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邓大姐
2004-1
重庆出版社发行部
本社
无
我们的邓大姐，ISBN：9787536664562，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
一代伟大的女性 李先念风雨同舟——怀念邓颖超同志 荣毅仁外交战士的怀念 钱其琛先驱 楷模 公仆 母亲 陈慕华学习邓大姐对党风的高度重视 孙起孟杰出代表 优秀楷模 雷洁琼邓大姐托我带信给张学良 吕正操一座人格丰碑 钱正英和邓大姐一起过党的生日 万国权永恒的怀念 刘延东共产党人的楷模 陈作霖开明祥和、平易可亲的邓大姐 杨拯民光辉业绩永照人间 罗青长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韩 叙绵绵樱花情——邓大姐与日本朋友 孙平化忆与邓大姐在一起的岁月 廖似光坚定的信仰 不懈的奋斗——访邓颖超同志 爱泼斯坦 刘 珙 曾淑芝同邓大姐的几次谈话 金冲及我眼中的邓大姐 张 颖我编《周恩来选集》时认识了邓大姐 力 平邓大姐在六届政协的日子里 彭友今 周绍铮 宋德敏 张一道邓大姐关怀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黄 森深切关怀少数民族的邓大姐 王连芳“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沙 里邓大姐的风采 纪红民屹立在妇女解放领域的丰碑 罗 琼邓大姐的精神陶冶着我的心灵 董 边三次见到邓大姐 李友莲与邓大姐共庆“三八”节 赵庆云忆周总理和邓大姐 吴树琴邓大姐教我们如何做好“外交官夫人” 孙 琪可亲可敬的邓大姐 水 静怀念邓大姐二三事 徐 乾忆邓大姐对我的接见和平反 李学文我心中的邓老师 颜一烟 ……
书摘 开明祥和、平易可亲的邓大姐 杨拯民 我们全家对邓大姐都怀有深挚的感情。我和邓大姐最后一次见面是1992年4月份。当时我因小病住院被她知道，她派秘书来看望。出院后，我去看望她。她正在重病之中，仍然叮嘱我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大姐住院期间，我看过她几次。她骤然离去，使我在感情上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痛惜失去了一位多年来一直关怀爱护和指导我的慈母般的长者。 记得第一次见到邓大姐是1944年秋天，在延安杨家岭周恩来同志的窑洞中，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那年秋天，组织上决定把我从中共米脂县委调往关中军分区。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当时陈毅同志拿着电报来找恩来同志商量事情。邓大姐在一旁看到我十分拘谨地坐在那里，就主动走过来和我聊天。她十分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等情况，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精神也放松了许多。一会儿，陈毅同志走了，恩来同志又继续和我谈了起来，这时候邓大姐很自然地走到一边去了。谈完话，恩来同志和邓大姐带我去杨家岭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饭堂去吃饭。途中，恩来同志不时被人拦住交谈。到了饭堂，见到都是中央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少奇、弼时、富春、陈毅等同志均在这里吃饭，我有些不知所措。邓大姐又来和我闲谈。她告诉我，经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条件大大改善了，食堂有六菜一汤，主食有米饭、馒头、面条。她让我多吃一点，喜欢哪样就吃哪样。她热情周到的关照，使我紧张的心情踏实了许多，温暖之情油然而生，至今记忆犹新。 以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及解放后我长期在外地工作，直到1962年我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才有机会再和邓大姐见面。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看完电影，大姐一下子看见了我，马上叫住我：“你不是杨拯民吗?”随即转身告诉了周总理。总理说：“我见过他的，他现在已经在陕西省委当书记了。”真没想到，相隔18年之久，邓大姐在电影场能一下子认出我来，使我很激动。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总理写信。没过一星期，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总理病重期间，我寸心悬悬，多方打听，想去探视，连写了几封信给邓大姐希望看望总理，但未能如愿。总理逝世后，天津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不让我来京参加吊唁活动。经过我多方努力，直到最后一天中午，王炳南同志才打来电话，叫我下午3时前赶到北京医院。这才得以向最敬爱的总理致了最后的敬意。 1978年4月，我从天津调到北京工作，见大姐的机会多了。特别是1982年我调到政协担任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工作后，邓大姐作为第六届政协主席，我即开始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承教诲，接触更多，感受也更深了。5年中，她那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和无微不至地关怀同志、朋友的博大爱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邓大姐担任政协主席后，经常到机关办公室来了解同志们的工作情况。每次大会和常委会她都到会。同时，她还要参加几次小组会。我们考虑到她的年事已高，身体又多病，劝她减少几次会议，但是邓大姐坚持到会听取同志们的发言。此外，邓大姐还要亲自找外地来京委员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邓大姐特别重视政协的民主制度，她确定除了每次要开小组会以外，还要有大会发言，给每一位委员多一些发表个人意见、见解的机会，以充分发扬民主。