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蟋蟀
2012-6
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
岳韬
237
无
《红蟋蟀》是一部奇特的都市悬疑小说，一个海归寻找隐秘真相的故事。跃动的红蟋蟀，似乎只隐约闪现在古时宫廷斗蟋蟀的场景中了；然而，当晓东回到摩登繁华的大上海，却发现红蟋蟀远不只是一段记忆，它变成一个带着谜的真实存在，与它有关的那些模糊记忆、不可知的过去，似乎在黑暗中，朝她步步迫近……小说精巧地将悬疑的气息与缠绵放浪的爱情结合在一起，让人沉浸其中。
岳韬，1976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当过记者编辑，现从事商务培训，兼自由撰稿人。从九十年代初起，她频繁在中外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发表作品。《红蟋蟀》是她的处女长篇小说。目前她正在创作第二部长篇。
第一章 立秋第二章 处暑第三章 白露第四章 秋分第五章 寒露第六章 霜降第七章 立冬第八章 新年快乐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孩子们有着其乐无穷的童年。任何一点破烂，一只不起眼的小生物，或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能给他们带来莫大快乐。他们最爱欺负姨妈家旁边一栋楼里的疯女人璐璐。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变疯的。自我记事起，她便站在窗后自言自语，重复着同一个句子：“晚上我在河边等你。”孩子们春天朝她扔刺毛虫蛋，夏天扔刺毛虫，秋天扔癞蛤蟆，冬天扔点燃的小鞭炮。她总是一声不吭地关上窗，秀美呆滞的脸贴在窗玻璃上。 捉弄够了疯子璐璐，孩子们大笑着拥至姨妈家门前的碉堡旁。姨父告诉我过很多遍碉堡的历史，我却总也记不清它究竟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时造的。碉堡里空间狭小，只挤得下两三个小孩。他们常常为了谁该攻占碉堡，谁该在外面守卫而争吵不休。由于姨妈家得天独厚的地势，我只要等到外面安静了，一跨出家门便能轻易占领碉堡。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幻想的时光。我把它当成我的家，我一个人的家，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天地。 1982年，我上小学那年，世界发生了巨变。东面的小河被填平了，河对岸的农田被推土机铲平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姨妈家门前的碉堡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臭气熏天的简易平房和一群衣衫肮脏的民工。孩子们游戏的天地转移到了工地上。他们用沙子将彼此埋起来，躲在水泥管道里捉迷藏，收集晶莹发亮的石头……他们暂时忘了疯女人璐璐，开始欺负民工的孩子。“Pig！Pig！”他们用新学来的英文单词骂那些孩子。民工孩子回过头，脸上升起莫名的厌恶，迎接他们的是放肆的大笑。 不出两年，便陆陆续续有陌生人从市区搬迁过来。他们一边抱怨，“什么破地方，要什么没什么，”一边用双手勤勤恳恳地搭建起个温馨的窝。远方更多的农田在消失，更多的楼房在矗立起来。更多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家庭来到我们中间。每次开学看到新的插班生总是让人兴奋。他们的家长有跳芭蕾舞的、唱京戏的、经营马戏团的、开饭店的、在公交公司管调度的。我们的春游秋游一下子丰富了许多，出游时的交通和伙食也立马提升了。二十四栋楼上方的天空从那时起开始变得苍白狭小。 十二岁上初中那年，我随姨妈姨父搬离了二十四栋楼。离开时，楼前寂寞的柏油大道变成了交通要塞，楼后蹲满小贩的泥路变成了嘈杂的购物街。然而不知为什么，记忆中的二十四栋楼却永远矗立在灰白的天幕下。打桩机铿锵郁闷的声音机械地回响在天际。孩子们尖利的欢叫时不时将这空旷刺破。风吹散他们的笑声，天地又恢复了寂寥。 在这片灰白的天幕下生活着一群伶牙俐齿，乐观坚韧的人们。