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
2000-6
大象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 编
无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这项工作之所以以“大系”命名，不过是表示我们并不以编辑出版各省卷本的“音乐文物集成”为终极目标。随着音乐考古学、音乐形态学、与音乐有关的古代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音乐考古专家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预期这项工作在“集成”的基础上，还将进入全面的、系统化的梳理阶段，这是一项与中国音乐史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研究工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最为宏大的工程。中国音乐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时，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石磬到河南信阳楚墓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问，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先生倡导并且亲自深入音乐文物的田野调查工作，直至倡议编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他所带领的调查小组，发现了中国青铜钟的双音结构，巧逢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具有铭文为证的青铜双音钟的出土，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对于音乐考古学的进一步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鉴于古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80年代末，武汉音乐学院设置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并在文物、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系列相关课程。这是发生在曾侯乙墓音乐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意义在于：音乐考古工作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理论工作的进展。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音乐考古学在人类文化史研究中，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诸如贾湖骨笛提供的有组织而能自成体系的乐音结构，便是一种即便是远古崖书中亦无从得知的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历史信息。它忠实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某种人类文明的曙光。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正当文化学的概念开始进入考古学，从而扩大了考古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畛域。音乐考古学如能产生长足的进展，将来无疑可以用己之长，回报于一般的考古学。考古学的最新进展是多侧面的，其重要的迹象之一是和文化人类学的互相靠拢。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将在这方面提供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和现象。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嗷嗷待哺的新学科也将因此而面临着有关学科建设中的特殊问题。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内容简介：中国音乐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考古学方面，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时，考古学家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石磬到河南信阳楚墓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问，音乐研究所的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
