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云五文集第伍卷）
2008-5-1
江西教育出版社
王云五
1201
无
岁馀以前，余先后撰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册及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册，历时四载，全部毕事。时余精力尚健，馀勇可贾；原拟就中国经济思想深入研究，续有撰述。适同学周道济博士，方主商务印书馆，以该馆有七十馀年历史，蝉联不断，对我国文化教育不无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力劝余提前撰该馆馆史，以垂永久。 余今以该馆老成凋谢；硕果仅存，唯余一人，是举舍余莫属，只以创始之二十五年，余尚未参加，此段资料，搜集不易，姑努力为之。于是自一九七二年开始，尝试计画搜罗，，从事撰著，期以一年完成。不料老病旋即突发，疲惫万分；甫及半，即搁笔半载。最近病况渐趋稳定，决以馀生完成是举，健康生命，在所不计，卒于去年终全部脱稿。唯后段系扶病写作，资料排列，不无颠倒；且属文潦草，初校势须自任。幸而因病鲜外出，得以全日在家为之，每次工作一二小时，辄休息时许，竞日睡眠多次，以致夜间失眠，其苦滋甚。 是书经余初校后，即承同学王寿南博士代为详校，对于资料之排列先后，多所是正，寿南一面执教政大，一面为是书校雠；辛劳备至，殊可感也。兹已排校完毕，得一千一百馀页，字数超过百万，分量篇幅均与六年前余所撰八十自述相若。然彼时余精神体力均非此日可比，用能一气呵成，毫无困难。今则时作时辍，神智虽不让畴昔，精力实远不逮，扶病为之，苦况不堪言状；错误遗漏，自所难免，唯趁此馀生，完成最后之作，不使信史失传，亦一快事也。 书名定为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盖商务创办，实受新教育影响，而其间作述，亦转而影响于新教育；合并撰述，可知其间关系。读者除借此一觇商务过去七十馀年之历史，与中问屡遭巨劫，如何苦斗复兴，维持不坠。同时并得睹新教育之发展及其与商务之相互关系。 余为保存资料，不稍散佚，以得来不易，不忍割爱；宁滥毋缺，名为长篇，实较适宜。唯以能否及乎生前撰定，殊不敢必；姑暂视同定稿，以存其真。是书出版后，余如尚健在，或更谋浓缩简化，使成名实相符之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关系，此则敢望而不敢期许者也。盖以老病侵寻，一恙未痊，他恙又起，虽雄心不稍衰，其如精力何？诚恐是书殆为余最后之著作而已，不禁感慨系之！
王云五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和中国现代文化传播事业，主持出版了各类图书两万多种，他发明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也都是具有影响的创造性精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对中国近代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前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民前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民前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民前十二年（公元一九○○年）民前十一年（公元一九○一年）民前十年（公元一九○二年）民前九年（公元一九○三年）民前八年（公元一九○四年）民前七年（公元一九○五年）民前六年（公元一九○六年）民前五年（公元一九○七年）民前四年（公元一九○八年）民前三年（公元一九○九年）民前二年（公元一九一○年）民前一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年）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民国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年）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公元一九五○年公元一九五一年公元一九五二年公元一九五三年公元一九五四年公元一九五五年公元一九五六年公元一九五七年公元一九五八年公元一九五九年公元一九六○年公元一九六一年公元一九六二年公元一九六三年公元一九六四年公元一九六五年公元一九六六年公元一九六七年公元一九六八年公元一九六九年公元一九七○年公元一九七一年公元一九七二年
民前十五年一月（公元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先设印刷所于宝山路。时在甲午对日首次战争挫败后三年，戊戌维新前一年，中国在创深病巨之际，蕴酿革新运动。此一运动以办理新学堂，从事新教育为中心。新学堂之最早开办者为设于北京之同文馆（时在公元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壬戌），次则为没于上海之广方言馆（时在公元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癸亥），皆以教授外国文为主。随后各省先后开办各种学堂，如福建之船政学堂（公元一八六九），上海之正蒙书院（公元一八七八年张焕纶所创办），天津之电报学堂（公元一八七九年），天津之水师学堂（公元一八八0年李鸿章奏办），上海之电报学堂（公元一八八二年），天津之武备学堂（公元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奏办），广东之水陆师学堂（公元一八八七年张之洞奏办），南京之水师学堂（公元一八九。