访重新使早就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焕发活力。泰戈尔是抱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访华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在今天的人看来仍不免为这些误解而深表遗憾。 上篇翻译介绍 泰戈尔与中国的这次文化交流，是由他访华前中国文化界对其思想和作品的翻译介绍拉开序幕的。这一序幕大致分三个阶段徐徐拉开。 （一） 泰戈尔与中国的最早接触，开始于“五四”前后，这与他在1913年以英译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直接关系。因为他的获奖，不仅印度人感到欢欣鼓舞，实际上整个亚洲都在为此载歌载舞——这毕竟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世界荣誉。 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在欧洲就已经获得了不少赞誉，得奖后不久，欧洲就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而泰戈尔也频繁地被邀请到欧洲和美洲各国巡回演讲，到处宣传东方的精神文明。所到之处，万人称颂，一路鲜花和掌声。一时间，《吉檀迦利》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书。而英国女王也适时地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锦上添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诗人对欧洲感到了失望，于是转而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和日本，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多次访问。1914年之后，欧洲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传到了日本。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影响源就是欧洲和日本，在这两个源头处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不会不影响到当时在国内或国外的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泰戈尔作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必然让作为邻邦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在翻译介绍他和他的作品时自然也就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国最早介绍泰戈尔的生平和思想的文章是1913年《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上发表的钱智修的文章《台莪尔之人生观》。该文介绍了泰戈尔的基本哲学思想，如关于痛苦、快乐、爱情的看法，并说泰戈尔思想的基本核心是“人类之趋向，由恶而驯至于善而已”。泰戈尔主张人们应该过一种“献身于理想、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类之福利者”的生活，“台氏所谓善之生活，即人类全体之生活者”，“泰戈尔属于那种明知快乐而避之者，明知苦痛而求之者”，认为只有这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较高的价值。文章盛赞了泰戈尔在生活和创作上那种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文章还附有一幅泰戈尔的像。而让人欣慰又不解的是，中国这第一篇介绍泰戈尔的文章，实际上远远比后来的一些只知道赞扬或批评的文章更全面，更有价值。 从1915年起，泰戈尔的作品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用文言翻译的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以《赞歌》为题，署名为达噶尔著。在“注”中陈独秀这样介绍泰戈尔：“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其中除了把文学奖误当作和平奖外，其他介绍基本上是中肯的。 …… 当然，在欢迎或批判的人群里，并非没有对泰戈尔文艺作品的分析与研究。欢迎者如徐志摩就不用说了，批评者如沈泽民也倾心承认：“台戈尔作为一个文学家是不错的，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价值。他的诗如《园丁集》、《飞鸟集》等，含着温柔舒暇的南方情调；他的文如《人格论》、《人生之实现》等，证明他是一个最优秀的Stylist（文体家。——编者注）；他的小说和戏曲，我虽没有仔细读过，可是就我读过的讲，确是值得介绍给中国青年的一种读物。”只不过与对泰戈尔作为哲学家的思想的探讨相比，国内对他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关注较少而已。这并非因为他们无力谈这个问题或不重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基本承认泰戈尔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但也有人对此存在异议，代表者为闻一多。他在《泰果尔的批评》一文中就深刻地批评了泰戈尔诗的哲理性压倒了艺术性，认为他的诗的最大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泰果尔的诗是清淡，然而太清谈，清淡到空虚了；泰果尔的诗是秀丽，然而太秀丽。