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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刘劭 武汉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7  

出版社:

武汉出版社  

作者:

刘劭  

页数:

212  

译者:

秦云侠  

Tag标签:

无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最具系统性的品鉴人物的经典专著,又名《鉴人智源》,探讨人的内在才性与外显能力及行事效用的关系。以儒家中庸思想为主导,融合了道、法、名、阴阳诸家学说,并多有创见;强调德才并举,内在人格与现实功利兼顾,提出了兼德、兼才、偏才,英和雄等概念,堪称识^用人的集大成之作。本书涵盖生理、心理、才能、德行、政治等多维结构的科学体系,为品评、选拔人才提供了理论依据;其识见高明,颇具实践性,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全书共三卷十二篇,分别为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全面阐述了人才的类型、层次理论及鉴别方法,各类人才的优缺点及适宜职业,才性对事业的利害影响,识别人才的疑点误区,用人的品格度量等。每篇后附有精彩释评,并遴选古今经典案例,指点识人蹊径。二百余幅古代名画,精美四色印刷,尽显卓越高迈的人物风范。

作者简介

刘劭,字孔才,魏朝广平邯郸人,生于汉灵帝年间,卒于魏齐王年间。魏建安中为计吏,曾任尚书郎、陈留太守、征拜骑都尉等,赐爵关内侯。卒,追赠光禄勋。
学问详博,曾执经讲学,通天文、律令,文学造诣很高。除《人物志》外,编有类书《皇览》,参与制定《新律》。著有

书籍目录

《人物志》隆庆本阮逸序《人物志》隆庆本文宽夫跋《人物志》隆庆本宋庠后记《人物志》隆庆本王三省“序人物志后”《人物志》嘉靖本顾定芳跋郑曼重刻《人物志》跋(隆庆本)《人物志》刘元霖本刘元霖跋《人物志》李苘本李苘跋《人物志》彭家屏本彭家屏跋《人物志》艺林堂刊本王谟跋略述刘劭《人物志》《人物志》自序九征第一体别第二流业第三材理第四材能第五利害第六接识第七英雄第八八观第九七缪第十效难第十一释争第十二

