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随笔年选
2010-1
花城出版社
李静 编
292
无
编此书时，常陷入报刊网络的汪洋大海。闲时透口气，总要读点不相干的东西。这次是迪伦马特的《天使来到巴比伦》。“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乞丐”阿基形象遂在心头徘徊不去。阿基与正常乞丐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因赤贫而行乞，他则为行乞而赤贫。他曾以炉火纯青的技艺，乞得了财宝和权位；又曾以无与伦比的热忱，将财宝扔进幼发拉底河，在权位上输掉本国的一场战争——只因他不发一兵，由此避免了牺牲任何一个士兵的生命。当巴比伦在新任国王的统治下变成了禁止行乞的福利国家，他依然坚持在九死一生中，将乞讨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奖励这种古怪的品行，上帝委托天使把它创造的美少女库鲁比，赐给阿基。这一恩宠令国王和百姓大为眼红，因此，颠沛流离成了这个头号乞丐的宿命。带着库鲁比，阿基逃离了巴比伦，逃向充满“新的迫害和新的希望”的新国度。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引人入胜的是，它指出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巴比伦。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巴比伦里，照例有国王，有首相，有神学家，有刽子手，有银行家，有警察，有诗人，有工人……他们同样在各自的轨道上追逐着美丽的库鲁比。库鲁比意味着上帝的恩宠。但上帝的恩宠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采用作家库切的定义，那么“恩宠”就意味着“真理可以清楚而不盲目地被讲述的境况”(苏伊·考修：《库切(耻)中的羞耻与救赎》，许志强译)。如何才能进入这种境况？迪伦马特的回答是：成为阿基那样的头号乞丐。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与自身利益作对的人，一个避免从权力世界分一杯羹的人，一个不以自由意志换取安全和冠冕的人，或者相反，一个以牺牲一己自由来倾覆不义之舟的人。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真实彻底地存在，才能不为利益左右而遮蔽真理的显现。 也许这是一个作家的白日梦。但是，只有乞丐阿基式的作家，才能做出这样的白日梦。同样，只有乞丐阿基式的书写者，才能直面历史和自我深处最根本的不安，并将其完整而真实地讲述。在这种讲述中，他们成为了真正的蒙恩者。 以上是些与一本随笔年选无关的话，但我已决定“随”意地将“笔”停住，结束这篇序。因为夜已深了，除了向本书的每位作者致敬，向责任编辑温文认先生致谢，向读者致歉——为我的永不能完美的工作，实在不该再多聒噪了。晚安！
《2009中国随笔年选》选入2009年度公开发表的优秀散文44篇，入选作者有：黄集伟、陶东风、崔卫平、耿占春等44人。分为八辑，内容涵括广泛，思想求索、社会现实、历史思考、科学艺术等等，均有涉及。如从逼良为娼到逼良为侠、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北京四中等。
李静，辽宁兴城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随笔集《受伤者》、《把药裹在糖里》、《刺猬札记》（台湾），文论集《不冒险的旅程》（台湾）。主编有《中国问题》、《幽默二十讲》、2002年至今的《中国随笔年选》等书。现供职于《北京日报》。
第一辑 黄集伟 他的囧 你的槑 我们心中巨大的雷 陶东风 理解我们时代精神文化的关键词第二辑 崔卫平 天使的倾斜 李大卫 我也不高兴 耿占春 废话的政治 野夫 从逼良为娼到逼良为侠 邓晓芒 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 陈平原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 徐友渔 分化与流变：30年来的中国思想界第三辑 北岛 北京四中 李洁非 悲惨的信 黄子平 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学 胡松涛 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第四辑 钱理群 漫说“鲁迅五四” 马小军 1919：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雷颐 教育总长蔡元培 赵一凡 《围城》的现代性隐喻 止庵 感逝（外一篇） 朱航满 精神素描第五辑 程念祺 商鞅的为人为政与战国风气 阙光联 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 刀尔登 读史二题 王晓渔 “西洋景”和“中国梦” 半夏 不可以独立的经纪人 李乔 读史鳞爪 羽戈 对古德诺的傲慢与偏见 李冬君 太平天国之魂第六辑 薛忆沩 语言，蝴蝶和彩色的螺旋 许志强 《维特根斯坦笔记》及其他 朱也旷 自然勋章的两面 景凯旋 没有死过，但病过 张念 朗读者·告密者·审判者 刘春 克莱斯特的雾与误（外一篇） 贾晓伟 夜弹棉二则 周泽雄 文字的礼数（外一篇） 李皖 撞开时代大门的人 云也退 返老还童的幻象 郝建 面对大屠杀：罪责思考与艺术呈现第七辑 郭宏安 法国大革命与文人 何光沪 一位献身于公共事业的基督徒 孔田平 通过谈判的革命 刘建平 战后中日关系的“赔偿问题”史 贾西津 一个人的抗议史 王雪瑛 回望瓦尔登湖