秀丽到纤弱了”。但这样针对泰戈尔作品的批评毕竟太少了，大多数注意到泰戈尔作品的人多采取沈泽民的态度：“然而我们今天不是问这些事情，我们是问台戈尔的思想，对于今日的中国青年是否要得。” 实际上，泰戈尔对中国一直是怀着深情的，他一直是以满腔的同情和亲情在关注着中国。他反对战争，反对盲目崇拜物质进步的声音，他对中国人民发出的声音是亲切友善的，他希望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一起为迎接新时代的春天而共同努力，就像他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中所说的：“我的希冀只在共同你们新来生命的动荡，共同你们的想望与欢欣。我求你们容许我的参加。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你们只须当我诗人看待。在你们的心里替我预备着一个地位，不要在公开的讲坛上安置高座。我只求得你们的心，我要你们的情爱，不叫辜负这难得的时机。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实际上，泰戈尔不但在访华时是这样说的，他对中国一直是这样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说，当国内一些批判者把那些只有对敌人才说的话都泼到这位慈怀善心的好人身上时，我们这些后来者也难免感到难为情。 泰戈尔的这次来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的争论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这次论争也是当时国内正深入开展的新与旧、中与西文化论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论争促进了中印两国思想、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加深了国人对东、西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泰戈尔来华引起的争论，实际上也涉及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文学这个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根本性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泰戈尔与中国，印度文化、文学与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问题。这次争论的成败得失，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外文化、文学关系，不失为一个可贵的参照。
1924年5月29日，印度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在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下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泰戈尔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在上海第一次讲演时就表露无疑：“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然而，他不断强调的“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论调在当时一批以救亡图存、科学救国为宗旨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无异于一种不抵抗主义、一种亡国奴哲学。于是，一场围绕泰戈尔的文化大论争在中国文化界拉开了序幕……
孙宜学，1968年生，复旦大学文学博士，2004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英文系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现当代西方文学》（合著）、《外国文学专题研究》（合著）、《中外浪漫主义文学导引》、《浪漫的精神行旅——走近文学大师莫洛亚》、《雪泥上的鳞爪——中外文学论》、《泰戈尔与中国》等；译著《狱中记》《文学的哲学》《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卢俊与浪漫主义》《美国的文明》等；主编大型学术丛书“中国大论坛丛书”、“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经典译丛”、“西方文库·家庭书架”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
序 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讲演精华 东方与西方之警醒——过缅甸时对华侨的讲演 诗人的使命——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 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在杭州各界欢迎会上的讲演 东方文明之危机——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的讲演 东方文明之发扬——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讲演 中国与印度是兄弟——在济南各界欢迎会上的露天讲演 创办和平之乡学校的历史——在北京英美协会欢迎会上的讲演 爱为济世良方——游北海时对中外人士的讲演 东西文化之精髓——在北京法源寺的讲演 我的诗人生涯——在北京海军联社的讲演 人类第三期之世界——在北京雩坛的讲演 中国画之观感——在北京画界同志会欢迎会上的讲演 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余之革命精神——对北京青年的第一次公开讲演 巨人之统治及扑灭”巨人”——对北京青年的第二次公开讲演 东西文化之批判——在北京的最后讲演 佛教与东方文化——关于佛教的谈话 我之教育方法——在汉口辅德中学的讲演 友谊的记忆——告别词泰戈尔来华论争文精华后记