章节摘录

  孟子曾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亦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从个人立场讲:当世界陷于绝望时,只有退避一旁,采明哲保身之一法。但自另一方面讲:世道否塞,终需要物色人才来扭转此局面。刘劭写《人物志》,并非站在私人立场着想,而是站在政府立场着想。他的意志是积极的,非消极的。因此他衡评人物,一讲德性,一重才能,务求二者兼顾。换言之:衡评人物,不能不顾到其对当时人群所能贡献之功利一方面。若要顾到人群功利,即需讲才智。若无才智,如何能在此社会上为人群建立起功利?故刘劭《人物志》极重人之才智,但也并未放弃道德。而他书里,也并未提到隐沦一流,这是此书一特点。  今问人之才智何由来?刘劭以为人之才智乃来自自然,此即所谓“人性”,孟子亦是本“才”以论性。当三国时,才性问题成为一大家爱讨论的问题。因在东汉时,社会极重“名教”,当时选举孝廉,孝廉固是一种德行,但亦成了一种“名色”。当时人注重道德,教人定要作成这样名色的人,教人应立身于此名色上而再不动摇,如此则成为“名节”了。惟如此推演,德行转成从外面讲。人之道德,受德目之规定,从性讲成了“行”,渐渐昧失了道德之内在本原。现在世局大坏,人们觉得专讲当时儒家思想,似乎已不够;于是又要将道家思想掺人,再回到讲自然。认为人之才能,应来自自然。但一讲到自然,又会牵连讲到邹衍一派之阴阳家言。在先秦以前,各家思想本可分别来讲;但汉以下各家思想已渐汇通,不能再如先秦般严格作分别。当时人把自然分成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性亦分别属之。即如近代命相之说,也仍把人分“金性”“木性”等。当时人把儒家所讲仁、义、礼、智、信配人五行,变成了五性。那一性的人,其所长在何处。但刘劭《人物志》并不看重那些旧德目,他书中提出了许多新意见。他说人才大概可分为两等:一是“偏至之材”,此乃于一方面有专长者,如今称科学家、艺术家等。在刘劭说来应都属此偏至之一类。第二是“兼材”,即其材不偏于一方面,而能有兼长者,依近代人观念,其人如是一文学家,若定要同时兼长科学,岂不甚难?然此等本属西方人侧重职业与知识的分法,中国人则不如此看人。人品不以知识、职业作分别。今天的我们,都已接受了西方人说法,多将人分属于某项知识、某项职业之下,乃对刘劭所提兼材一项,骤难了解。  我们试再就此讲下: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人分成十二“流”,中国人所谓流品,亦即是品类之义。此十二流乃依其人之性格言。人之“才”皆自其“性”来。如有人喜讲法律;有人喜臧否人物;有人善文辞。此皆所谓才性不同。刘劭所分十二类中之第一类,称为“清节家”。他说如吴季札、齐晏婴等是。因此类人禀此性,便宜做此类事,即其才之专长在此也。其第二类称“法家”。此非指先秦诸子中之法家学派言。法家学派指的是一套思想;而刘劭所指则是某一类人之性格。如管仲、商鞅等,此一类人,性喜讲法律制度,因此其才亦于此方面见长。第三类称为“术家”。如范蠡、张良等是。因于人性不同,而其所表现之才能亦不同。如:管仲、商鞅,他们每能建立一套制度或法律,然遇需要权术应变处,即见他们之才短。  前三类皆是所谓“偏至之材”。但亦有其人不止在某一类事上有用,而其才可多方面使用者。此所谓“兼材”,即其才不限于某一方面、某一类事。刘劭言:如此之人,即具兼材之人,乃可谓之“德”。依照刘劭如此说来,“德”自在“才”之上。但其所用德字之涵义,显与指仁、义、礼、智为德者有辨。刘劭又谓:若其人又能“兼德”,此种人则可谓之“圣人”。故刘劭心中之圣人,应是一全才之人,至少应是一多才之人。刘劭主张在偏至之才之上,更应注重兼材,此种人始是有德;如曹操不可托以幼主;而诸葛孔明则可以幼主相托。此因孔明兼有清节之才;而曹操不能兼。刘劭又谓:若“兼德而至”,谓之“中庸”。此处所谓之中庸,亦不同于儒家所谓之中庸。刘劭之所谓中庸者,实是兼备众才,使人不能以一才目之,甚至不能以兼才目之。因此刘劭将人物分为三类,即:“圣人”“德行”与“偏材”。中庸则是圣人。复下有“依似”,此乃勉强学之于人,而并非出自其人之本性者。此下又有“间杂”与“无恒”。如其人今日如此,明日又不如此,便是间杂、无恒。“依似”与“无恒”,皆不从其人之本性来,只从外面强学,故有此弊。盖因东汉重名教,人渐向外效慕,刘氏特加矫正。然刘劭仍将“德行”置于才智之上。他的意见:德行应由内发,而仍必兼有才智。谓基本原乃出于人之天性,因此主张要“观人察质”。他意谓:要观察一个人,必注重观察其性格。此处察质之“质”字,其涵义独不止是“性质”义,且兼有“体质”义。直至今日论人,犹不相骨、相面之说,此即观人之体质也。其人或厚重、或轻薄、或谨慎、或粗疏,皆从其人之体质与性质来。此种意见,实亦流传迄今,仍为一般人所信奉。  但“观人察质”更有一重要处。刘劭说:看人“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此两语实有深意。若论圣人,本即是一聪明人,目能视,耳能听,所视所听又能深入玄微,这便是其人之聪明。又如同读一书,各人所得不同,此即其人之聪明不同。圣人便是聪明之尤者。但在看一人之聪明之外,更应察其性格之能平淡与否。此语中极涵深义。从前儒家多讲仁、义、礼、智、信,把美德渐讲成了名色;至刘劭时便不再讲此,转移重点,来讲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之最高者,刘劭谓是“平淡”一格。此如一杯淡水,惟其是淡,始可随宜使其变化,或为咸、或为甜。人之成才而不能变,即成一偏至之材,其用即有限。故注意人才而求其有大用,则务先自其天性平淡处去察看。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魏·刘劭  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  ——宋·阮逸  一部将两汉学术思想开辟到另一新方向之书。年轻时读《人物志》,至“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一语,即深爱之,反覆玩诵,每不忍释;至今还时时玩味此语,弥感其意味无穷。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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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识人标准的错误。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以“名”为标准,“察誉有偏颇之缪”。“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而耳所听采,以多为信”。(《七缪》)因此,决不能以“皆誉”、“皆毁”作为识人的标准。况且“奇异之才”并不是众人所能识鉴的。其二是以“己”为标准,“接物有爱恶之惑”。由于“喜善疾恶”是人之常情,但每个人的爱恶又极不相同,而事物又是一分为二,有非的一面又有是的一面,“虽非尤有所是”,如果“以其所是,顺己所长,则不自觉,情通意亲,忽忘其恶。”而“善人虽善,尤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长,以其所长,轻己所短,则不自知,志乖气违,忽忘其善。”(《七缪》)这就会造成“各自立度,以相观采”而是非不辨的结果。其三是以“贵贱”为标准。“论材有申压之诡。”社会地位的差异一方面给人造成心理上的错觉,另一方面也使善恶的表现多所曲折,使人不易辨识:“上材”之人,不论穷达,都能表现其善,而“中材”之人,“则随世损益”,“籍富贵,……虽无异材,犹行成而名立。贫贱则欲施而无财,欲援而无势,亲戚不能恤,朋友不见济;分义不复立,恩爱浸以离,怨望者并至,归非者日多。虽无罪尤,犹无故而废也”。(《七缪》)地位低下的人才,尤其容易被埋没。二是识鉴人物的方法的错误。刘劭主要分析了以下几种错误。其一,谬于现象,不见本质。“观奇有二尤之费”,特别突出的人往往难以识辨,因为“尤物不世出”,“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测其玄机,明异常”,因而“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直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七缪》)其二,只明一点,不求全体,因而“得者少而失者多。”其三,滞于一端,不通其他,固定僵化地看待人。刘劭说:“或志趣变易随物而化;或未至而悬欲,或已至而易顾,或穷约而力行,或得志而纵欲”(《效难》)不了解上述的变化,就会有“居止变化之缪。”


