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
2009年5月
江西教育出版社
陈冠中
192
无
七十年代是香港文化脱胎换骨时期。作者所亲历的香港流行文化是个“没有偏食症”的多义词，文化创意产业涵盖了门类繁杂的各种“细艺”：电影、电视、音乐、报纸、图书、美术、时装、设计等等，正是这样一个难以定位的“杂种”，当经济起飞时，社会转向繁荣稳定之时，修在了香港本土文化之果。 本书为一部活生生的香港“本土文化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史。 本书为一部活生生的香港“本土文化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史。讲述的是作者“吾乡、吾土、吾民”——香港的文化香港的人和事。作者亲身参与香港的文化创造活动，见证了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一代香港文化人的思想历程，因此本书也可说是一本回忆录。
陈冠中，1952年在上海出生，香港长火，现居北京。就读香港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修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著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太阳膏的梦》、《总统的故事》、《什么都没有发生》、《佛教的见地与修道》（合译）、《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希米亚中国》（合著）、《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移动的边界》、《城市九章》、《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
1976年创办《号外》，被认为是香港波希米亚文化代表。监制或策划多部香港电影，包括《等待黎明》、《花街时代》、《颠佬正传》、《听不到的说话》、《不是冤家不聚头》、《杀手蝴蝶梦》等，及美国电影Eat a Bowl of Tea、Life is Cheap等。编写舞台剧本《倾城之恋》及《谪仙记》，电影剧本《等待黎明》、《花街时代》、《不是冤家不聚头》等及合编的《上海之夜》、《烈火青春》等。参与发起环保及文化团体包括绿色力量、绿田园有机农场、香港电影导演会，现为绿色和平际董事。
前志急进波士顿到毕业才有头绪新闻写作的学徒速成记者急功远利的好处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启蒙小书店、吊命小书店自己开书店左翼青年小圈子胡菊人与我作为形容词的左翼本地改良主义者七十年代前的国语片和粤语片波牛看电影香港的电影文化基因七十二家房客的三世书尽皆过火，尽是癫狂香港喜剧片：没有走下去的路一九八一香港电影全景那是个好年份在“后新浪潮”时期写剧本新浪潮电视香港电视亢奋的五年寻常百姓家动漫宗师难为了动画片错过了激动的时机H埠连环图教父不再认真听音乐英美流行文化的最后堡垒什么是香港流行曲夜未央，星已陨电视带动粤语歌起飞杂种修成正果点止广告瞄简单迟来的设计意识设计的本地化看，我也会画毛笔画他们都聚在香港了布莱希特之城粉丝改编张爱玲不想记与不想知中国学生周报一张小报的诞生外星人来了巴西咖啡与海运大厦兰桂坊前传及其他白开水可以，白面包不可以时装纪元穿衣记舞舞舞遗珠
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想当作家的年轻人——假设现在还有这样的年轻人——看到我大可松口气：如果连我也算是作家，那么任何年轻人都可以成为作家。 我年轻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供大家学习，故此应是激励大家的好榜样，说明人生是出人意表的。 我在香港上的是英文中学，即是用英文授课的那种学校，除了——中文中史课。一位中文中史课的老师调侃我们说：你们这些学生，中文不好，就说自己上的是英文学校，英文也不好，就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中文不好，英文也不好的正常学生。 可是，我还真有看课外中文书——武侠小说，以金庸为主体，旁及梁羽生和一份叫《武侠世界》的香港武侠小说月刊，并从后者延伸阅读到倪匡的现代版武侠小说如《女黑侠木兰花》。 从来，只听说有同代人因沉迷武侠小说而挨父母的骂。