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栅栏
2008-4
重庆出版社
张金起
248
无
从大栅栏看到更多城市与人一样也有年龄，有的老城两三千岁，有的新城才几十岁。在城市越来越趋同化的中国各地，你看不出新老城市、大小城市有什么不同。现在，对老城市老城区的改造完全是一种大跃进式的社会运动。房地产项目如雨后的鲜草一样挤占着一切可能的空间，物质上的贪欲支配了正常的建筑意识与社会结构意识，我们的历史载体：古建筑与原居民正在分离。也正在快速地消失，其速度在近十年里超过了过去的一百年。从近年来每个月都要修改一次的北京地图可以看出，大栅栏作为一个整体，是北京极少数还没有被改造的地区之一，因此也被人称之为“城中村”。现在，这个“城中村”中到处是残存的历史遗迹与居住其间的原居民。从一片庄稼与水草丰美的河道直到近代以来的商业繁荣的城区，大栅栏地区成为北京外城中的核心，它经历了六百年来岁月的磨砺。从2006年的规划看，原来的大栅栏就要离我们远去了。大栅栏地区具有北方其他城市与地区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它是近代社会学的研究基地，它是民俗博物馆，它是建筑博物馆，它是清末民初社会活动的活化石，它是京味文化传承中不可断裂的一环。而我所爱的是这样的大栅栏：只要你随便走进一个院子，没有一个院子没有历史，没有一个院子没有故事。这儿是说书馆，这儿是红灯区，这儿是戏剧家故居，这儿是庙，这儿是老当铺，这儿是大烟馆，这儿是大车店、煤铺、书店、会馆、钱庄、戏院、布庄、干果子铺；这儿是清中期的，这儿是民国前期的，这儿是日本侵华时期的，这儿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这儿是福建人建造的，这儿是东北人建造的，这儿是河北的、山西的、山东的、湖北的、浙江梯式的。但是，所有这些都将和其他老城一样，消失在白瓷砖背面，消失在各种机械与图纸当中，消失在规划者的眼下，消失在最不应当消失的时间与地点。如果我是一个作家，我会赞美老街区的原真性、多样性与浓得化不开的人情味；我可以赞美大树下坐看风云起的男人们与说笑打闹的女人们；我可以赞美他们一边说着天下大事与历史沉迹，一边沉醉于儿孙绕膝的人生之乐；我看到在大风雨前，胡同中一时黑下来，人们转身就可进入自己的家，他们在门口看着雨从古老的房檐上淌下来。这样的光景与祖先所见的完全一样。我看见当冬天来临的时候。这一切仿佛又随万物进入了冬眠，大树的叶子落下，整条胡同铺满了金黄的颜色，只有卖报的人在黄昏时节还因为一份没有卖完的报纸在吆喝。夏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一座高楼楼顶极目远眺，大片的灰星顶连接成片，一团团的大树冠在空中相连，各家的鸽子们飞翔在一处，而我所居住的房子就沐浴在这一大片灰顶之中。路灯开时，胡同先如睡美人似的昏昏的，不一会又如小孩子的眼睛一样明亮清沏。灯下走来几个下棋的人，他们摆开战场，一堆人观看，如果我不在高处，这会儿也许我也会是其中的一个。高，是一个角度，也是一种态度，位置让人有所不同。那么看历史呢？则要更远更高，不只看几年几十年，也要看几百年或几千年。当意识到眼前千姿百态的一切即将随着推土机的轰鸣消失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个特定时期我们所要承担的责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绝不是口号，而应当是人们普遍的历史责任。我意识到了记录的重要，记录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我们保不住这些物质的时候，我们起码要保『主影像。我从2003年起就对大栅栏这一片胡同中的原属红灯区部分进行了拍摄记录，并出版了《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台湾版为《八大胡同的故事》)。在拍这一片胡同时，我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不可能对一个相对完整的而且正在发生着巨变的北京历史文化区进行全景式的记录，于是找了几个人一起拍。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四处呼喊，并于2006年成立了“老北京拍记队”(其全称为“老北京拍摄与记录工程队”)，之后再将目光放到了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城市与村镇，放在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记录、整理、挖掘工作之中。