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2010-6
花城出版社
董晓
301
无
苏联，这是一个已经消逝了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不可能再复制的时代。不过在学术史上，这却会是一个长久留存的名字。它只有短短七十多年的历史。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强大、统治着半个世界的国家却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分崩离析。它创造了奇迹，也制造了噩梦。如何评价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可能会长久地争论下去，但是谁也不能无视它，或是低估它的存在。苏联文学就是这个时代的记录。无论从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看，苏联文学都有其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苏联文学又是那么深刻地影响过几代中国人，至今我们仍可看到这种影响难以抹平的痕迹。对苏联文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界的重要课题。现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论著：董晓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看到这标题，再翻阅书中的内容，都有耳目一新之感。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是当代作者的文学史论。全书从国家乌托邦主义与反乌托邦精神的对峙与两者关系的嬗变角度出发，阐述苏联文学74年的发展历程。
董晓，1968生，199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2001年留校任教。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副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9与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出版专著《走近：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圣徒抑或恶魔：涅恰耶夫其人其事》等。
序一序二前言十月革命至五十年代初：国家乌托邦精神的兴起与衰竭乌托邦理想主义激情的高扬伪理想主义的滋生显在的反乌托邦精神潜在的反乌托邦精神“解冻”年代：反乌托邦精神的兴盛反乌托邦精神的高涨国家乌托邦主义的延续后专制主义时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精神的转换与变异国家乌托邦主义的转换与变异反乌托邦精神的延续反乌托邦精神的转换与变异改革时期：反乌托邦精神的重新高涨反乌托邦精神的发展与深化国家乌托邦主义的第二次变异结束语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叶菲姆·普里德伏罗（笔名杰米扬·别德内依）是十月革命后名噪一时的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政治激情，夹杂着机智的政治寓言和妙语联珠的诙谐语，以粗犷朴素的风格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他的诗也同样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情感，只是这种乌托邦情感是他个人化的，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国家乌托邦主义的宣传中。十月革命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与团体，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激进的乌托邦性。这里有时代的必然。当乌托邦的理想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成为现实时，它会使人们自觉地在进行乌托邦的实践中进发出这种激情。托洛茨基20年代初写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就很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激进的性质。他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对文化艺术的观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当时很多比较激进的文学团体，如列夫、拉普等等，均表现出明显的激进乌托邦性。譬如，列夫在其文学宣言里称：“反动派按照自己的模式和趣味建立了艺术和生活。象征派（别雷、巴尔蒙特）、神秘主义者（楚尔科夫、吉皮乌斯）和性心理变态者（罗扎诺夫）的艺术所表现的，是小市民和庸人们的日常生活。”“革命的政党在生活方面进行打击，艺术起义了，为的是在趣味方面进行打击。”“我们没有搞过唯美主义，不为自我欣赏而创作。我们把得来的技艺运用于革命所需要的文艺宣传工作（罗斯塔招贴画、报纸小品文等）。
写完此书的最后一个字，已经到了2006年6月1日的凌晨。这本薄书是我这些年来治苏联文学的一点心得。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少年，我应当是最后一批受过苏联文学熏陶的中国人，与父辈们一样，也曾有过（如今果真消除了？）强烈的“苏联情结”。1991年末，当红色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缓缓落下，宣告了一个神话的终结时，其实我也曾有过难以用理智去克服的伤感。毕竟，苏联曾寄托了多少中国人的光明梦。苏联文学曾给予我少年时光多少单纯的憧憬与冲动。然而，理智终究要战胜情感，理性的反思终究应当克服感性的怀旧。20年前，当我怀着梦想，走进南京大学外文系的教室，成为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时，未曾想到将来会有一天，我会用别样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少年时代所钟爱的苏联文学。但我想，今天的反思，正是为了让苏联文学真正显现其应有的光辉。这也是对儿时梦想的一种告慰吧。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常给我的老师余一中教授打电话求教。我既愧疚又高兴。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十月革命至50年代初：国家乌托邦精神的兴起与衰竭，乌托邦理想主义激情的高扬，伪理想主义的滋生，显在的反乌托邦精神，潜在的反乌托邦精神，“解冻”年代：反乌托邦精神的兴盛，反乌托邦精神的高涨，国家乌托邦主义的延续，后专制主义时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精神的转换与变异，国家乌托邦主义的转换与变异，反乌托邦精神的延续，反乌托邦精神的转换与变异，改革时期：反乌托邦精神的重新高涨，反乌托邦精神的发展与深化，国家乌托邦主义的第二次变异。
无
苏联乌托邦文学与中国近代红色文学比较与反思，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