山西音乐文物综述第一章 乐器第一节 特磬1．五台阳白特磬2．夏县西下冯特磬3．闻喜南宋村特磬4．中阳谷罗沟特磬5．襄汾大崮堆山1号石磬坯6．襄汾大崮堆山2号石磬坯7．襄汾特磬8．潞城鱼形特磬9．阳城灵泉寺特磬10．灵石旌介特磬11．平陆前庄特磬附东下冯石磬第二节 编磬1．曲村晋侯8号墓编磬(10件)2．曲村晋侯邦父墓编磬(18件)3．长治分水岭269号墓编磬(10件)4．长治分水岭270号墓编磬(11件)5．临猗程村1001号墓编磬(10件)6．太原赵卿墓编磬(13件)7．侯马上马5218号墓编磬(10件)8．侯马上马1004号墓编磬(10件)9．万荣庙前58M1编磬(10件)10．长治分水岭127号墓编磬(20件)11．翼城河法村编磬(9件)12．浮山杨村河编磬(9件)13．太原金胜村88号墓编磬(10件)14．太原金胜村673号墓编磬(10件)15．交口窑瓦村编磬(10件)16．屯留车王沟编磬(10件)17．闻喜邱家庄编磬(10件)18．交城洪相铜编磬(5件)附1．侯马工作站藏编磬(6件)附2．襄汾赵康2号墓编磬(12件)附3．临猗LC1号墓编磬(8件)附4．分水岭25号墓编磬(10件)附5．运城“泗滨浮磬”附6．运城玉磬附7．夏县西其里编磬(3件)附8．闻喜邱家庄磬(4件)附9．曲村晋侯墓磬(2件)附10．新绛柳泉编磬(10件)附11．临猗程村1002号墓编磬(10件)附12．潞城潞河编磬(10件)附13．偏关吴城铜编磬(11件)第三节 钟镩钲1．曲村7092号墓甬钟2．晋侯苏编钟(16件)3．曲村晋侯9号墓甬钟(4件)4．晋侯邦父墓楚公逆编钟(8件)5．洪洞永凝堡11号墓甬钟6．洪洞永凝堡12号墓甬钟7．曲村晋侯93号墓编钟(16件)8．长治分水岭269号墓甬钟(9件)9．长治分水岭270号墓甬钟(8件)10．万荣庙前蟠螭纹大甬钟(4件)11．新绛柳泉编钟(12件)12．潞城潞河7号墓甬钟(16件)13．侯马上马1004号墓编镩(9件)14．侯马上马5218号墓编镩(13件)15．太原赵卿墓编镩(19件)16．潞城潞河7号墓编镩(4件)17．长治分水岭25号墓编铸(4件)18．闻喜上郭210号墓钮钟(9件)19．闻喜上郭211号墓钮钟(9件)20．万荣庙前钮钟(20件)21．临猗程村1001号墓钮钟(9件)22．太原金胜村88号墓编钟(9件)23．太原金胜村673号墓编钟(9件)24．长治分水岭25号墓钮钟(9件)25．平陆尧店夔龙钮钟(9件)26．平陆尧店钮钟(9件)27．屯留车王沟钮钟(9件)28．晋侯邦父墓铜钲附1．闻喜晋国子范编钟(16件)附2．长治分水岭25号墓甬钟(5件)附3．临猗钮钟附4．临猗LCI号墓钮钟(9件)附5．侯马上马13号墓钮钟(9件)附6．潞城潞河7号墓钮钟(8件)附7．长治分水岭269号墓钮钟(9件)附8．长治分水岭270号墓钮钟(9件)附9．高平镈第四节 侯马铸铜遗址陶钟模范1．侯马铸铜遗址钟甬范2．侯马铸铜遗址钟钮模范3．侯马铸铜遗址钟舞部模范4．侯马铸铜遗址钟体模范5．侯马铸铜遗址钟钲部模范6．侯马铸铜遗址钟鼓部模范7．侯马铸铜遗址钟枚模范8．侯马铸铜遗址采桑人物模9．侯马铸铜遗址铃范第五节 铃 铎 铜铃豆 铃匕 銮铃 银管1．灵石旌介1号墓铜铃(3件)2．柳林高红铜铃3．洪洞永凝堡銮铃4．昔阳赵壁铜铃(32件)5．闻喜七里店铜铃6．交城安定铜铃7．代县铜铃(2件)8．石楼曹家垣铜铎形器9．保德林遮峪铃首剑10．柳林高红铃首剑11．保德林遮峪铜铃豆(2件)12．保德林遮峪球铃车饰(4件)13．石楼诸家峪蛇首铃匕14．石楼曹家垣蛇首铃匕15．石楼后兰家沟蛇首铃匕16．保德林遮峪铃镌17．襄垣银管第六节 埙1．侯马乔村陶埙2．垣曲丰村陶埙3．万荣荆村陶埙(3件)4．太原义井陶埙5．垣曲古城陶埙6．垣曲口头村陶埙7．万荣荆村灰陶埙第七节 琴 琴谱1．雷氏造七弦琴2．清角遗音琴3．凤鸣枚琴4．明琴5．黑漆七弦琴6．八宝灰漆七弦琴7．聚锦堂琴谱第八节 法螺 铙 拍板1．右玉杀虎口法螺(3件)2．河曲北园法螺(2件)3．寿阳法螺4．繁峙下寨村铙(11件)5．广灵拍板第九节 鼓 札子1．灵石旌介1号墓鼍鼓2．曲村晋侯63号墓玉鼓3．代县铜鼓4．广灵鼓腔5．太原金胜村88号墓鼓座6．广灵札子第十节 戏台 舞楼 咽喉祠 戏碑 音乐文献1．侯马董氏墓戏台戏俑2．翼城樊店关帝庙戏台3．蒲县东岳庙明清戏台(4座)4．翼城武池乔泽庙舞楼5．晋城玉皇庙咽喉祠6．蒲县东岳庙献戏碑附1．高平咽喉祠附2．《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第二章 图像第一节 伎乐砖雕1．灵丘觉山寺塔伎乐砖雕2．新绛南范庄金墓伎乐砖雕3．新绛北苏村金墓伎乐砖雕4．闻喜小罗庄金明昌伎乐砖雕(9件)5．闻喜小罗庄金大定伎乐砖雕(8件)6．闻喜小罗庄金正隆伎乐砖雕(8件)7．闻喜寺底伎乐砖雕(5件)8．闻喜峪堡金墓伎乐砖雕(12件)9．襄汾金墓伎乐砖雕10．稷山段氏墓群4号墓伎乐砖雕11．稷山段氏墓群5号墓伎乐砖雕12．稷山段氏墓群8号墓伎乐砖雕13．闻喜小罗庄金墓伎乐砖雕14．浑源圆觉寺塔伎乐砖雕15．代县伎乐人魂塔附1．垣曲金墓伎乐砖雕附2．曲沃金墓伎乐砖雕(4件)第二节 伎乐石刻1．大同司马金龙墓伎乐人石棺床2．大同司马金龙墓伎乐人石柱础3．榆社伎乐人石棺4．高平高庙山石窟飞天伎乐石刻5．浮山天圣宫乐舞人经幢6．五台佛光寺伎乐人经幢7．晋城青莲寺慧峰和尚塔伎乐石刻8．潞城辛安原起寺伎乐人经幢9．平顺大云院七宝塔伎乐人石刻10．繁峙伎乐人石堂11．沁县南池1号伎乐人经幢12．沁县南池2号伎乐人经幢13．特赐广济大师之塔线刻伎乐图14．