这项工作更为庞大，所以我叉与同道们组建了一个大型的网上论坛《中国记忆论坛》，好让千千万万的人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做”来影响别人的“行”。我想，中国人重视自身历史传承、重视社会变迁记录的习惯会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然而，我的本意并不只是起于记录而止于记录，还要通过记录建立起大多数人对历史的敬畏，这其中也包括对自身历史的尊重。虽然在一个多元社会的架构中，人们对生活方向的选择是自由的。我认识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只有几年时间，在这之前我也认为那些承载历史的建筑破破烂烂，拆了算了。而当我真正地走进它的内部，才看到了它的宏大与精美。所幸我用不太多的时间走过了我应当走过的路与桥，经历过了应当经历的磨难，也把这一切融进了内心。高山上有“门”，它是一个保护与记录者所能走到的地方，这项特殊的工作让我的视野更高、更宽、更亮。2003年，我一个人每天走在30多条胡同中；2004年，我拍整个大栅栏地区时我们的队伍是三个人：2005年，拍整个北京时，我们有了二十几个人；到了2007年年初，在北京、上海、黑龙江、天津、河北、湖北、江苏、山西、广东、山西等地已经有了几百人在同时记录与保护当地的老街区与老房子。从只有30多条街的“八大胡同”到有114条街的大栅栏，再到整个北京老城区，之后到全国各地，我们团结了那么多的同道，我们影响了那么多的人。一个中国民间的文保力量与保护机制的架构正在形成。对我来说，这也算是有一点成就感吧，在英、法、德等国家，来自民间的历史文化保护的力量与机制已经成熟，而我们才刚刚开始。这本书其实是从两年前就开始一点点地写了，而老照片的收集与整理也在同时进行，新图片从2003年一直拍到2007年本书将要付印时，其间因杂事缠身，数次中断，好在得到了很多人的极力帮助，才得以完成。我长期在这一片胡同居住与成长，这儿有我的朋友，有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有我的梦想，有我的将来。我爱我的大栅栏，我爱我的北京，同时我也爱我的祖国，特别是一个历史文化传承有序的祖国。从有关大栅栏地区的这些文字中，我希望读者可以看到这里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与近现代史有关，也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与人一样也有年龄，有的老城两三千岁，有的新城才几十岁。在城市越来越趋同化的中国各地，你看不出新老城市、大小城市有什么不同。 现在，对老城市老城区的改造完全是一种大跃进式的社会运动。房地产项目如雨后的鲜草一样挤占着一切可能的究竟，物质上的贪欲支配了正常的建筑意识与社会结构意识，我们的历史载体——古建筑与原居民正在分享，也正在快速地消失，其速度在近十年里超过了过去的一百年。 《百年大栅栏》从建筑到人文，从历史到商业，从文化名人到“八大胡同”，和你一起了解更多的“城南旧事”，勾起我们的城市记忆，回望历史的背影。 北京的大棚栏地区保存的近600年历史的胡同街巷肌理及传统市井商业区，构成了当今最为完整的老北京古城风貌。在这些大量原真性的古老建筑里曾经是商众云集、喧嚣交易。穿行在这些胡同中，你可以了解到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了解到饱含历史积淀的商业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文化、民俗文化。如果你还想从这些老建筑中了解到更多的“城南旧事”，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吧……
张金起，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多种公益活动，早年关注环保，近年来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他介导成立了“老北京拍记队”与“中国记忆网”，对北京的胡同与各地区的老街区、老房子进行研究和保护。“中国记忆网”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以保护文化遗产、记录历史变迁为宗指的专业网站。