年南洋大臣奏办），武昌之自强学堂（公元一八九三年张之洞奏办），天津之中西学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办），南京之陆军学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张之洞奏办）。凡此或为专业，或为普通，皆按需要而设，初无整个系统。及公元一八九六，即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前一年，刑部左侍郎李端菜疏请于京师设大学堂，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等，始为整个新式学堂系统之滥觞，然犹待六年后之公元一九。二年张百熙奏进学堂章程，新学堂系统方具体化。商务印书馆则于此六年间之第二年应运而起，期以新式印刷业赞助此革新运动。然此新式印刷业之兴起，实亦有赖于初步出版事业予以支持。商务印书馆之发起人四名，皆为服务于教会所设之上海美华书馆之职工。其中夏瑞方、高凤池二人从事业务，鲍咸亨、鲍咸昌昆弟二人则从事工务；因鉴于上海读英文者众多，其所用课本大多数系英人为印度学生编辑之英文教科书一套，共五六册，其流行名称为Indian Readers（印度读本）。是书并无中文注释，读者与教者多感不便。发起诸人灵机一动，认为如能附人中文注释，即便教学，营业定佳。于是商请一位牧师名谢洪赉者代为译注，并将该书订定中文名称为华英进阶，其首册则称华英初阶。译注将竞，先以华英初阶一册试探市场，初版先印二千册，由夏瑞方君亲向各学校推销，甫二旬，即全部售罄。得此鼓励，于是集资本四千元，由发起四人，各投资一千元，最先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租赁所谓三楼三底房屋一幢，购印刷机数架，创办一家印刷所，兼营小规模之出版事业，先由夏瑞方及鲍成亨咸昌昆弟共同主持，二鲍主持印刷，夏氏则出外推销自印之华英初阶进阶全书，并接受外间委托印件。三君既独立经营，即辞去美华书馆原职，及营业渐发达，高凤池君亦辞职加入。最初一二年获利颇厚，因上述之英文读本，附有汉文注释，为当时创举，极受英文教师与学生之欢迎，销数甚广，同时接受之外间印件，因鲍氏昆弟，有多年技术经验，亲自主持，亦甚发达。故开办未及两年，已觉原租之印刷所房屋不敷应用，乃于次年，即光绪二十四年迁居于北京路顺庆里，共占房屋十二楹，等于原有三楼三底房屋之四倍，并添购印刷机若干，一面扩充排版设备，此外又没一个小规模的营业所。自是外来印件虽与日并增，出版则仅限于一部英文读本，尚嫌不足，却以无适当人才棋以主持编译，于是零星星不免接受若干外来书稿，大都由日文翻译而成，庞杂不精，且多由于直译，难免措词生硬，印刷发行以后，多不能持久，初期之出版物，仅有一部流传至民国时期之日文译本，即所说日本法规大全，余尚及亲见，为书百册，合装一木箱。此为彼时最大规模之出版物，而亦成本最巨，耗去资本不少。于是商务印书馆由获利丰厚之成立初期一二年，渐因开支日巨，其他出版物，亏多于盈，财务周转，亦渐感困难，乃增招外股，以资应付。
王云五，这是一个曾经遭到谴责的名字，一个负面色彩较浓的人物，一个一度声名显赫而又一度沉寂的达官政要，一个出身卑微而又著作等身的文化巨匠，一个文化情绪浓郁而又长于经营和管理的巨贾。作为一个充满神秘和矛盾的复合体，王云五的文集首次在新中国的大陆面世，不谈其内容，仅这一出版事件就是一大卖点。
王云五，这是一个曾经遭到谴责的名字，一个负面色彩较浓的人物，一个一度声名显赫而又一度沉寂的达官政要，一个出身卑微而又著作等身的文化巨匠，一个文化情绪浓郁而又长于经营和管理的巨贾。作为一个充满神秘和矛盾的复合体，王云五的文集首次在新中国的大陆面世
无
我喜欢王云五的书,是个对中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
出版史料比较多
传奇文人，传奇商务。其八十自述，老来平实之语，值得一读。
民前十五年一月（公元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先设印刷所于宝山路。
时在甲午对日首次战争挫败后三年，戊戌维新前一年，中国在创深病巨之际，蕴酿革新运动。此一运动以办理新学堂，从事新教育为中心。新学堂之最早开办者为设于北京之同文馆（时在公元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壬戌），次则为没于上海之广方言馆（时在公元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癸亥），皆以教授外国文为主。随后各省先后开办各种学堂，如福建之船政学堂（公元一八六九），上海之正蒙书院（公元一八七八年张焕纶所创办），天津之电报学堂（公元一八七九年），天津之水师学堂（公元一八八0年李鸿章奏办），上海之电报学堂（公元一八八二年），天津之武备学堂（公元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奏办），广东之水陆师学堂（公元一八八七年张之洞奏办），南京之水师学堂（公元一八九。年南洋大臣奏办），武昌之自强学堂（公元一八九三年张之洞奏办），天津之中西学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办），南京之陆军学堂（公元一八九五年张之洞奏办）。凡此或为专业，或为普通，皆按需要而设，初无整个系统。及公元一八九六，即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前一年，刑部左侍郎李端菜疏请于京师设大学堂，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设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等，始为整个新式学堂系统之滥觞，然犹待六年后之公元一九。二年张百熙奏进学堂章程，新学堂系统方具体化。商务印书馆则于此六年间之第二年应运而起，期以新式印刷业赞助此革新运动。然此新式印刷业之兴起，实亦有赖于初步出版事业予以支持。