武侠小说在家中的地位如今天的电子游戏，年轻人想象力再好也没想到说自己看武侠小说是为了练习中文，正如今天电子青年不会说打机是为了锻炼拇指。我父母虽不曾阻拦我看“类型小说”，我却直觉的知道这玩意是属于“有罪的乐趣”，从不敢张扬，因为天地良心我可知道自己追读武侠小说不是为了学中文。 多年后，我在加拿大上中学的儿子说他看完了第一本中文小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我情不自禁说：感谢武侠小说，感谢金庸。时代真的变了。 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念中学的时候，香港有数以百计的“文社”。既自称文社，社员看的大概不止是金庸倪匡，说不定还读……文学？这我可要抱怨了，文社中人今天侃侃而谈当年如何遍地开花，怎么我就没遇上过一家文社，也没有一个社员来勾引我，白让文学和我擦肩而过？害得我现在每碰到大陆作家，听他们谈起中学时期看这本那本俄罗斯小说，只能回应说我在看港台两地的武侠小说。 只有当我听到大陆知识女性说《安娜·卡列妮娜》如何害她们浪费青春为了等待伟大爱情的来临，我才想起香港同代女人真幸运，因为她们只看了亦舒。 我的使小坏报复方法，是找机会说一九七一年我就看了张爱玲主要的短篇小说，大陆朋友一算，那时他们还在“文革”呢！其实，香港台湾看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更不用说白先勇余光中金庸琼瑶，远比同代大陆人早。 大学一年级期间，我在文艺书屋接触到“文学”，也写了几首诗和短篇小说，发表在学生刊物上，基本上是在模仿白先勇和余光中。你以为我真想当作家？不是，是想吸引女生的目光，谁知这一招在当年崇尚英文的香港大学是不灵的。这里我又可以做反面教材了；我很快忘了文学，二年级后不再用中文写作，心思花在运动场、舞会、话剧、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电影、电影、电影。 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是个好案例，现在任何想当作家的年轻人的文学条件都比我当年强，谁也不该再有心理障碍了。 以下的一段已经没有多大普遍意义，算是我个人的历程。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短暂留学，回来后在英文小报任职，觉得终于可以用简单英文来写作了：浅白短句，删去多余的字，力求紧凑，少碰形容词，杀死助动词，把心思放在挑选准确的名词动词和偶然来一下的警句，像海明威、雷蒙·卡佛……可能只是像写类型小说的雷蒙·钱德勒、达许·汉密特……可能都谈不上，但确可以雕塑出一篇篇的文章。 用同样的纪律去写中文又如何？我没把握，但想试一试。可以说，因为开动了英文写作，我才想到写中文。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中文系毕业的大学同学陈少棠推介我去看沈启无编辑的《近代散文抄》，受周作人和俞平伯所写的序和跋里的弦外之音鼓舞，深幸赶上王纲解纽、人心不古的颓废好年代，在谁都管不了谁的香港，放胆写吧， “老老实实说自己的话”（俞平伯语）吧。一九七六年，我重新试着用中文写作。 启蒙小书店、吊命小书店 香港人稠租金贵，薄利的民间小书店要上楼，开在阁楼、二楼、更上层楼。 在网络书店出现之前，我猜想，每个香港读书人都曾有过一家助他启蒙的书店，而在启蒙以后的日子里，则还需要一家长期解渴济饥的吊命书店，否则读书人在香港的日子太难过了。这点，被宠坏的台北读书人不一定能体会到。 我的启蒙书店是开在尖沙咀某商住大厦五楼的文艺书屋，吊我命的是湾仔某二楼的曙光英文书店。 不算早也不太晚，我踏进了对的地方，当年文艺书屋小小的房间内，陈列着整个大中华当代文化的亮点，包括文星丛刊、李敖、柏杨、余光中、张爱玲、於梨华、白先勇、聂华苓、刘绍铭、王文兴、欧阳子、叶维廉、王尚义、席德进、司马中原、梁实秋、林语堂、林海音、何秀煌、殷海光等等。在传奇的六十年代，中文精英文化最有创作力的地方竟然是政治仍然高压的台北，当时香港在这方面是要仰望台北进口的。而在六十、七十年代交接的几年，文艺书屋就像是台北非官方精英文化在香港的窗口。几年后，台湾的出版业更蓬勃，但对香港读书人的启蒙效应却不如当年了，时势使然。 早期我每次都带着朝圣的心情上文艺书屋，我认为我在文艺书屋里面找到的教育，不次于几年后在哈佛书店。大一那年我买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自己也惊讶怎么会买这样的书，而且是很不精致的硬皮本，那惊讶度仅次于同年圣诞节去台北旅行，一回神发觉自己竞买了盗印的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五巨册，还要抬回香港。