从大栅栏看到更多（前言）大栅栏地区大事记总述店铺云集炉房、钱庄、银号聚集地琉璃厂文化街庙宇祠观报业繁荣会馆云集梨园之乡旧时八大胡同大栅栏地区街巷名称的变迁老字号荟萃地大栅栏街“大栅栏”街名的由来火烧大栅栏重现繁荣公私合营及改革开放时期国药精粹同仁堂八大祥之首瑞蚨祥履中备载内联陞满城茶香张一元中国电影诞生地大观楼大栅栏内众戏园清末的金融街珠宝市街清代银炉行绫罗绸缎谦祥益京城最窄的胡同钱市胡同旧京银、钱交易所曾经的粮食市场粮食店街甜酱小菜六必居乱世保平安会友镖局百年创业之乡廊房头条五彩花灯文盛斋京师第一劝业场满街“红货”摊子廊房二条珠宝玉器街老北京小吃街门框胡同瑞宾楼褡裢火烧清真小吃爆肚冯魏家麟记酪铺马家老铺月盛斋护城河边西河沿街银号公馆正乙祠从煤市到美食煤市街姑苏风味致美斋早期的银行街施家胡同旧时银号街当尽家财为活着北火扇胡同旧京老铺鼎盛当扬威胡同前门外清真寺民国出版一条街杨梅竹斜街清勤堂主梁诗正娱乐购物青云阁清水池堂东升平昔日小马神庙培智胡同丁宝臣与《正宗爱国报》“教主”之所培英胡同“通天教主”王瑶卿梨园名宿寓居地笤帚胡同“国剧宗师”杨小楼一代名伶孟小冬“五行八作”处石头胡同百年影像老大北老生三杰余三胜关过宋帝的老街延寿街“臭名远扬”王致和从水脉到文脉樱桃斜街乾隆年间贵州会馆戏曲组织梨园公会原名“李铁拐”铁树斜街大师出生地梅家老宅明代员夕卜郎府第大外廊营胡同“伶界大王”谭鑫培八大胡同的核心陕西巷蔡锷与小凤仙小巷有名妓榆树巷京城名妓赛金花京城“芥子园”韩家胡同“东方莎士比亚”李渔“天下第一丑”刘赶三徽班由此生根百顺胡同“梨园伶圣”程长庚“青衣泰斗”陈德霖会馆一条街珠市口西大街纪晓岚与阅微草堂文物聚散地琉璃厂东街吃喝玩乐逛庙会厂甸旧时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妓院的分布妓院的规则解放以前对八大胡同的管理及妓女的悲惨遭遇解放后封闭妓院及对妓女的改造
插图：总序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长达三干多年的建城史，一千多年的建都史，文物古迹浩若烟海，历史遗存举目皆是。旧时的老北京，是以紫禁城（宫城）为核心，由外围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池组成。明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在原城垣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皇城及由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和安定门九座城门围建的内城的扩建。由于明代的北京城一直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与侵扰，嘉靖三十二年，明政府曾想在内城四周五里外建外城，但由于人力、物力匮乏，只修建了南面部分，也就是按顺时针方向由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和西便门七座城门围成的外城，所以外城又称“南城”。这时北京城的平面轮廓就形成了一个“凸”字形。清朝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后，有32万八旗官兵及满族人口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他们及其眷属的生活，清政府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北京内城的几十万汉民强迫迁往外城（南城），腾空内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另一件是没收明朝皇室、勋戚的田产，在京畿地区派官员骑在马上，拉开户部发给的绳索，纵马圈占百姓良田，俗称“跑马占城”。宣武地区的商业文化、士乡文化、会馆文化和梨园文化等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入文景观，彰显着南城乃至整个北京的风貌。其中位于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地区”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代表。这里的每一条古老的街巷胡同就像一座窿历史舞台。市肆厂坊的演变，坛庙祠宇的盛衰，府邸宅第的起落，震撼人心的事件，都曾在这里上演。大栅栏地区的范围，北起前门西大街，南至珠市口西大街，东起前门、南大街（粮食店街），西至南新华街，总面积1.26平方公里。因辖区内的一条有近600年历史的大栅栏商业街而闻名。店铺云集明朝初年，正阳门（前门）外始建廊房，开始进行各类商业活动。清代开始，此地区逐步形成规模和特色，大栅栏街内有开业于清康熙八年（1669）以经营自制丸、散、膏、丹闻名全国的同仁堂国药店；有开业于嘉庆十六年（1811），过去专为王公贵族做朝帽缎靴，解放后则以生产民族帽见长的马聚源帽店；有开业于光绪十九年（1863），北京有名的“八大祥”之一的瑞蚨祥绸缎庄；还有老字号内联陞鞋店、老凤祥金店、天蕙斋鼻烟铺、聚庆斋糕点铺、厚德福饭庄等。