也许是生活太单调了，他们的嘴一刻不停：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车间里、食堂里、澡堂里、菜场里、厨房里、饭桌上、床头枕边……他们用粗俗市侩的语言说，谁谁谁的老婆跟谁谁谁的老公扎姘头，谁谁谁的公公因强奸被关进提篮桥，谁谁谁的儿子是个戆大因为谁谁谁不听一切劝阻跟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结婚……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他们露出畅怀的欢笑。人世间的无奈和无情仿佛全在那一刻灰飞烟灭。由于长年累月津津乐道彼此的隐私，他们看起来永远那么快乐。 我不幸也是谈资的一部分。从四五岁起，我就听到大人小孩在背口议论我的身世。流言有很多个版本，有人说我是被河对岸老农抛弃在菜地里的，有人说我是被未婚父母抛弃在街头的，还有人说我的父母不要我是因为我不男不女。走在路上，大人们常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孩子们则在我背后戳戳点点，叫道：“阴阳人，阴阳人！” 某天，一个陌生男子在放学路上截下我。他跳下自行车，连撑脚也来不及支起，便朝我扑来。只听到自行车哐铛一声倒地，他抓起我的裤腰就要往下拔。“让我检查一下你到底是男是女！”我大叫一声，甩开他，奋力向前奔去。一些路人经过，停下脚步好奇地看我，他没有追上来。 ……
在岳韬的蟋蟀世界中我看到了生命的角斗，听到了惨烈的呼叫，感受到了记忆中的伤痛——忍辱负重，也许是所有生命现象中的共性，以及对未来的给予吧。” ——薛欣然/母爱桥创建者/《见证中国》作者、英国卫报等欧美媒体自由撰稿人 “作者巧妙地借现时国际化的都市生活和个人的欲望情愫，用支离破碎的记忆和执着的探索，揭开人们小心翼翼藏在心底的关于旧时的秘密，带你去体验那个封闭却又狂热的时代里的感情、家庭和社会生活。这种追寻－－无论对爱情，还是对一本失藏多年的旧书——起初看似平常，最后却震撼人心。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相当个人化的故事，也是一张充满真实的想象的浮世绘。” ——舒春艳/荷兰莱顿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学者 “岳韬以一本《红蟋蟀》进军中国文学界。她的精心构思帮助我们定义一个后现代的中国。作者以主人公层层展开的内心和外在冲突回归到中国文学之根。然而，通过呈现一个海归在融入既熟悉又陌生的母环境时所体验的冲突和挣扎，作者又在传统的主题和韵味中又掺杂了西方现代元素。这是一本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达西·卡斯纳·涛瑞斯/作家、编辑（美国） “我们知晓多少中国家庭的秘密？《红蟋蟀》是一个美丽的，令人沉浸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在东西文化间徘徊的中国女性寻找自身秘密的历程。” ——伊兰·奥希瑞/英国拉夫堡大学教授（以色列） 既有侦探小说迷离的悬疑张力，又有现代爱情的无常和缠绵放浪，这是一本好看的小说。” ——丘彦明/作家、画家（台湾）
“疯女人璐璐那晚果真去河边赴约了。约会的对象，则是我不知踪影的父亲。我究竟是将她和我的父亲牵在一起的红娘，还是将她和死亡牵在一起的魔鬼？” “就在我睁开眼睛的一刹那，世界忽然全变成了红色：红的车、红的人、红的鞋、红的手、红的眼镜、红的地面、红的天花板、红的空气……我仿佛又站在三十年前的冬日里。保姆让我闭上眼睛，问我看到了什么颜色。我说红色。她说那是太阳的颜色，血液的颜色。”
无
一段海归白领三十多个春秋的身世之谜，一本销声匿迹三十余载的古籍，一个普通市井家族三十年来的悲欢离合。《红蟋蟀》的作者岳韬以小小的蟋蟀为线，立足当下为基点沿时间轴反向延展推开，凭借精巧的铺垫与布局，依靠时光的穿插与空间的交叠，巧妙地将读者的视线锁定在红色政权波澜汹涌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为我们讲述了一群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小人物们居住在二十四栋里，那是上个世纪最最典型的“企业社区”，他们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出入同一个食堂，在同一间大浴室淋浴，他们年迈的父母口耳相传着内容雷同的蜚短流长，他们的年幼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读小学，上中学----一片荒野中的公路一隅禁锢了小人物们的生活空间与交际范畴，也如剪不断理还乱的藕丝般牵绊着小人物们祖孙几代的生、死、忧、痛。
