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文集（第六卷）
2008-7
欧阳哲生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07出版)
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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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政的那一年，在君二哥刚好才到了十一岁的年龄，那时他还在黄桥家乡我们家里的私塾读书，然而已经受了这个变政运动的很大影响。他在私塾里，早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在戊戌变政失败以后，他就和他的几位同学互相约定：从此发奋努力，以图救国；不再学八股制艺，要从事实学；不再临帖习字，以免虚耗光阴。那时他们的所谓“实学”，就是要研究古人的言行，实事求是，不尚虚伪，于是乃从攻读正史着手。当时的同学，除了练秋大哥以外，还有顾甸青表叔和一位本家叔祖绣春。其中真能力行不衰的，只有二哥和甸青。大哥仅能勉力追随，而绣春叔祖却是望尘莫及矣。他以后常常说起，他的字体拙劣，就是依从他们的后果。甸青确也是博学强记，可惜他是一位独子，他的老太太——我们丁家的姑奶奶——守节扶孤，不肯让他这独子渡大江远游，只准在南通从事教育。甸青心中怏怏，又加体弱多病，未及壮年，已经辞世。二哥十四岁时，想到上海就学于南洋公学，当时必需地方官保送，因经本县知县龙研仙面试，题为“通西南夷”，二哥下笔迅速，议论豪畅，大为龙知县所赏识，因劝二哥不去上海，而去日本。第二年乃成行。在日本仅住了一年，初时还须补习日语、英文，结识了许多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如常熟翁之麟、之谷昆仲，溧阳史久光等等。他们都极有朝气，以救国自任。二哥也曾从事写作，鼓吹革命。那时他已经爱读任公的《新民丛报》，每期读后，必定寄回给大哥。大哥也曾感到异常兴奋，努力于地方的新兴事业，自称为“少年中国之少年”。然而二哥在日本，始终没有认识任公先生。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在梁启超去世后，1929年交由丁文江先生负责搜集、编撰。1932年赵丰田开始任先生助手，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24卷，一百余万字。1936年1月先生去世后，翁文灏续主持其事。1936年5月完成第二稿，约六七十万字，油印50部，每部装成12卷，分发给梁氏的亲友征求意见。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据油印本正式出版，书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书前有胡适的序和丁文渊的前言（简称“初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此书修订本，由赵丰田和其助手负责修订，书前有顾颉刚的序和赵丰田的前言，书名改题《梁启超年谱长编》（简称“长编本”）。1999年4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其中第193至196册收入影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现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版所出“油印本”收入，并参照“长编本”、“初稿本”对个别文字刊误，对某些引文据原作加以校订。吴铭能博士的《梁启超研究论稿》（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版）所附《台北世界书局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后记》一文，据《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对《梁谱》中所引梁启超家书作过校勘，对我们的编校亦有助益，我们在校订过程中予以参考，特此说明，并谨表谢意。此外，收入“初稿本”胡适的序、丁文渊的前言和“长编本”的例言，裨读者参考。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谱前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历1873） 先生一岁光绪二年丙子（公历1876） 先生四岁光绪三年丁丑（公历1877） 先生五岁光绪四年戊寅（公历1878） 先生六岁光绪五年己卯（公历1879） 先生七岁光绪六年庚辰（公历1880） 先生八岁光绪七年辛巳（公历1881） 先生九岁光绪八年壬午（公历1882） 先生十岁光绪九年癸未（公历1883） 先生十一岁光绪十年甲申（公历1884） 先生十二岁光绪十一年乙酉（公历1885） 先生十三岁光绪十二年丙戌（公历1886） 先生十四岁光绪十三年丁亥（公历1887） 先生十五岁光绪十四年戊子（公历1888） 先生十六岁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历1889） 先生十七岁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历1890） 先生十八岁光绪十七年辛卯（公历1891） 先生十九岁光绪十八年壬辰（公历1892） 先生二十岁光绪十九年癸巳（公历1893） 先生二十一岁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历1894） 先生二十二岁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公历1895） 先生二十三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公历1896） 先生二十四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公历1897） 先生二十五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公历1898） 先生二十六岁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公历1899） 先生二十七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历1900） 先生二十八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历1901） 先生二十九岁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公历1902） 先生三十岁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公历1903） 先生三十一岁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历1904） 先生三十二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公历1905） 先生三十三岁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公历1906） 先生三十四岁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公历1907） 先生三十五岁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历1908） 先生三十六岁宣统元年己酉（公历1909） 先生三十七岁宣统二年庚戌（公历1910） 先生三十八岁宣统三年辛亥（公历1911） 先生三十九岁民国元年壬子（公历1912） 先生四十岁民国二年癸丑（公历1913） 先生四十一岁民国三年甲寅（公历1914） 先生四十二岁民国四年乙卯（公历1915） 先生四十三岁民国五年丙辰（公历1916） 先生四十四岁民国六年丁巳（公历1917） 先生四十五岁民国七年戊午（公历1918） 先生四十六岁民国八年己未（公历1919） 先生四十七岁民国九年庚申（公历1920） 先生四十八岁民国十年辛酉（公历1921） 先生四十九岁民国十一年壬戌（公历1922） 先生五十岁附录一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附录二 前言
以下同书论罗、唐两家被捕事：一、罗、唐二家被逮之事，想久有所闻，未知澳中若何设法。弟子闻此，寸心如割，其人以助我之故，而受实祸更甚于我，虽彼无怨，我亦自愧。弟子去年有不慊于保皇会之明办者，即以此。既而得先生来示，有“非如此不大不固”之语。因之初念幡然一转，故今兹来檀，复蹈斯辙，诚自懊悔也。现时办事人虽无懈心，然彼虽不言，弟子固不能不为之设计，劝其移孥于澳。然大抵家人皆安土重迁，非亲自往归，不能劝其迁移，故同人不免有焦灼之状。虽彼辈向人演说仍云无畏（寻常入会人自无畏，惟实力办事者则可虑耳），然谁无父母，我亦岂忍空以无畏之言，自欺欺彼哉！今往事不可追矣，此后我辈办事，似宜慎之又慎，前此之失，但当悔而鉴之，不可顺而为之辞。以下同书问香港布置情形：一、本会在香港颇有布置否？据来书所言，似全无之。晓生究仍有相助之心否？现时我辈在澳办事之人，与港人气味不甚相投，谅难吸之。而在港无一庄口，实属不便，不知近有布置否？以下同书言拟开办铁器公司事：一、弟子顷于入会之外，复拟借公司之名，更集股饮助，现拟开办一铁器公司于香港（专贩我急需之物），集股二十万，在檀山招其半，在港、坡招其半，未知晓生、叔子肯为力否？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其益处无限无量，望设法更赞成之。
《丁文江文集(第6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