大栅栏街的繁华还带动了周边的廊房头条及西河沿街的金银首饰店、旅馆等行业。廊房二条、三条珠宝玉器店90余家，其中廊房二条被誉为“玉器街”。1919年，据京师总商会统计，大栅栏地区有31个行业共4，495家店铺。当然，促使大栅栏繁荣的不仅是商业的发展，同时也由于这里娱乐场所的集中。清朝伊始、政府规定“内城逼近宫阙，例禁喧哗，不准在城里开设戏园”等。因此，戏园多开设在前门大栅栏一带。清代，大栅栏街内就有庆乐园、三庆园、广德楼、广和园和同乐园5家戏园。住在内城的王公贵族、豪绅富贾都爱出前门看戏，这也间接促进了大栅栏地区的繁荣。炉房、钱庄、银号聚集地由于大栅栏地区商贸繁荣，清代此地区的珠宝市街内曾有铸造宝银的26家官炉房。当时从全国各地交来的税银，都要在此经过重新融铸后才能运到户部国库。珠宝市街里的钱市胡同，就是旧京进行银、钱交易的场所，这里每天银钱交易的比价操纵着全城钱业的行情。施家胡同有同元祥、裕兴中、福生、启明、三聚源等十几家银号，被称为“银号街”。这些银号不仅有货币兑换、存放款、汇兑等业务，有的还发行钱票，为当时此地区民族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此后本国的银行也逐渐发展起来，西河沿街先后出现了盐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原证券交易所、上海银行南城办事处等几家近代银行。其势力逐渐取代了票号、钱庄、银号、账局等旧式的金融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到北洋政府时期，全市营业的银钱业机构有337家，其中位于前门大栅栏一带的就有142家，占全市银钱业机构总数的42％。这些经营银钱交易的钱市及大大小小的钱庄银号，奠定了此地区作为北京商业、金融业中心的地位。琉璃厂文化街在北京的文化生活中。不能不提到大栅栏西部的琉璃厂文化街。辽代这里叫“海王村”，元朝在这里开设官窑，烧制琉璃瓦件。明代因为营建宫殿，扩大了此地官窑厂的规模。到了明朝嘉靖三十二年修建外城后，这里变为城区。清乾隆年间琉璃厂停止烧窑，但“琉璃厂”这个名称却保留下来，流传至今。此后官方下令，将前门外和内城的一些书摊迁到琉璃厂空地，以适应来京应试考生的购书需求和清廷编修《四库全书》的需要，这给琉璃厂的古1日书业带来了空前繁荣的机遇。这里逐渐聚集了众多经营古旧书刊、文献典籍、文房四宝、传统字画、碑帖尺牍、古玩珠宝等的百余家店铺，有的至今已经营了300余年。这条街曾经集散、保护和流通过不可估量的文化珍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起着特殊的作用。琉璃厂著名的文化老店很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店，有的红极一时，有的萧条冷清，甚至关张转业。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此街曾进行几次整修扩建。1985年，由国家拨款，将全街店铺重修成仿清式建筑。其中现存的有：一得阁、戴月轩、文盛斋、博古斋、中国书店等。都是百年老店。庙宇祠观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历经汉、契丹、女真、蒙古、满等多个民族的统治，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老北京人对民间习俗非常重视，对地方神祗也很崇拜，庙宇祠观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但很多人似乎对于神仙、佛祖有何不同，佛教、道教等宗教教义有何差别并不关心，而是对宗教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平时没事的时候不信教也不拜佛，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遇到家人有了灾病就想起拜佛消灾。更多人则是对各种宗教神祗采取广泛祭拜的态度，他们相信“礼多佛不怪，神多好办事”。所以举凡生老病死、去祸消灾、婚丧嫁娶、求财祈福、求学求宫、生意兴旺、流年大运、家宅平安等，无不到寺庙求神问卜，烧香还愿，以求得到心理的安慰。民国十九年（1930），据北平市社会局调查，大栅栏地区共存庙宇60余处，其中观音寺、万佛寺、火神庙、真武庙、龙王庙、清真寺等都有相当的规模。如今，除杨威胡同的“清真礼拜寺”仍保持原貌专事礼拜活动外，其他寺庙有的因年久失修，殿堂已废除；有的庙舍外部虽保持原貌，但内部大多改为居民住宅或为机关团体驻用。