刘劭在《人物志》中提到了十二种人流之业,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和雄杰。毫无疑问,此十二都属将才之列,是君主治国平天下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一国之君如拥有了这些将才,并能统率驾驭,那么便能向魏征所说那样“各司其职”“垂拱而治”,天下太平了。刘劭身处三国西晋时期,正是中国人才最盛之时,可以说对刘劭治著思想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关系。然而刘劭在例举这十二种人才时,并未有一人出自该时期。原因当然不会是彼时没有那样的人才,究竟何故也不是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所以我就依自己的浅见,按刘氏之门类来谈谈三国之人才。其中必有疏漏不妥之处,务请各位大家指正。


正论识别人才的复杂性及其可能发生的失误刘劭《人物志》第九、第十讲述"八观"、"七缪",即识别人才、驾驭人才的方法,多属于察言观色的经验,缺少注重实践检验的方法。但它善于作具体分析,有辩证看法。


刘劭论述的“情之理”是一门内容丰富并具有相当科学性的心理学科。虽然“情之理”与现代的“心理学”相比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但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来看,却有许多相同之处。(1)研究对象基本相同,都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只是一个研究的范围广、水平高,另一个研究的范围窄、水平低而已;(2)研究内容基本相同,都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和发展规律的;(3)研究方法也有相同,都将观察法作为经常使用的重要研究方法。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情之理”就是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情理之家”就是中国古代的心理学家。由此而论,我国心理学的诞生最晚以三国时期刘劭的《人物志》问世为标志,是不过分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这种品鉴人物的著作,在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已可见其基本样貌。三国以后,则有曹丕《士操》、卢毓《九州人士论》等作品,然皆已亡佚。《人物志》为现存可见最具系统之作。


此句堪称经典.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人物志是一本难科的人才学专著.


人物志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人才学典藉.


识人是一门心理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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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这本书我是在百家讲堂王立群教授讲史记中得知的,这本书对古人的理解及评价对我们后人有着深厚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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