商务印书馆之发起人四名，皆为服务于教会所设之上海美华书馆之职工。其中夏瑞方、高凤池二人从事业务，鲍咸亨、鲍咸昌昆弟二人则从事工务；因鉴于上海读英文者众多，其所用课本大多数系英人为印度学生编辑之英文教科书一套，共五六册，其流行名称为Indian Readers（印度读本）。是书并无中文注释，读者与教者多感不便。发起诸人灵机一动，认为如能附人中文注释，即便教学，营业定佳。于是商请一位牧师名谢洪赉者代为译注，并将该书订定中文名称为华英进阶，其首册则称华英初阶。译注将竞，先以华英初阶一册试探市场，初版先印二千册，由夏瑞方君亲向各学校推销，甫二旬，即全部售罄。得此鼓励，于是集资本四千元，由发起四人，各投资一千元，最先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租赁所谓三楼三底房屋一幢，购印刷机数架，创办一家印刷所，兼营小规模之出版事业，先由夏瑞方及鲍成亨咸昌昆弟共同主持，二鲍主持印刷，夏氏则出外推销自印之华英初阶进阶全书，并接受外间委托印件。三君既独立经营，即辞去美华书馆原职，及营业渐发达，高凤池君亦辞职加入。最初一二年获利颇厚，因上述之英文读本，附有汉文注释，为当时创举，极受英文教师与学生之欢迎，销数甚广，同时接受之外间印件，因鲍氏昆弟，有多年技术经验，亲自主持，亦甚发达。故开办未及两年，已觉原租之印刷所房屋不敷应用，乃于次年，即光绪二十四年迁居于北京路顺庆里，共占房屋十二楹，等于原有三楼三底房屋之四倍，并添购印刷机若干，一面扩充排版设备，此外又没一个小规模的营业所。自是外来印件虽与日并增，出版则仅限于一部英文读本，尚嫌不足，却以无适当人才棋以主持编译，于是零星星不免接受若干外来书稿，大都由日文翻译而成，庞杂不精，且多由于直译，难免措词生硬，印刷发行以后，多不能持久，初期之出版物，仅有一部流传至民国时期之日文译本，即所说日本法规大全，余尚及亲见，为书百册，合装一木箱。此为彼时最大规模之出版物，而亦成本最巨，耗去资本不少。于是商务印书馆由获利丰厚之成立初期一二年，渐因开支日巨，其他出版物，亏多于盈，财务周转，亦渐感困难，乃增招外股，以资应付。
岁馀以前，余先后撰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册及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册，历时四载，全部毕事。时余精力尚健，馀勇可贾；原拟就中国经济思想深入研究，续有撰述。适同学周道济博士，方主商务印书馆，以该馆有七十馀年历史，蝉联不断，对我国文化教育不无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力劝余提前撰该馆馆史，以垂永久。
余今以该馆老成凋谢；硕果仅存，唯余一人，是举舍余莫属，只以创始之二十五年，余尚未参加，此段资料，搜集不易，姑努力为之。于是自一九七二年开始，尝试计画搜罗，，从事撰著，期以一年完成。不料老病旋即突发，疲惫万分；甫及半，即搁笔半载。最近病况渐趋稳定，决以馀生完成是举，健康生命，在所不计，卒于去年终全部脱稿。唯后段系扶病写作，资料排列，不无颠倒；且属文潦草，初校势须自任。幸而因病鲜外出，得以全日在家为之，每次工作一二小时，辄休息时许，竞日睡眠多次，以致夜间失眠，其苦滋甚。
是书经余初校后，即承同学王寿南博士代为详校，对于资料之排列先后，多所是正，寿南一面执教政大，一面为是书校雠；辛劳备至，殊可感也。兹已排校完毕，得一千一百馀页，字数超过百万，分量篇幅均与六年前余所撰八十自述相若。然彼时余精神体力均非此日可比，用能一气呵成，毫无困难。今则时作时辍，神智虽不让畴昔，精力实远不逮，扶病为之，苦况不堪言状；错误遗漏，自所难免，唯趁此馀生，完成最后之作，不使信史失传，亦一快事也。
书名定为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盖商务创办，实受新教育影响，而其间作述，亦转而影响于新教育；合并撰述，可知其间关系。读者除借此一觇商务过去七十馀年之历史，与中问屡遭巨劫，如何苦斗复兴，维持不坠。同时并得睹新教育之发展及其与商务之相互关系。
余为保存资料，不稍散佚，以得来不易，不忍割爱；宁滥毋缺，名为长篇，实较适宜。唯以能否及乎生前撰定，殊不敢必；姑暂视同定稿，以存其真。是书出版后，余如尚健在，或更谋浓缩简化，使成名实相符之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关系，此则敢望而不敢期许者也。盖以老病侵寻，一恙未痊，他恙又起，虽雄心不稍衰，其如精力何？诚恐是书殆为余最后之著作而已，不禁感慨系之！
这本书好处有两点。
一是全面。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领头羊，商务的教科书贯穿了中国教育现代转型的整个过程。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对此有详细的记述。其次，对于商务以及现代教科书出版的各种史料，本书都全部抄录，而不是摘引只言片语，好像史料工具书一样。
第二是权威。因为王云五的身份，以及王的学识修养，使本书可以作为研究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教育史等权威资料，尽可引用。
美中不足是排版不太好，字体较大，看着别扭。期盼王云五的书信和日记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