报业繁荣19世纪末，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英、德、俄等八国以保护驻华使馆及侨民为借口。联合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侵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最终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社会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些力图救亡存国的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政府的无能，看到民众在文明程度和道德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到“开民智”“新民德”，进行启蒙宣传的迫切性。为此，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启蒙的主张。其中以报刊激发民众，开阔眼界、了解形势和增长新知为最好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白话报相继出刊。宣南地区成为报馆集中的地方，仅大栅栏地区先后就有报馆40多处。当时社会风气渐趋开放，女学日盛，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女子受教育则“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因此，全社会推行女子教育，对女性报刊的要求尤为急切，再加上首都文化发达的基础与妇女读者群的规模，女性报刊应运而生。大栅栏地区诞生的一份妇女报刊，就是由张展云母子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1905年8月20日），在前门外羊肉胡同（今耀武胡同）中间路北创办的《北京女报》。该报是当时我国北方地区唯一的妇女报刊。当时该报日出3开横张竖排，双面印6版，使用白话文夹杂北京方言俗语，“以提倡女学妇德为宗旨”，是反映中国清末新女性心声最早期的报刊，它存在了四年之久，颇受妇女界的欢迎。据说，这份报纸曾引起清朝慈禧太后的重视，老佛爷每日必读《北京女报》。在众多报纸中，还有一份回族同胞丁宝臣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1906年11月16日）在小马神庙（今培智胡同）创办的，我国回族最早的白话文报纸《正宗爱国报》，它是当时北京很有影响的报纸。该报以“保国就是保教，爱国即为正身”为宗旨，敢于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及袁世凯妄图称帝的丑恶嘴脸进行揭露与抨击，创下了当时存续八年之久的办报纪录。民国二年（1913），当局以“煽惑军心”“妨害大局”“私通民国领袖”罪将丁宝臣杀害。丁宝臣为捍卫民国，支持共和，成为被袁世觊杀害的第一位报人。满清王朝结束后，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的自由，因此在当时社会又出现了兴办报刊的高潮，北京城里的报馆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据统计，在民国初期仅大栅栏地区新办的报纸就多达二十余份。那么，为什么当时许多报馆都诞生在南城呢？原来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宣武门外南柳巷的永兴寺及周边的铁老鹳庙，聚集着信义、聚兴、聚恒、聚升、合成、集文、杜记、同顺、天华、义兴、永丰等十余家报房，全市及外埠各报均集中在此，形成了南柳巷报市一条街。历史沉淀使这里报业兴旺，每天天不亮，各家报馆将报纸送到这里，报房将报纸分发给报夫，再由报夫销往全城的各个角落。可以说，是宣南的士乡文化孕育了北京的报业，使其成为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会馆云集清顺治五年（1648），政府颁布“满汉分城居住”的政策后，内城被禁止设立会馆，因此旧京城的会馆主要分布在外城，以今宣武地区最为集中，先后建有400余处。有的地方在一条窄窄的胡同中就分布着十几座会馆。据统计，到解放前，仅大栅栏地区114条街巷中就有各省、县级工商、文人会馆103处。当时文人会馆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间，商业性质的会馆为京城传统商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大栅栏地区独有的会馆文化。