我偶然会做不按牌理出牌的事：意识还没到，就先出了手。 后来我进了文化圈，自然知道文艺书屋的老板是王敬羲，爱奥华大学文学硕士，之前是台师大的香港侨生，跟《现代文学》很多同人是先后师友，我七二年还读过他的小说《康同的归来》，以当时幻想留学的情怀觉得挺好看。王敬羲曾负责过香港版的《纯文学》杂志——这刊名真够camp，后出版著名的《南北极》杂志一直到九十年代。但是，港台两地书业似跟他早就不往来了，书店里的大部分台湾书，版权页都写着是文艺书屋出版，或文艺书屋总代理。多年后我再访，里面来来去去主要还是早期那一批书，好像时间停顿。 文艺书屋完成了历史任务，不再是我的解渴济饥书店，七十年代中香港已有多家小型中文书店超越了它，包括我也有参与的一山书屋。我的问题在英文书。 香港有三家老牌的正规英文书店：中环德辅道的图书中心、尖沙咀乐道的辰冲书局和海运大厦的图书中心（后者已不存在），都不错，跟英美的主流书店大致同步，是我在香港生活的固定访点。只是，我对非小说特别是某类人文社科书的偏食，不是它们能满足的，但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不可能有一家像三藩市城市之光这类书店来专门满足我们。不可能？偏偏就有个马国明，开了家曙光图书公司，专卖这类英文书，而且挑选之精准永远超过我的期待。 自从曙光和青文书店分用一个二楼单位，它就长期纳入我的生活地图里，让我知道郁闷的时候有个地方可去，吊住我这样在香港的英文读书人的命。我长期观察的结论是，曙光在哲学与社科英文书方面的质与量，犹胜于台北诚品书店的旗舰店，而近十年两者的书种又皆胜过三藩市城市之光书店地下室提供的非小说选择。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特别对小规模的曙光来说，点点滴滴都是心血工夫。 真是一个人可以让世界——至少是我的生活世界——不一样，没有马国明这样的一个人，香港压根儿自始不会有这类书店，曙光能够出现在香港，坚持存活多年，不大不小是奇迹，也是多元香港的光荣见证。 现在马国明退了，而我们都习惯了到网上购英文书，不靠曙光吊命，但读书人还得逛书店，大的小的、地面的楼上的、主流的另类的，多一家总比少一家好。 自己开书店 隔行如隔山，小小的文化圈，每一块都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就算自以为可以无所不谈，其实还是自说白话。之所以吾生有涯、学海无涯，这是我在一山书屋的体会。 黎则奋是低我一届的大学学弟，是个坚定而且张扬的社会派，我特爱听他亢奋的谈香港学运社运政治，特别是攻击对手国粹派。他对我的一大贡献是一九七六年初邀我一起开办一山书屋，跟学长陈文鸿曾澍基、学弟妹张嘉龙钟小玲做合股伙伴并近距离接触。 一山书屋除了在湾仔某破楼的阁楼卖书外，也自己出版书。除了出正版新书外，也盗版别家的书，只是我们盗得很有原则：只盗版当时“四人帮”禁掉的书。我相信这是知识结构奇特的陈文鸿在主导的，否则那时候在香港谁会想到去重印延安时期已被批斗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去替周恩来出选集，去结集毛泽东原文！
无
之前看了陈冠中的《城市九章》，再看《事后》，更有深度了，这本书写香港的音乐、电视、电影较多，值得一看。
香港文化研究必看，70年代的文化名流尽在《号外》。
“事后”是今天左派不可多见的思考总结，不一定支持他的说法和结论，但是支持他不断在理论中思考。旨在理论中思考的香港左派，才会知道我们不在《盛世》。他的书都会买，不一定是支持，是知道有人在思考。
好书，体现了香港的变迁
文化人谈文化 前半部很适合大学生看看
平实的文字
看后感触颇深！
还没开始看，但是绝对是社科类。
顾文豪
□自由撰稿人，上海
时间好快。一拨拨的潮流时尚浪头掀过，一叠叠的艺文报刊被送进废品站，一张张彼时俏丽鲜妍如今悄然落幕的颜容，不知有几人有心记得给我们的过往书写简报刻下年轮？比起近时动辄催人落泪或使人气闷的往事追忆类书籍，陈冠中的《事后》有本事让你既读得开怀大笑亦不妨掩卷沉思，好像在看一部描绘三十年香港文化辗转的黑白片，带着那个年代独有的温情含蓄，嚣张不安分。
陈冠中无疑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人。出生上海，香港成长，后负笈留学美国，主修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相较今日的学术发展，容或彼时在学理上未必有当下的花样百出，但自有今日所不可比的元气淋漓；返港后，亲身参加各种文化浪潮，办杂志、做活动、弄讲演，在别人眼里许是不务正业，可即是这样造就了一段香港文化的盛世年华，如今竟无端令人缅想。如同作者自述的那样“到大学，不想被广大同学说是文艺青年，以免断了其它好玩的路。没想到自己会一步一步地走上这条幽径，履逢山穷水尽，偶遇柳暗花明”，玩文化直是走上曲径，况且前途未必通幽。