今天是我欢喜的日子，我多多地感谢你们把我从遥远的印度请到你们的国里，这真是我的难得福气。我有几句供认的话对你们讲。最初我接到你们邀我的信，我心里很踌躇。我从书本上看到关于你们的宗教与习惯的种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不清哪一家的话是对的。我心里想：“他们要我去究竟存什么盼望，我去时又有什么好消息带给他们？” 年前我心里只是迟疑不决的，屡次展缓我的行期，一半固然为我的身体不健，但是老实说，一半也为是决断不下。正在那个时候，春天到了，我们的春天比你们的来得早。我本来打算坐定一时着手我的演讲，因为用英文讲我是要预备的。但是春光来了，诗人也有了他的感召。一天一天的，乐调来到我的心里，自然地形成了新鲜的诗歌，我不由得忘却了我自以为应尽的责任。 但是我那时还是满怀的不自在，像这样地白费光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但是你们当然也明知道诗人是决不会履行什么职务的。诗人的职务如其有，也无非是开张着他的乐器，擒拿住太空中生命的秘密的颤动，调谱他的先觉的妙乐。是的，诗人的用途，只在生命苏醒的俄顷，他来朗声的布告，虽则人们还不会觉察，河里的坚冰已经渐次地苏解，严敛的肃杀的冷酷的寒冬已经无形地消隐。它的无情的冰链曾经封锁住整个的世界，恫吓爱和暖的人群，蛰居在紧闭的户内。紧闭的门户快开放了，现在春天已经来到。 我信托你们一定体谅我的怠惰，体谅我的放弃责任。那时我心里忽然会悟，也许你们的邀请与春风的感召只是同一的消息，你们自己当年潇洒的诗人还不是一样地在春风里举杯自醉，他们也何尝记得他们的职务？我也只得荒废我的职务，我愿意放弃你们的尊敬，取得你们的钟爱与姑息。在其余的国内，我就不敢想望这样的优容，因为他们从不放松他们严厉的督饬，他们是丝毫不容假借的，所以我为顾全自己起见，也只得兢兢地尽我的责任，忘怀我的诗神。 我方才说过，诗人们的使命是在钩探空中无声的音乐，启示梦境似的微妙的色彩，鼓舞理想的信仰与努力，像春风似的，带来消息，私语怀疑的人间，不久便有绚烂的花朝。 现代的世界上多的是缺乏信仰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信仰是创造的势力，不知道对于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信仰自身就会创造个未来。没有信仰，你就不认识机会，你就容易错过机会。有信仰的人们曾经产生过他们伟大的文明。顾虑与怀疑只是滋生无益的争讧，真文化的建设者只是有信仰的人们，他们有的是不存猜疑的童真，他们是梦人。 这创造的天才，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历史里看出，凭着信仰的真诚永远向前进取，不问阻碍与限度。现代所谓怀疑派的批评，恰只能摧毁，不能生产任何的果实。所以朋友们，来吧，认定我们标准，再不必游移我们的信仰，我们处在一个紧要的时期，这是所有的民族结合的时期。现代的流血与苦痛是不能容许的，我们人类的灵魂在烦恼中想望和平，厌倦了争竞与扰攘的生活。我们都盼望这件大事的实现，现在有的是可喜的机兆。你们这次邀我来到中国，便是一个凭证。在这几百年间来打扰你们平安的门庭的，无非是商人与兵士与种种不讨欢喜的宾客，但你们从不曾想着到外邦去邀请诗人。今天我竟然到了你们的中间。这不是一件大事吗？——不是对我个人人格的礼貌，这是遭逢新纪元的春光的敬意。所以你们更不必问我带来什么消息。从前的人们曾经用白鸽传递音信，在这争战的世纪的人们，也一般地宝贵他们的羽翼，但他们恰不再珍异他们云外的翱翔，他们只是利用他们来增加血流的分量。所以你们千万不可利用诗人们来传布消息。 我的希冀只在共同你们新来生命的动荡，共同你们的想望与欢欣，我求你们容许我的参加。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你们只须当我诗人看待。在你们的心里替我预备着一个地位，不要在公开的讲坛上安置高座。我只求得你们的心，我要你们的情爱，不叫辜负这难得的时机。我相信你们的前途有一个伟大的将来，也就是亚洲的将来，我盼望那一天你们的民族兴起，表现你们内在的精神，那是我们共有荣华的一桩盛业。
泰戈尔优美而富哲理的讲演，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中国文化界的纷扰和论争，为青年人的理想及“中国之崛起”找寻思想基点。 物质文明，虽然负有光圈的表面，但却不如精神生活有活泼自然的愉慰，能给人以真的充实的生命。 每想起风吹着流苏飘动的时候，便使我理想中得着中国文化的很深的印象，以为中国是一个奇异的浪漫的国家。早想亲来一游，却到今天才成事实。 ——泰戈尔 我们所以加倍地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皂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 ——徐志摩 我们绝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的泰戈尔；我们欢迎的，是实行农民运动（虽然他的农民运动的方法是我们所反对的）、高唱“跟随着光明”的泰戈尔！ ——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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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对中国素抱好感的泰戈尔踏上中国了的土地，但是泰戈尔来华却成了一场“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对于他引起的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