如今，这些曾经繁盛的会馆大多已变为民居，有的已被拆除。会馆的兴建和发展，与古代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关系。科举制度作为中国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从隋唐时期开始，到明、清两朝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旧中国，平民百姓进入仕途的正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考试，由秀才、举人、进士一级级地考上去，直到中了状元、榜眼、探花，才能授予御史、给事、国子博士等中央官职或府推宫、知州、知县等地方官职。那时候，如果一个家族中有人当了官，别人都能得到好处，旁人也会对其另眼看待，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也成为很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目标。据统计，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停止科举考试，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考试201科，取进士51，624人，应考的举子则是这个数字的几倍。每次考试期间，大批应试举子从天南海北赶往京城，聚集在天子脚下。按惯例，各省要为应试举子提供一定的单程路费，但抵京之后的食宿杂用则需个人负担。由于很多人出身贫寒，这笔开销常常困扰着他们。此外，每当会试发榜后，折桂蟾宫者一步登天，从此衣食无忧，而大批名落孙山者有很多滞留在京城各处，希望在三年寒窗后再次应考。这时，举子们在北京的住宿饮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外城大栅栏地区的许多居民腾出住房，挂出“状元店”或“状元吉寓”的招牌，供举子们居住，而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有些贫寒子弟负担不起，因此，迫切需要有为这些贫寒子弟提供在京城住宿和各项服务的机构。于是已经中试，荣登仕途的同乡官员因曾亲身经历过这种落魄情形，便自发组织起来，召集在京的同乡官员、富商、士绅和名仕共同出资，购置地产房屋，作为同乡应试举子的暂时栖身之地，“会馆”便应运而生了。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或落榜者栖身再读的会馆，也叫做“文人试馆”，其在嘉靖年间达到鼎盛期。樱桃斜街东头路北的“贵州会馆”是一家省馆，建于清嘉庆年间，后在道光、咸丰之时，贵州赴京应试的举子不断增多，老馆难以承受而又修建东、南、西、北、新、中诸馆。其中“贵州中馆”与老馆在同一条街上。光绪三十年（1904）科考制度终结，这类会馆逐步失去了早期接待本籍举子的作用，转而成为本籍京宫及候选人员的下榻处。这里也是同乡宫吏及家属、在京商入、学生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并供祭祀乡贤或燕集的场所。还有一种是商业会馆。北京自明清以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排除行业内部竞争，抵制欺行霸市和封建权贵的盘剥，同时也为从事转运贸易的商人提供驻足、存货、议事的场所，便集资兴建了“工商会馆”。大栅栏地区以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所建的此类会馆最多，且行业性质明显。如小椿树胡同路南的“山西盂县会馆”，是盂县氆氇行（氆氇：源于藏语，是藏族的一种羊毛织品）商人在乾隆己酉年建立的商业会馆；王皮胡同有广东珠宝、香料商人筹建的、专供本省客商到京贩卖货物、歇脚、存货、待售及与商界沟通信息的“广东仙城会馆”；西河沿街有浙江绍兴银号商人在清康熙六年修建的“银号会馆”（又名“正乙祠”），这些都是工商性质的会馆，大栅栏地区诸会馆的财产除了“主产”馆舍外，还有许多“附产”。附产一般多是会馆积累资金购入的房舍或同乡捐献的房地产，有的附产甚至大于主产数倍，占收入的绝大部分。以王皮胡同的“广东仙城会馆”为例，由于其资金雄厚，附产不断扩大，且大部分是位于繁华地带的铺面房：王皮胡同8间，大齐家胡同两处22间，观音寺20间，大栅栏街12间，粮食店街74间，西柳树井34间，这些主产和附产当时的租金收入相当可观。由于各省商业会馆的逐步增加，各行会逐渐认识到，只有扩大团体组织才能与欧美强国抗衡。