全书有六十多小节，或回首少年求学历程，陈冠中慨叹自己“后知后觉，一不小心荒废掉大学三年光阴”；或事后明晰早年新闻学院的修行锻炼是“让你看到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该是什么模样，有了这个经验后，处于等而下之的现实里或许还能记住底线所在”，因为“新闻学院真正让学生受用的，不是技术训练，是人格培养”；又或是勉励爱写字的后进放胆写作，不必害怕成不了作家，因为当年自己只是靠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才多少维持了一点中文书写的能力。
最让我感动的是陈冠中写香港二楼书店的那几篇。陈直接唤这些身居高楼、命途蹇窘的楼上书店是“启蒙小书店、吊命小书店”，信然。香港虽被人视为“文化沙漠”，其实出版业颇兴旺，即使地少人稠，人心不古，可总有那么些人逆流而上，让读书人得以启蒙，得以续命喘息。“不算早也不算晚，我踏进了对的地方，当年文艺书屋小小的房间内，陈列着整个大中华当代文化的亮点……在六七十年代交接的几年，文艺书屋就像是台北非官方精英文化在香港的窗口”，作者自陈每次上这家书店都带着朝圣的心情，认为自己“在文艺书屋里面找到的教育，不次于几年后在哈佛书店”。读书就是这样，只要打开视界，难免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文艺书屋渐渐完成历史使命，要再有进境，必须改弦易辙，好在有个马国明开了家曙光图书公司，专售英文社科学术书籍，不啻真是读书人的一缕曙光，照彻前程，不得不感谢“真是一个人可以让世界———至少是我的生活世界——— 不一样”，“曙光能够出现在香港，坚持存活多年，不大不小是奇迹，也是多元香港的光荣见证”。
读完全书，恍然发现，前半部分多是描绘作者一己的早年修行，后半部分则是香港文化的多棱镜，借此一斑窥全豹。一九六二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世界电影文化基因总算在香港完整移植，此后香港电影异军突起，蔚然可观，难怪作者认为“就香港来说，在广泛的文化领域里，电影文化的基因库是建设得最为完整的”；香港电视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零年亦是亢奋勃郁，TV B与佳视互争短长，长达一百二十九集的《狂潮》引得全城如潮，边看电视边吃饭，竟弄出一新名词“电视捞饭”；连环画方面则有黄玉郎与上官小宝两根台柱，几至人称“要写香港十多年来的连环画发展史，就等如写黄玉郎的发展史无异”；是到了七十年代，香港整个艺文环境有了硬件软件的新飞跃，1973年始，香港每年举办国际艺术节，第一届邀来了傅聪和小泽征尔，1975年有了香港艺术双年展，更要紧的则是一拨拨日后对香港文化影响深远的大人物开始登埠上岸，他们是荣念曾、姚克、柳存仁、林敏怡、董建平等等；不单是西方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即使纯然国粹的老古文化亦同样在香港开枝散叶，沈苇窗办《大人》、《大成》杂志，是南来艺文戏曲界怀旧及交流的平台，香港中文大学美术系一度名家云集，岭南派主力转战香港，牟宗三1961年来港，徐复观1970年到新亚书院，可谓少长咸集。
面对如此繁华胜景，议论真是廉价而多余。《事后》是风流云散后的一回小盘算小清点，但我不以为无用，实则是告诉提醒茫然抑或眩晕的我们，自己玩的种种花样兴许早已给当年的江湖豪杰耍尽了。现下兴起了对一个年代的追忆，但就我读见的而言，多是沉溺而不自知，骄傲而无反省，未见有事后的清醒与通达。而此书文笔清丽，述事怀人均态度平正，偶尔的幽默轻松则是谦虚恭谨的表现了，这点是我尤其称道陈冠中此书的。相较陈而言，我们的文化界不知有多少糊涂账摆在那里，没人理。
刊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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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我呢，内容给那呢，介绍你有啥用，
佩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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