高平西李门二仙庙线刻奏乐图15．洪洞广济寺迦陵鸟伎乐经幢16．翼城胡乐伎石狮17．晋城府城关帝庙伎乐图檐柱18．安泽海东村伎乐造像碑附1．沁县南涅水飞天伎乐石刻附2．翼城下交寺飞天伎乐石刻第三节 乐俑 陶戏楼 彩塑1．夏县司马村乐俑2．太原北齐娄睿墓乐俑3．寿阳厍狄回洛墓乐俑4．太原沙沟斛律彻墓乐俑5．长治唐代乐俑6．曲沃演奏琵琶乐俑7．长治乐俑8．朔州琉璃乐俑(4件)9．运城乐舞百戏陶楼(2件)10．平陆乐舞伎陶楼11．太原关帝庙伎乐彩塑(10件)12．定襄洪福寺悬塑伎乐13．隰县小西天悬塑伎乐14．长治梁家庄观音堂悬塑伎乐附屯留申子正墓乐俑第四节 壁画1．太原娄睿墓奏乐壁画2．太原刘廷斌墓乐舞壁画3．高平陈开化寺奏乐壁画4．平定姜家沟1号宋墓乐舞壁画5．平定姜家沟2号宋墓乐舞壁画6．平定西关金墓杂剧伎乐图7．大同金代徐龟墓奏乐图8．繁峙岩山寺奏乐壁画9．大同云中大学1号墓奏乐壁画10．朔州城区辽墓散乐壁画11．汾阳太符观奏乐壁画12．运城西里庄元墓奏乐壁画13．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抱琴图14．洪洞广胜寺作场图15．芮城永乐宫纯阳殿奏乐图16．芮城永乐官三清殿雷神图17．芮城永乐宫纯阳殿童子伎乐图18．汾阳田村后土圣母庙奏乐壁画19．新绛阳王稷益庙祭祀图20．芮城堆郭子仪诞辰祝拜图21．大同鱼儿涧张氏祠堂奏乐壁画22．右玉宝宁寺水陆画奏乐图23．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罗汉奏乐壁画24．繁峙宝藏寺佛乐壁画25．阳高云林寺水陆道场奏乐图26．繁峙天齐庙奏乐壁画27．霍州贾村娲皇庙奏乐壁画附1．平遥双林寺茶园伎乐图附2．闻喜下阳敲鼓壁画第五节 器皿饰绘1．襄汾大张铜壶2．水陆攻战纹铜方壶3．长治分水岭大嵬礼图铜鉴4．兰釉罐伎乐图第三章 陶寺和云冈专辑第一节 陶寺遗址的乐器标本1．鼍鼓2．石磬3．土鼓4．陶铃5．铜铃6．陶埙第二节 陶寺乐器的测音1．石磬的测音2．陶埙的测音第三节 陶寺遗址出土乐器的意义1．鼍鼓2．石磬3．土鼓4．陶铃和铜铃第四节 云冈石窟音乐图像综述1．云冈石窟概述2．气鸣乐器3．弦鸣乐器4．膜(体)鸣乐器5．表现形式的分类6．佛教文化对云冈乐舞雕刻的影响7．鲜卑乐舞文化遗风在云冈8．少数民族乐舞与中原乐舞的融合9．云冈晚期音乐舞蹈风格的走向10．西凉乐对云冈乐舞雕刻的影响第五节 云冈石窟乐舞图像1．第六窟第一组2．第六窟第二组3．第六窟第三组4．第九窟第一组5．第十窟第一组6．第土窟第三组7．第十一窟第六组8．第十二窟第一组9．第十二窟第四组10．第十三窟第一组11．第十五窟第二组12．第十六窟第一组13．第六窟第十二组14．第十二窟第二组15．第六窟第十组16．第七窟第二组17．第九窟第一组18．第十五窟第二组19．第十六窟第一组20．第二十一窟第一组21．第三十八窟第一组22．第三十八窟第四组23．第三十八窟第二组24．六窟西壁上层25．第六窟中心塔柱南龛眉26．十二窟前室27．十一窟中心塔柱西边第六节云冈石窟乐器图像总录1．第一窟2．第二窟3．第六窟4．第七窟5．第八窟6．第九窟7．第十窟8．第十一窟9．第十二窟10．第十三窟11．第十五窟12．第十六窟13．第十七窟14．第二十一窟15．第三十七窟16．第三十八窟附录图片索引附表本书未收山西音乐文物存目山西音乐文物分布图后记
插图：山西省，地处中原，东有太行，西有吕梁，黄河在其西南两面，构成了天然的屏障。雁门、紫荆、偏头、平型等关隘，蜿蜒起伏的长城，高高的烽火台，记载着历史的沧桑。从北向南分布着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北高南低，呈阶梯状排列。在这里，从距今180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的芮城西侯度文化始，就有了古人类的繁衍生息。匿河、丁村、许家窑、峙峪、下川等文化像一串璀璨的历史明珠镶嵌在三晋大地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可谓“遍地开花”，早、中、晚期都有代表类型。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山西西南部汾河流域是为“夏文化”的早期中心区域，留下了较为丰富的音乐文物遗存。相传“原始社会末期，尧、舜、禹等曾建都于晋南地区，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古籍中所载尧时老人击壤而歌、舜作五弦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等事都发生在这里，著名的乐舞《大章》、《大韶》、《大夏》也产生于此”④。山西的商代方国文化遗存，较夏文化的地域更加广泛，显示出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并存和互为影响的局面，亦出土了相当数量与品种的乐器，有磬、埙、铎、管、铃、鼓、铜铃豆、铃首剑、双球铃和单球铃车饰、蛇首铃匕等，严格地说，有些还不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乐器，更多为信号乐器一类，但其给人以愉悦的音响以及所具有的某种特定含义的功用性，却说明当时先民的审美意识和情趣。