一、无聊 1．无聊是意义亏空、价值缺失导致的心理体验。无聊就是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也不知道不活着的意义，不知道做一件事和不做一件事有什么差别，不知道为什么行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动。无聊不一定表现为没有一切行为，它只表现为有意义的行动能力的瘫痪。对无聊的人而言，无论实施还是不实施某个行为都没有差别，都无所谓，都不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所谓“懒得离婚”“懒得自杀”。当下中国流行的无聊经验是一种觉醒(幻觉破灭)后的心理体验。一个狂热地做梦的人，一个被神魅控制的人，即使在做着毁坏世界、摧残人性的工作，也不会觉得无聊(比如德国的法西斯和“文革”的红卫兵)。但觉醒后如果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实现这种意义的人，当然也不会无聊。因此，我们无聊，或者因为我们觉醒后再也没有梦，再也没有生活的意义，或者因为我们虽然有自己的梦，却看不到此梦成真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了新的意义却无法实现它。无聊是个人经验，但是其原因则是社会性的。因此对于无聊，应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2．百无聊赖和挠首弄姿都可以是无聊的表现方式。很多人一边表演着，一边无聊着。表演成为无聊的样态，表演得越起劲，无聊得越严重。××姐姐和那些陪她玩、看她玩、逗她玩的人大概就是这样一群一边表演一边无聊着的人。××姐姐是一个低劣的表演者，其人其文，一无可取，没有任何炒作和谈论价值。一个其貌不扬的女性，在网络上写了一些自我表现的作态文字，贴了一切亵渎审美的照片。一个内心充实的人，一个献身于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务的人，哪怕一个忙于维持生计的人，都不会对这些无聊的文字和图片感兴趣，一个有着正常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社会也不会为“××姐姐现象”提供产生和流行的土壤。重要的不是出现了一个××姐姐，而是大量无聊的公众和无聊的媒体选择了让××姐姐蹿红。网友们把x×姐姐的履历、言论、图片以及对“××”的“评价”等等贴到BBs供大家“讨论”，实际上是供大家开心。这种心理被有些人叫作“望着丑娃娃开心”。一群无聊的人玩一个无聊的人。3．有人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整个社会，都会一边对斥责着“××”的无聊，一边自己又无聊地成为为其添柴煽风的“看客”呢？他解释说，“我们的时代具有阶段性的无聊特征，随着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的宽容度增加，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去个性化’向‘个性化’时代转变的茫然时期。‘无聊’作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直被我们所忽视。”这种对无聊的解释是肤浅的、表面化的，因为它把无聊的蔓延归结为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以及个性的彰显。物质的丰富、传播方式的变化与无聊不存在必然联系。物质比我们更丰富、传播技术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多的是，但是无聊感的蔓延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至于“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云云就更是具有误导性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什么是宽容？哪方面的宽容？对什么事情的宽容？我们虽然可以发现对于大众的消费方式、娱乐方式的“宽容”度的确是在增加，但是在消费、娱乐以外的许多领域，宽容度到底有多大？真正的宽容度的增加应该使人们活得充实，感到生活充满意义，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全面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生各种问题的看法的时候，他应该感到生活的充实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怎么会反而导致无聊呢？“个性化”的时期也不一定是无聊的时期或所谓“茫然时期”。个性化不一定导致“茫然”。就像宽容不会导致茫然一样，真正的个性化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它应该使人活得充实。个性是与宽容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宽容当然不可能有个性。但是虚假的“宽容”可能产生虚假的“个性”，残缺不全的“宽容”则可能产生残缺不全的“个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就是属于后者。个性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孤立的个性。