常委会开会时，她坚持每次到会，倾听委员们的意见，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在平时工作中，邓大姐作风严谨细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密切联系群众。我们每次向大姐请示工作，总是很快就得到她的批示，最长只要一天时间就能得到回音。她的指示总是十分具体、明确。她的工作效率是十分高的。从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就足以说明大姐的工作效率之高，实属罕见。第一件事是1985年，杜聿明先生的夫人在香港去世，大姐决定让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程思远先生去港办理善后。在邓大姐的亲自疏通干预下，还在密云水库休假的英国使节连夜赶回北京签字放行，复杂难办的人港手续只用了24小时就全部办好。第二件事是政协副主席华罗庚在东京访问期间，突然病逝。也是在大姐亲自安排过问下，我们从北京到东京，办完华罗庚副主席的验证、火化、运送，直至安葬在八宝山公墓，仅用了36个小时。 邓大姐听取别人意见，总是从善如流。只要你的意见正确，就很快会得到她的有力支持和鼓励。记得一次她在政协工作人员大会上对机关工作有所批评，后来经过说明情况，在另一次会议上她就作了更正。邓大姐非常注意了解周围同志的情况。同时，她也真诚地希望同志们了解她。一次我去中南海西花厅，她让秘书给我看女作家胡杏芬写她1937年在北平西山疗养院养病时的故事《李知凡太太》一文。我懂得她是让我们这些助手更了解她，不但了解她的现在，还知道她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经历。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流。 邓大姐继承发扬了周总理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有些事情我们想不到、看不到，她却观察人微，并身体力行。有一次政协大会期间，邓大姐指示我们要照顾好程砚秋的夫人，尽可能在生活和医疗条件上给予照顾。原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儿子原为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病故，大姐立即关照将王以哲的女儿补为政协委员。这些事情她想得都比我们深。 和邓大姐接触过的同志，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大姐对人非常热情。对我们这些助手，她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平时，当她发现我们有什么错误的时候，立即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但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及身体情况，她又常常像慈母般地给予人微的关心。1979年，我第一次突犯心肌梗塞被送到医院抢救。邓大姐知道后，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由于她的关怀和医院的努力，才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并且在第一线继续工作了八年半。1987年，我第二次心肌梗塞，大姐又一次给予了直接有力的帮助，再次挽救了我的生命。此后，大姐又批准我到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我现在还能做一些工作，是大姐殷勤眷顾的结果。 ……
编后记2004年2月4日，是敬爱的邓颖超同志100周年诞辰。为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回忆文集。 收入本书的回忆文章，有的是过去曾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的是我们根据采访记录整理的，有的是专为本书撰写的。其作者有同邓颖超同志共过事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有同邓颖超同志有过工作接触的老部长、老同志，有邓颖超同志的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和革命后代，也有与邓颖超同志有过交往的知名老作家、艺术家和普通工作者。其内容既有重大事件的叙述，也有一些生活交往的细节写真。这些文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邓颖超同志光辉的一生，印证了她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道出了她的平凡与伟大、睿智与风采。 本书的编辑出版，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许多老首长、老同志不仅为本书提供了翔实生动的回忆，而且以最快的速度审定稿件，这是令本书编辑组非常感动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颖超》摄制组为本书提供了访问记录；重庆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接到本书的编辑任务时，距邓颖超同志100周年诞辰仅有两个月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组织更多的老同志为本书撰写回忆文章，也难以将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全部选用，敬请鉴谅。同时，仓促之中，难免存在错漏之处，祈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主审廖心文，主编陈扬勇。潘敬国参加了编辑工作。 本书编辑组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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