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
2006-3
重庆出版
邓鹏
625
无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接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最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 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第一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最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接，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 “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开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入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打入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点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接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进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接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心泉也有喷发时——《无声的群落》序 历史的证言——《无声的群落》序 前 言 上部：老知青回忆录 第一章 追梦年华 风萧萧兮嘉水寒 咏雪四题 林场的歌 我们林场的“高知”们 永远的痛 魂殇 我在大巴山的“再教育” 木耳场轶事 《十月的歌》 苦涩的伊甸园 苦乐年华 小放牛 蛙鸣声中 林场动物园 难忘的文艺会演 方绍英小记 忆高鼻寨背秋 第二章 疑惑与反思 回首“乌托邦” 跑龙套者 和“走资派”论“批斗” “抢”散 巴山冤魂 在严寒的日子里 狱中奇遇 关于“阶级斗争”的回忆 等三章 耕耘心路 云深不知处 巴山琐忆 一句受益终身的话 置身峡谷的体验与思索 我的“上山”与“下乡” 招工：稍纵即逝的机会 遥念巴山揽鳞爪 接受“再教育”笔记 大巴山走出的老中医 刻在记忆里的岁月 大巴山上学英语 插队落户的日子 脱贫之路 难以忘却的岁月 人处绝境时 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的初衷 喂猪梦破灭记 第四章 山路弯弯 天生的罪人 情葬巴山 巴山夜弈 秦老师 认命不随命 梦魇岁月苦难青春 那一天好大的雪 上山下乡四十年祭 从军记 回城悲喜剧 梦断一九七七 雪地上的马灯 回城 招工风波 当民办教师的日子 漫漫返城路 永恒的一瞬 《大巴山老知青剪影》序 下部：老知青剪影 第一章 缘结大巴山 无奈的命运抉择 奔赴广阔天地 第二章 林场的歌 乌托邦部落 “脱胎换骨”之路 第三章 动荡年代 韶华任蹉跎 流散琐事 第四章 山路弯弯 插队落户的日子 漫漫回城路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剪影读后感∥刘小葫 编后记 邓鹏 附录：1964-1965年达县地区社办场重庆知青名单（部分）
五、岁月悠悠一九六四年十月去大巴山，在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落户。十四年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我才回到重庆。去时青春年少，归时已届而立之年。那年十月十日，当我把简单的行李装上卡车，离开大巴山到成都上学的时候，大有笼鸟归林的心情。我在内心发誓：此生再也不会回大巴山!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巴山不断出现在我梦里。我才意识到，当年在大巴山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无论是青春的欢乐，还是精神的失落；无论是那些挥洒在田垄里的汗珠，还是那些火塘周围的明亮的眼光；无论是那些风雪交加的黑夜，还是那些霞光灿烂的黎明{无论是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子，还是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倾慕，抑或是我跟那里的乡亲和工友的情谊，如今都成了我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生毕竟没有几个十四年，大巴山区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大巴山，不完全是为了寻找自己青春的足迹，而是继续追求那些关于人生和世界的永恒的问题的答案。最近几年来，“青春无悔”这句话在“老三届”知青当中相当时髦。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乡的伙伴们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我认为，能够潇潇洒洒说这句话的人要么在事业上有点成就，要么就是对人生有点超凡脱俗的领悟。我自己常常对孩子说自己青春无悔，但是“无悔”二字里包含了多少当年的惆怅和酸楚，多少彷徨和苦痛?我只能说，我当年做了一个幼稚但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没有失败，在后来的十四年里我的确得到了很多很多让我终身受用的财富。不过，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在我落难的时候，我精神上的支撑并不是那些官方宣传包装起来的模范，也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样蹩脚的政治说教，而是父母的高洁人品、朋友的互相支持、农友和工友的关照，还有从怀疑权威、彻底否定自己的虚假信仰的痛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生活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跟命运抗争的强烈欲望。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母在信中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来勉励我。在“文革”初期，我被地委派来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强迫劳动时，父母意味深长地给我寄来了新衣服。母亲当年经常对我说：“三穷三富不到老。”诚哉斯言!今天，我不时用这句话来勉励下一代。人的本性除了利己还有利他的一面。除了生存，人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自己生命的最大价值，这种追求不仅合乎人的自爱本能，而且包含人通过“达则兼济天下”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否认这种追求的合理性，压制甚至剥夺这种权利是荒悖的。当时的教育政策违背了人类社会赖以维持的公理：文明社会必须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明智的政府必须对公民一视同仁。回顾历史，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教育政策其实是一九五七年对知识分子贯彻阶级路线的继续，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人的成功也需要一些历史机遇。我们这一批人在山寒水瘦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许就终生扎根在大巴山里，永久被历史遗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性动荡，才使我们否极泰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特别是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我们这一万四千多在大巴山区的重庆老知青才带着满脸的风霜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这件事本身真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当年我离开父母远行的时候，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根本没有理会父母送子上路时的心情。如今自己为人之父，才能够想象当年父母经历的苦痛。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无法向我解释，因为我不仅接受了官方的教育，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去世之后，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日记。父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写道：“鸦儿昨日下乡，吾心无比沉重。鸦儿一向学业优秀，不料今日却因我之过失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乃从今日起戒烟，以志吾痛。”寥寥数语，引起我内心一阵隐痛。中考“落榜”后，我的姑母邓昭仪和表兄叶含弘特地从北碚进城来看我，姑母请我们全家到会仙桥的“心心餐厅”吃了一顿西餐，意在给我一点安慰。表兄含弘因为姑父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一九五八年高考时委屈地放弃了第一表的所有志愿，进入昆明师范学院学习。他说自己当年从昆明寄给母亲的信常常是三水(墨水、泪水和汗水)混合写成。那天从“心心餐厅”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小表弟，看来我的运气比你的还是要好些。”我的姑父、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叶先生得知我下乡的消息后，涕泗滂沱，大哭一场。这位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的学者，在一九五七年因为政治上的天真背上了“右派”的黑锅，从此报国无门，直到去世也没有回到大学讲台。我想，他之所以痛哭失声，也许不仅仅是为了我这个侄子的遭遇，而是因为他预感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幸。果然，我下乡后不到两年时间，中国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动荡的年代。
与一些早期结集的知青集体回忆录相比，《无声的群落》的叙事风格更为平实朴素，对这场运动以及自己经历的思索也更成熟，更客观。即以篇幅之巨来说，众多的知青回忆录，也鲜有能出其右者，从中亦可见参与者的投入程度。本书主编邓鹏称这个群体为“无声的群落”，有心者应能体味其中隐含着多少的悲苦与不平。 定宜庄 ——中华读书报
昆德拉说：“我们生活在别处……”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过去。一切记忆不仅为生命意义的基本内涵，更是我们精神家园中最丰富、最活跃的基因符码，因此在一切审美意义上，“怀旧”便成为最美丽的情感底蕴。如果当今的时尚文化被看作时代的精神快餐，而由“怀旧”引发的精神创造则是我们人生的文化盛宴。《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就是一首用历史和生命的音符构成的双重变奏曲，一部荒诞年代中岁月如歌的《命运》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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