同时，官方也感到行会众多不便管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农工商部奏请朝廷批准，在虎坊桥路北陈氏古藤花馆（今晋阳饭庄）成立“京师商务总会”，将所有行会性质的会馆、公所等统纳入“总商会”。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30），这些会馆、公所又改称“同业公会”，其名称及地址见下表。民国时期，1日的科举制度虽然废除，但由于一些外省学生及商人还常驻留，会馆又存续了一段时期，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后，中央政府迁都南京，大批在朝从政的外省官员亦随政府机构南下，大栅栏地区的会馆逐渐开始冷落萧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寇占领时期，北京附近各省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北京，一些会馆的管理人员乘机抬高房价出租，而且有人将同乡的这些公产逐渐变为自己的私产。大栅栏昔日的会馆逐渐变成大杂院，管理人员只管收取房租，不对房屋进行修缮，不少会馆因此破败不堪，有的甚至倒塌。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自第二年起，京城所有会馆逐步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房管部门管理，历经近500年的会馆业从此画上了句号。梨园之乡众所周知，宣武区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从清乾隆年间。大栅栏地区就聚集着众多的戏曲班社、演戏茶园。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居住在此的各剧种、各行当的名角乃至乐师、编剧等层出不穷。在这里徽戏与秦腔、汉调合流，并借鉴昆曲、京腔演唱艺术的精华，终于在清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1840-1860年）间，发展出一个新的声腔剧种，这就是今天的国粹：京剧。大栅栏作为这个重要事件的发生地，见证了京剧的起源、发展与繁荣全过程。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二十一日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安徽籍的盐商江鹤亭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的徽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为皇帝进行祝寿演出。当时，盛大的表演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梁桥，每隔数十步设一戏台，艺人们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台上的戏还没歇下，后面又已开场，令人目不暇接。其中，高朗亭演出的喜剧《傻子成亲》使乾隆帝龙颜大悦并大加封赏，因此轰动全城，此后受各家戏园邀请留在京城。当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人人争睹为快。在三庆徽班走红之后，先后又有“四喜”“和春”“春台”“三合”“嵩祝”“金钰”等徽班入京。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京华舞台中徽班阵容已远远超过了其他剧种戏班，其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最负盛名，时称“四大徽班”，至此也拉开了京剧肇始的序幕。早在清康熙十年（1671），清朝政府就下令“京师内城永行禁止设戏园”。但实际情况是“禁而不止”，嘉庆四年（1800）四月，清政府又再次下令“禁止内城开设戏园”，令文说：“向来京城九门以内从无开设戏园之事，嗣因查禁不力，夤缘开设，以致城内戏馆日渐增多，八旗子弟争逐歌场，消耗囊橐，习俗日流于浮荡，生计日渐其拮据……”这一御旨禁止京城内城再开设戏园，而且将内城原有的戏园全部迁到外城。自清嘉庆至民国的百余年里，外城大栅栏地区的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广和园、中和园、同乐园、文明园、开明戏院、第一舞台，这些京城著名的老戏园每天都是锣鼓喧天，各大戏班争相在此轮番表演，吸引着八方观众。当时还有诗描写道：廊坊头二三四条，戏园荟萃人如潮。迭官显贵平民客，饮茶听曲乐逍遥。其中享誉京城的“四大徽班”也多在这些戏园演出，为了方便，他们就住在附近大栅栏的各胡同中。