进入周代，文王将其弟虞“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唐叔既带了周族的政策与文化，又不得不和当地强悍的夏族和戎狄土著族的政治、文化和风俗相融合。即在晋南地区兼容并蓄了高度发展的陶寺文化，吸取其精华发展了晋文化。作为中原文化区域的周的礼乐观念就是在这种融合与发展中，在晋这片沃土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著名的师旷成为周代音乐家的杰出代表，有“师旷之聪”的美誉。直到如今，他的故事仍在民间广泛流传。民间艺人中有许多以师旷作为偶像而加以供奉。此阶段晋文化中心地带出土的金石乐器之多之丰，足以说明晋音乐文化的发达。通观山西历史，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都是在中原文化与北方乃至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中相互促进的。三家分晋，拉开了战国的序幕。但有着丰厚历史积淀的晋音乐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从出土的音乐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三晋故地，音乐文化依然有着较大的发展。汉时的山西，亦为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其音乐文化在山西也有不少反映。目前所见多集中在晋南一带。诸如运城的两座乐舞陶楼、夏县的乐俑、闻喜的铜铃等等。山西大同，是北魏拓跋朝的早期都城，其音乐文化既体现了中国北方、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高度融合，又显示出极大的丰富性。几经沧桑，从尚未风化的云冈石窟中600余件伎乐造像，以及散布于山西境内的多处此时段的乐舞石雕，我们既可以看到音乐文化自身的发展，又深感宗教的力量。佛教自东汉时期迁入中国后，许多种源自西域的乐器、乐舞也随之而来。司以说。山西境内所遗留下来的音乐文物，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有关。正是佛教洞窟的开凿，才使我们能够比较多地领略到北魏时期音乐文化的风貌，而山西又是这一历史时期保留佛教石窟较多的省份。除此之外，北齐、北周的音乐文物也有一定数量的遗存。
在山西省文物局和各级考古与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几度春秋，我们几乎走遍山西各县市，有些地方往复多次，终于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呈献在大家的面前。诚如大家所知，中国的音乐史学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一直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新的而又详实的资料。我们在实际参与这项工作中，深感这是多么及时而又必要，如此大规模的普查，尽可能细的筛选，惟恐有所遗漏，其收获是令人鼓舞的。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山西一省的音乐文物就有3000余件。这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在此期间，我们常因新的发现而倍感兴奋，亦为听闻某些音乐文物的流失而深感遗憾。音乐考古学，是综合考古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既需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又要相关学科的基础。音乐考古学的建立，为中国音乐史学开辟了新天地，使得一些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与释解。同时也为考古学与史学提供了新的视野。三晋大地，就像一座聚宝盆，有着丰富的文物遗存，有待人们去发现、整理、研究。我们相信，《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提供给读者的资料，将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这意义与价值在于如此多的宝贝尚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定会对大家的研究有较大的助益，我们也期待着由此而产生的新成果的不断问世。在考察过程中，我们经常深深为山西考古与文物界同仁待人以诚的热情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所感动。在此，我们再次向参与、支持、关心我们工作的诸位师友致以最诚挚地谢意。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本卷定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敬请诸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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