比如，“五四”时期是所谓“个性解放”时期，那个时代的反传统、反权威带有解放自我和解放社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双重使命，“五四”青年人反抗传统婚姻争取婚姻自主，既是解放自我和个性，也是社会革命和时代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个性和自我追求恰恰是走出无聊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表现。可见，只有改造压抑个性的社会、推翻压抑个性的制度，个性才能充分实现。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再比如在离我们较近的80年代，个性解放、自我表现与“五四”时期有相似之处。就拿那个时期的大众文化或大众娱乐来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热衷于唱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看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这些个性化的文化趣味和消费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充实的原因是：这些个性化的消费行为具有深刻的公共意义，是对“文革”时期占据霸权地位而且在当时仍余威犹存的“革命”禁欲主义的反抗，在娱乐领域的自我表达和个性选择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个人的趣味表达，但其实有社会政治的意义在里面。 畸形的伪个性、伪宽容以及伪自由才是无聊产生和蔓延的真正原因。 二、傻乐 1.傻乐是莫名其妙的乐，没道理的乐，傻呵呵的乐，是不该乐而乐，在应该痛、应该哭、应该喊的时候却乐呵呵的。没有乐的理由却乐不可支，是为傻乐。阿Q大概可以说是傻乐的典型，总是被人欺负又总是乐呵呵的。这种乐是对自己的生存困境的麻木，是对历史灾难的遗忘，也是对公共世界之危机的麻木。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我们的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悲剧和喜剧，而我们的艺术中既没有真正的悲剧也没有真正的喜剧，有的只是傻乐——傻并快乐着。2.傻乐者因傻（可以是真傻也可以是装傻）而乐，因乐而傻。傻乐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是出于无知。在前一种情况下，傻乐者明知不应该乐而找乐，明知没有乐的理由而依然乐，目的是为了转移和化解无奈带来的焦虑和痛苦。这是装傻者的乐。在后一种情况下，傻乐者昧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乐，像猪圈里的猪乐呵呵地吃食、睡觉、交配，笼子里的鸟兴高采烈地梳理羽毛、又唱又跳。这是真傻者的乐。前者清楚自己的现实处境，是明知不该乐而乐；后者昧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是不知不该乐而乐。前者源于怯懦，后者源于无知。在该痛该哭该喊的时候而不能哭不能喊，久而久之则不想喊不想哭以至于丧失了痛的感觉，这样的时代常常流行傻乐。因此，傻乐不仅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生存方式：建立在怯懦或无知基础上的生存方式。3.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和娱乐艺术即可用傻乐概括之。无聊恶俗的搞笑节目，不触及现实问题、一味拿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开涮的小品、相声以及只有喧闹而没有思考所谓的情景喜剧，都是傻乐的典型。当然，最最能够体现傻乐特点的还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台上的和台下的，主持的、表演的和观赏的，全部在那里傻乐。的确是“一年比一年愚蠢”。原因是什么？是中国的艺术家全部弱智？非也。傻乐的真正根源在于：似乎只有傻乐才能通过审查并达到皆大欢喜的效果，才有利于所谓“安定团结”、“和谐稳定”。有一位网友说得好：“中国的相声已经被消灭了，因为不允许讽刺。”导演们心里明白：越是触及现实的喜剧，“负面效应”就越大，就越是不能播出。讽刺贪官污吏往往等于“反党”。这个严酷的现实逼得相声、小品的编导和演员们除了自轻自贱就不知如何让观众发笑。除了自轻自贱还有轻贱那些可以轻贱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比如草根百姓、农民工甚至残疾人。本来，相声、小品或情景喜剧都属于喜剧类作品，其生命力在于站在草根的立场讽刺黑暗势力，嘲笑强权，或者通过喜剧的形式揭示深层次的时代悲剧。西方喜剧大师莫里哀、果戈理、卓别林，无不如此。中国现代的喜剧经典《三毛流浪记》也是一样。现在的中国喜剧却退化为向强权献媚、拿百姓开涮的闹剧、嬉剧。几乎所有小品（包括今年的《不差钱》）的嘲笑对象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原因不外乎这些人都是些可以放心大胆去糟践的弱势群体。他们全部被刻画成没有文化、势利眼、傻头傻脑还假装聪明的笨蛋。
无
每年初都买李静的随笔年选。编者很宽容地对待选文的观点，涉及领域很广泛；阅读时比较省力，不用浩瀚文海中选择了。
另外，印的能再精美一点，价格上在体现出更多的优势，可能会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具有更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