老法师家年仅十二岁的长子建国的意外死亡是一家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痛，这痛落在母亲心里扎根为经年无法治愈的心脏病，这痛让弟弟的内疚始终无法弥合，这痛滞在老法师落寞的眼神中，定格、游移，飘忽于那双挖着芋头的手上。对整个于家而言，妹妹建华是受到哥哥的死的影响最小的，然而，我却难以想象，一旦建华最终得知事情的真相，她将会是如何撕心裂肺的痛。
主人公晓东出生之时，红波即将平息安澜，然而，怒吼的大海依然没有放过这个粉嫩的婴孩。老法师对她说，她的父母就是从小将她养大，教育她的古师傅一家；恩重如山的养母对她说，过去的事情对她没有好处。然而，“忠言”就如同它们看上去缺乏根据一般苍白无力，晓东终究怀着心中的执念去找寻身世了，然而，一切似乎都来得太迟，不经意间做下的一切已无可挽回，晓东无法驻足在她新搭建的世界里；一切又都似乎来得太早，知晓仿佛是一道坚固的玻璃屏障，你可以回首，你可以转身，你可以流连，亦可以叹息，但无论如何，得知真相的晓东再也无从回到过去的旧世界了。晓东被撕扯在两个世界之间，却与两个世界无法相容。
那个动荡的年代正如那个夜里肆无忌惮吵闹的“红色政权”酒吧，自愿的人们进去了，周围的邻居们如老法师一家被无辜波及却无法逃避，毫不知情的人如晓东，也如那三个傻傻的外国年轻人，虽未一脚踏进，也难以不涉足其中。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生于安乐被忧患波及。文革的残忍之处不仅在于当年的迫害、杀戮与困窘，更在于它绵延至少几十年的对后人的影响。德国人反思二战，于是有了以战后一代为主人公的二战小说《朗读者》；我们回忆那段史无前例的岁月，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本以现代场景为蓝本、展现现代主人公生活的文革小说《红蟋蟀》。虽然无论从文学性还是思想性，作为一本通俗推理小说的后者都远不能同纯文学的前者相比，然而，它们带给我们的反思是相同的：我们该如何对待上一代人的罪孽，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对待曾经犯下罪孽，而如今就在我们身边的上一代人。这样的反思都太大，也太过残忍，然而显然，无论《朗读者》的作者还是《红蟋蟀》的作者岳韬，他们都以轻巧入手，游刃有余，最后抛出一个几乎令人无法接受的结局。宏大的历史是无数个小人物的积分，而小人物的命运之于国家社稷却可近乎趋近于零，他们被愚弄，被戏耍，却无力还击，留下的唯有一声却道天凉好个秋般的“新年快乐”，留下的唯有一声堙没于喧嚣中的、如同疯女人璐璐低语般的若有若无的叹息。
2012-8-26参加雨枫悦读会，同天读完本书，三星半到四星之间，取四星。
“红蟋蟀”这部小说反应的不只是一位没有确定归属的女性命运，它还绞缠着性别的，历史的，政治的，民族的等话题。通过一位女性身体的游动和体验，变相地演绎出红色时代的历史劫难与国家时代特有的认同困境。小说通过女主角小东的身体寻游，通过在一位属于美国的美国人与一位中国上司，姐夫，以及生父的男人间寻觅和碰撞，在不断的寻疑，尴尬，否定中，再现或嘲弄了这个表面的后国家时代背后所摆脱不掉的红色历史疑难与国家时代的身份问题。
小说想表现的是对自身的寻找，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归属感。我们常误以为在一个国际化的世界里，我们也变得国际化了，那些陈旧的（斗蟋蟀）和阴暗的（文革）东西与我们都不在一个时空了。但当与异文化碰撞后，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我们不关心，甚至唾弃的历史不仅没有离我们远去，还早已在我们身体里代代相传，生根发芽。有些东西是抛不开的，只有去承认，去面对。小说里女主人公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只是个象征，生父母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母文化。小说的结尾正寓指了在自身深处找到母文化时的惊诧和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