其中“三庆班”寓居韩家潭（今韩家胡同），“四喜班”在陕西巷，“春台班”在百顺胡同，“和春班”在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因此梨园界有句谚语：人不离路，虎不离山，唱戏的离不开百顺、韩家潭。丰富多彩的戏曲演出让官员、文人、商贾无不喜爱。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城“贩夫竖子，短衣束发，每人园聆剧，一腔一板，均能判别其是非。善则喝彩以报之，不善则扬声以辱之，满座千人，不约而同”。当时，京城还有许多同乡会馆也时常宴集。邀班演唱。公会宴开白昼间，嗷嘈丝管动欢颜，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从上面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凡遇到节庆佳时、婚丧嫁娶、会馆祭祀，都是戏曲演出的好时机。舞台上的历史演化、将相豪杰、道德教化、喜怒哀乐都借戏曲形象表现出来，为京剧的产生制造了浓厚的氛围。清道光年间，已有300年历史的古朴、拙实的湖北汉调进京，其中著名艺人有王洪贵、李六、谭志道、余三胜，进京后他们多住在大栅栏地区。当时，徽班阵容强大，汉戏难与之抗衡。为了立足，又由于徽、汉两个剧种在声腔、表演方面有血缘关系，所以汉调演员进京后大都搭徽班表演，有的还成为徽班的主角。经过艺人们在舞台上的实践，逐渐将徽、汉两调合流，并在艺术上改变了西皮、二簧、吹腔、昆曲等诸腔杂奏的状态，在声腔、剧目、舞台语言、表演等方面进行融合创新，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西皮、二簧为主要声腔的剧种：皮簧戏，这就是现在的京剧。可以说，中国京剧的形成、发展，与大栅栏乃至整个宣武地区都有着不解之缘。熟悉京剧的人都知道，在京剧史上有一幅闻名遐迩的名伶剧装写真画。清《同光名伶十三绝》。该画出自晚清画师沈蓉圃之手，他将清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十三位享有盛名的昆曲、京剧演员用工笔重彩的画法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民国三十二年（1943），此画被书绅朱复昌在市肆购得，缩小影印才得以保存，这幅画为研究近代戏曲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当时，画中这十三位名家大多居住在大栅栏或宣武地区。自“四大徽班”进京京剧形成以来，京剧的主要奠基人，在梨园界声望最高，誉有“乱弹巨擘”和“伶圣”之称的程长庚居住在百顺胡同36号，与他并列称为“三鼎甲”的张二奎和余三胜居住在石头胡同，时称“单刀叫天”的“伶界大王”谭鑫培居住在大外廊营1号，此院落从谭鑫培至谭孝增历经六代。铁树斜街101号是清“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京剧旦角演员梅巧玲的故居，也是其孙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诞生地。在京剧界被誉为“青衣泰斗”，也是梅兰芳、王瑶卿的老师的陈德霖居住在百顺胡同55号，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首创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的“花衫”艺术流派的京剧旦角名家王瑶卿先生曾居于培英胡同20号。其他从事戏曲的艺人、乐师、编剧以及服装、盔头、刀枪把子、乐器等制作人员，还有培养戏曲新人的如金福、双庆、小和春、小嵩祝、小金科、小荣椿、富连成、斌庆社等科班，散居在大栅栏中的大小胡同，真是数不胜数。这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和众多戏曲从业者寓居在此，彼此之间相互通婚，形成家族并且代代相传，由此产生了浓厚的戏曲氛围。今天，当我们走在这些胡同中，依然还可以看到保存相对完好的这些名人的故居。
《百年大栅栏》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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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对老北京大栅栏各个胡同感兴趣的或者原来住在前门地区想回忆过去的，资料很翔实配合老照片~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